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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两翼取得胜利的法军骑兵扑向意大利、西班牙步兵的侧面,一举定胜负。逃跑的皮卡第和加斯科涅部队也回身反攻。纳瓦罗的部队在各个方向受到兵力大得多的敌军攻击,终于支撑不住了。但他们尽管损失惨重,阵形一直没有散,尚有3000之众,保持密集队形沿着龙科河堤走,最后逃出生天。步兵统领纳瓦罗与两位骑兵统领,法夫里希奥·科隆纳和佩斯卡拉都成了阶下囚。不过,法军统帅加斯东·德富瓦带着一批骑士想要打破撤退中的西班牙矛兵方阵,结果阵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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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文纳会战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进攻方炮兵发挥的作用。加斯东故意让炮兵率先独自开火,这不仅是为了疲敝敌军,为接下来的骑士和步兵进攻做准备,也是为了通过火力诱敌出击,离开易守难攻的阵地。加斯东是有意为之,而非无心插柳的事实,这一点不仅有圭恰迪尼笔下加斯东对部下的讲话为证,更得到了佛罗伦萨大使潘多尔菲尼(Pandolfini)证明,他当时在战场上的法军一侧。马基雅维利也在《用兵之道》(1:206)中也说:“西班牙人被敌军火炮逼出了坚固的阵地,被迫出战。”法军炮兵只用在了左翼的西班牙骑士上。于是,我们会有一个疑问:西班牙人为什么不把骑兵撤下来,换上一支步兵来保护骑兵前面的火炮;步兵卧倒可以一定程度上免遭炮火杀伤,步兵主力就是这样做的。答案是骑士不能轻易从他们所在的位置撤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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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骑士违背计划,擅自上前,结果先是自己败了,接着步兵也败了。事实上,步兵本来都快打赢了,但还是因为法军骑士的侧面出击而落败。假如西班牙骑士在阵地上等着法军来攻,他们估计是能顶住的,因为据潘多尔菲尼记载,最前面的战壕与法军来攻必经的龙科河只有20英寻(约37米)的距离,而纳瓦罗手里有500名可随需调遣的矛兵,一旦骑士遭到进攻,陷入肉搏战,预备队可以立即上前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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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法国人在拉文纳打了一场大胜仗,但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在这场胜利中,德意志国土佣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现在,皇帝命令他们退出法国阵营,他们同意了,只有800人左右没有服从皇帝的权威。然而,之前在冬季撤回本土,让法国人腾出手来对付西班牙的瑞士人回来了。瑞士现在成了教宗和威尼斯共和国的盟友,又得到了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的认可,于是派遣1.8万人从蒂罗尔出去与威尼斯军会合,联军的威势吓得法国人不敢再战就离开了意大利。从拉文纳会战到法军通过塞尼山口(Mount Cenis)回国只过去了两个月,米兰地区只有几座城堡还有法军驻守。有人可能会认为,法军统帅加斯东·德富瓦的丧命让法国丢掉了全部胜利果实。但是,把这句话倒过来无疑才更加正确:正是因为年轻法国王侄像骑士一样战死了,人们才没有将他的名字与紧随而来的战略失败联系在一起。我不知道他能采取哪些与继任者拉帕里斯(La Palice)根本上不同的、更合适的做法。面对绝对的兵力优势,哪怕是战略天才也要服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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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瓦拉会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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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3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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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拉文纳打了胜仗,但法国人还是很快被政治同盟逼出了意大利。形势很快又发生变化,为法国人打开了大门。威尼斯转投法国一方,瑞士联邦的政治态度也暧昧起来。一支法军再次带着大批德意志国土佣仆现身意大利,夺取米兰,将米兰公爵马克西米利安·斯福尔扎(Duke Maximilian Sforza)及其瑞士盟军困在了诺瓦拉(Novara)城中。正当城内局势在法军精良火炮的威力下危如累卵之际,北面来了一支瑞士援军。法国人决定赶在援军前面与东边的威尼斯盟友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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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时分,长途跋涉而来的瑞士军队只有半数抵达诺瓦拉,撤围、运走大炮和大批物资都极其费时费事,于是法军当天只走到了诺瓦拉4千米外,在小镇特雷卡泰(Trecate)对面一处沟壑纵横的泥泞地带扎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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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军的不慎之举没有逃过瑞士将领的法眼。瑞士人的战术最适合突袭。自莫尔加滕会战以来,他们就懂得了出其不意的战略价值。部队傍晚刚刚进入诺瓦拉,当晚将领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立即出击,甚至不等另一半部队赶来。临近午夜时分,法国人才听见城里的瑞士人有动静,以为是他们在宴饮庆祝解围。据说,与特雷穆耶(Trémouille)同掌法军的特尔武里齐奥有言:“那群酒鬼都睡下了,咱们可以安心上床了。”法军当时拖着一座拉马克伯爵(Count de la Marck)发明的由木板和木棒拼成的木堡。这个累赘肯定让行军变得非常困难。再说了,木堡不会太实用,因为它太小了,不能把全军都围在里面。不过,法国人当晚觉得特别安稳,甚至没有把木堡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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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间,营中四处有人高喊瑞士人杀过来了。强悍的山民在强行军和宴饮后只休息了几个小时就再次集结,当时连天还没亮,接着像“暴躁的马蜂”一样走出大门,越过倒塌的墙壁来到野外,“要找出敌人的位置,跟他们碰碰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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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次看到了三阵布局,但根据实际情况做了精心调整。北路步兵不多,任务是包抄右翼,马克西米利安公爵和手下的意大利骑士也在这一路。中路负责攻打布置了火炮的法军营地正面,兵力也不强。它的任务不是直接进攻,一开始要在几门火炮的支持下发动佯攻,吸引敌方的注意力。大部队则要在小树林的掩护下从南侧包抄敌营,以回避危险的炮火,然后全力扑向法军的真正主力——德意志国土佣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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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军步兵大约都是1万人。但法军还有强力火炮以及至少1100名重骑兵和500名轻骑兵。这支瑞士军队未尝败绩——自信会带来强大的力量——其素质或许要比国土佣仆和法国步兵高一些。但后者,尤其是国土佣仆同样有实战经验、信心和本领,而且在阵地战中,瑞士人的剽悍大概比不上法军的骑兵和炮兵优势。但袭击的突然性把一切都拉平了。当然,这一次没有穆尔滕会战那样出乎意料,也没有发生恐慌。列好阵的国土佣仆是主力,骑士披挂上马,其他单位也摆出了阵势,但彼此之间并无合理的协同。法军统帅特雷穆耶只来得及穿半身铠甲就要上马指挥,但我们看不到一点真有人指挥的迹象。两路瑞士偏师吸引了大批敌军,那里的法军取胜后本来可以去左翼支援酣战中的国土佣仆,但他们并没有转入攻势。尤其有意思的是,平时奋勇的骑士同样无动于衷。最后只有不到40名骑士战死,圭恰迪尼直斥他们怯懦。这看起来太不可思议了,于是有学者认为原因是地形松软,不利于骑士作战,这或许也有些道理。但法国人不可能扎营于如此不利以至于重骑兵完全无法施展的位置。军事史给出了另一种解释,这就是我们从马拉松会战中的波斯骑兵和无数中世纪战斗中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的现象——骑士几乎是指挥不动的。如果让骑士在酣战中进攻一个具体明显的目标,他们会完成只有他们能完成的任务。但只要有任何干扰出现,他们就丧失了威力,因为他们是单打独斗的武士,不习惯组成紧密阵形和服从号令,喜欢自行其是,不可能与战友在正确的位置、正确的时机,为了正确的目标而协同行动。这几个人逞勇攻打一处,那几个人攻打另一处。有些人按兵不动,想等着援军抵达或局势明朗,还有些人觉得仗已经输了,不愿意再做无谓的牺牲。国土佣仆成功将部分火炮转向并转移,形成了面朝执行包抄任务的瑞士军的新正面。他们的钩铳对付大队敌军也很有效。假如在任何一个时间点,有几百名法国骑士杀向即将与国土佣仆展开肉搏的瑞士军主力侧翼,那么国土佣仆肯定能够顶住,尽管有少数骑士大胆地冲向敌军单位,但他们造成的迟滞效果和大炮火枪一样微小。在中央和右翼的法国部队惊慌溃逃之后,发动猛攻且后来得到其他部队支援的瑞士军击败了国土佣仆,而且瑞士人的包抄行动切断了对方的天然退路,国土佣仆惨遭屠戮,几乎全军覆没。9法国步兵像骑士一样逃之夭夭,损失不大。其中一部向东边的特雷卡泰撤退,一部向北逃窜,然后绕过诺瓦拉城北,朝诺瓦拉西南边的韦尔切利(Vercelli)而去。逃向特雷卡泰的部队带着抢救出来的战争物资,从瑞士军的南边绕回了韦尔切利,与另一支败兵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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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营中的所有火炮都成了瑞士人的战利品。马克西米利安公爵在信件中说,尽管这场战斗只持续了一两个小时,但付出的代价比先前都要大,多达1500人阵亡。大炮火枪的威力和国土佣仆的困兽之斗都是瑞士人之前作战时从未感受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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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莫塔(克雷亚佐)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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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3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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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相当大的兵力优势,威尼斯将军阿尔维亚诺(Alviano)于维琴察(Vicenza)以北攻击威尼斯、德意志、教廷三方联军,结果战败,其中既有他下令从侧翼包抄的重骑兵陷入了沼泽中的因素,也是因为他手下的意大利步兵惧怕佩斯卡拉统领的西班牙士兵和弗隆斯贝尔格统领的德意志步兵,没能顶住对方。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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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尼亚诺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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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年9月13—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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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瓦拉会战后,瑞士人乘胜追击,于同年秋季侵入法国本土。他们与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结成了紧密的同盟,皇帝不仅派出了骑兵和炮兵支援,本人也随军出征。同时,英格兰从北边入侵法国,法国在吉内加特吃了败仗,竟然异想天开地认为英格兰与瑞士以巴黎为共同目标,要在城下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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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与瑞士的联军进入勃艮第,现身于第戎(Dijon)城下。正当城市在炮火下眼看就要屈服时,法国人觉得除了答应瑞士人的要求,别无解救之法。为了挽救城市,第戎司令特雷穆耶与瑞士人签订了协议,规定法国国王放弃对米兰的宣称权,并承诺支付40万克朗作为战争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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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协议并未履行。随着一次次战役的进展,瑞士军队愈发骄纵贪婪。还没等收到法国国王的批复,他们在第戎城下就无法保持集结状态了。紧迫的危机刚刚过去,国王深吸一口气,宣布他愿意如数支付赔款,但打算保留对米兰的宣称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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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3年,作为马克西米利安·斯福尔扎公爵的雇佣兵,瑞士人从法国手中夺取了米兰。但米兰年轻的统治者从此完全成为盟友们的附庸。他不仅被迫直接交出了边境上的一系列地方,付给盟友20万杜卡特,而且公爵本人和整个公国都被置于瑞士联邦的长期庇护之下。他给联邦的信里写道,他们可以将他的人身、他的土地、他的人民、他的财产当作自己的,而且他们是他法理上的父亲,他本人和他的米兰城都接受其保护,作为回报,他会像儿子对待父亲那样对待他们。瑞士人把他的话当真了。他们占领了多座坚城,每年索要4万杜卡特,并通过常驻大使指挥公爵施政。这种关系可比拟于今天(1906年)法国与突尼斯和突尼斯贝伊的关系,或者英国与埃及的关系,或者民族大迁徙初期罗马帝国与归附的日耳曼部落的关系。因此,瑞士人坚决要求法国国王放弃对米兰的宣称权才不是为了斯福尔扎,而是为了他们自己。如果这种关系得以持久,那么米兰公国——广义上讲,热那亚也属于该公国——就会变成联邦的属地,瑞士的一个省。于是,瑞士就会成为一个北起康斯坦茨湖、南临地中海的国家。设想一下:联邦若以世袭王朝为首脑并推行恒定的政策,就像法兰克诸部以墨洛温家族为首脑那样,或者建立别种稳固政权,那么阿尔卑斯山民的武力必可缔造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但各邦之间松散的同盟关系无法推进宏大的政治目标。赋予瑞士人强大武力的条件恰恰剥夺了他们谋取政治利益的能力。古代法兰克人战斗力的根基是野蛮本性,他们自愿服从克洛维的领导是为了掠夺和权力。瑞士人战斗力的前提是人人参与政治生活。天不怕地不怕的自信激发了每一名战士的斗志,让联邦具有了势不可挡的威力。从政治角度看,这种自信只能存在于小邦中,每个邦都是主权国家,为了具体政治目的才会联合。11但是,由于邦与邦之间的妒忌,以及总是想要立即获利的群众意志,联邦不可能制订宏伟目标。之前联邦攻打并击败大胆查理,一半是因为拿了法国的钱,一半是因为伯尔尼贵族渴望征服。取得辉煌胜利之后,伯尔尼人最后只被允许保留几处小地盘。但为了换取持续的收入,沃州和弗朗什孔泰被归还了。现在,同样的把戏又围绕米兰上演了。如果之前是东部各州不愿意替伯尔尼开疆,现在轮到伯尔尼及其邻州弗里堡和索洛图恩不愿为统治米兰提供支持了,这项事业主要对创始各州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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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年夏季,路易十二的继承者弗朗索瓦一世率领大军再出阿尔卑斯山,包括据说不少于2.3万人的国土佣仆,目标是收复米兰。他表现出了政治家的风范,对瑞士人没有一味武力威胁。他也知道如何用金钱引诱他们。如果联邦愿意将米兰交给他,那么除了在第戎承诺的40万克朗,他还会再给30万克朗,另加岁贡。同时,为了补偿马克西米利安公爵,国王愿意给他法国境内的内穆尔公爵领和一笔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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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法关系问题上,瑞士人的意见本就长期不统一。毕竟,他们当初一直是路易十一和查理八世的盟友。后来由于一些半是巧合犯下的错误,尤其是瑞士人提出的离谱要求,他们与路易十二陷入了纠纷。教宗希望将法国人赶出意大利,于是巧妙地煽动瑞士人的不满情绪,并通过锡永(Sitten)主教申讷枢机(Cardinal Schinner)——一位能量极大的教会外交家——和法国的激烈反对者的活动,将瑞士联邦彻底拉入了反法阵营。但亲法的瑞士人仍然活跃着。他们慷慨地散发礼物,让传统盟友的记忆一直鲜活。就连第戎之役也脱不开一场针对亲法的“领取克朗党”的群众运动的帮助,他们被指控行贿受贿和叛国。现在,弗朗索瓦的威逼利诱似乎终于争取到了瑞士高级军官会议的关注。根据1515年9月8日签订的《加拉拉泰和平协定》(peace treaty of Gallerate),法国国王总计向联邦支付100万克朗,瑞士联邦则将米兰公国及其全部属地交给国王。与此同时,瑞士联邦与国王缔结同盟,有效期至国王去世后10年,换取每处每年2000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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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尔尼人及其盟友包括瓦莱人回国了。但其余州的部队爆发了激烈不满,而且尽管条约已经缔结,一大批部队已经离开,但瑞士营中还是有一个胆大妄为的阴谋家试图挑动敌人内斗,目的是逼迫瑞士军再打一场胜仗,改换军官会议上决定的政策。教宗大使申讷枢机在煽动人们战斗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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