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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经常主张军事行动的最高目标是在野战中击败敌方军队。“战争的重心在于野战，建军就是为了野战。”“一个人只要懂得野战，作战中的其他过错都可以原谅。”“罗马战略风格的首要特点就在于——用法国人的话说——短促坚决。”“行军、野战、扎营是战争的三大主要活动。”“常言道黄金是战争的神经，这话不对，优秀的士兵才是，因为有黄金未必足以得到优秀的士兵，优秀的士兵却能找到黄金。”“打赢一场战斗后必须乘胜追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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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从他分析过的战争观中借鉴得来了上述及类似论断，形成了他自己的逻辑。但这幅图景并没有反映他所处时代的现实战争，而且他从韦格蒂乌斯的古代军事理论中发现了全然不同的基本原则。他无法完全剥离掉这些印记，于是他还写下了这样一些与上述论断相悖的观点：“良将只有在迫不得已或形势有利的情况下才会开战。”另外，他说决不能将敌人逼入绝境，一定要给敌人留一条退路。他还发现罗马人取胜后不会派军团追击，而只会派轻步兵和骑兵，因为部队追击时秩序混乱，很容易转胜为败。他有一段写道，用饥饿征服敌人优于用刀剑，因为运气在战斗中比勇气重要得多。尽管马基雅维利恰好生活在大战频仍的年代（阿尼亚德诺、拉文纳、诺瓦拉、克雷亚佐、马里尼亚诺、比克卡、帕维亚）（马基雅维利死于1527年），但当时依然浸润着消耗战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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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据说是献给年轻时的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的军事教学诗中写道3，在敌军更强时不应该羞于退入坚固阵地。“不要为了名誉或愤怒而让自己和部下犯险。首先要想清楚，今日不战，明日可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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圭恰迪尼称赞比克卡会战的胜利者，普罗斯珀·科隆纳秉性谨慎，当得起“拖延者”[21]（cunctator）之名。4按照圭恰迪尼的说法，他值得称赞的原因是作战凭借头脑多于凭借刀剑，而且展示了如何既能保卫国家，又不寄希望于会战成败和武运，除非是逼不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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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奥韦斯表达了同样的精神：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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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比诺公爵弗朗切斯科·马里亚（Duke Francesco Maria of Urbino）出任威尼斯总司令时（1532年），由于当时形势和明智的威尼斯元老院的惯例之必然要求，他压抑住原先的求战心切，而转向了更健康、更合理的思辨。他认为面对不可战胜的强大异国军团，与其沙场争雄，不如拖延。元老们通过阿尔维亚诺的两次鲁莽的战败经历（1509年和1513年）明白了这一点，遂偏爱昆提乌斯·法比乌斯，而非马库斯·马塞勒斯[22]。这样一位将军总比敌人计高一筹，通过精心修筑营寨、意外突袭（extraordinariis proeliis）、切断粮饷供给来不断消磨敌军。与此同时，一旦有必要，他必然会立即接受大战（universum proel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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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最值得注意的机动战例或许是1524年皇帝军侵入法国南部的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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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远征的灵魂人物是波旁统帅（constable of Bourbon），以此头衔统领皇帝军。他打算直趋里昂，希望建国后将那里定为都城。他脑子里明确有与弗朗索瓦一世交战的念头，后者当时正在阿维尼翁集结兵马。但当总司令来到艾克斯（Aix）时，真正的钦差、在军中影响力最大的佩斯卡拉向他指出，查理皇帝希望仿效英格兰占据加来之故事夺取一座法国港口，作为对法作战的后勤基地。虽然他们已经占据了土伦港，但没有足够的钱迅速修建城防工事。波旁统帅只得从命，于是转为围攻马赛。5周后，城墙被轰出了一个大口子，于是统帅号召发动进攻，但佩斯卡拉还是觉得太危险了。罗马人伦佐·达切里（Renzo da Ceri）统领的守军已经决心守卫港口到最后一刻。缺口后面修建了一座足够用的应急工事。佩斯卡拉说：“谁想去地狱里吃饭，那就出击吧！”同时，弗朗索瓦国王集结了一支庞大的援军，但并没有攻击围攻马赛的敌军，反而翻过阿尔卑斯山，进入了意大利。波旁统帅现在只得掉头，于是两军展开了一场平行的翻山强行军。皇帝军比法军提前两日抵达米兰，但由于之前损失惨重，所以不敢逗留野外，而是分散到了各处要塞中。兰克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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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几个月前还想让皇帝成为全世界主人的强大军队突然从野外消失了。罗马城里的帕斯奎诺师傅（Master Pasquin）[23]不无幽默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一支皇帝军在阿尔卑斯山丢了。请诚实的寻宝者去翻翻石头看看，如有发现，必得重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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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军现在的任务是攻破要塞。正当他们围攻帕维亚时，有一支新的皇帝军自德意志而来，佩斯卡拉和弗隆斯贝尔格又决心进攻坚固阵地中的围城部队，死结就这样解开了。但决战根本不在他们的计划之内。相反，这是眼见局势无望的最后一搏。因此，从战役计划和将军思路来看，这场以法军全军覆没，弗朗索瓦国王被俘告终的战役属于消耗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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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中既有歼灭战略的原则，又有消耗战略的原则，但两者并不均衡。他身上逻辑学家的一面和实证主义者的一面都有话要说，但两者之间没有对话。在之后的几百年里，战略问题一直处于这样流动的状态。我们讲到腓特烈大帝时才会再来探讨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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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说马基雅维利是当时军事体系的见证者，那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他富有洞察力，由于个人倾向和地位的缘故要时刻关注战争，广泛游历于德意志、意大利和法兰西，而且亲身参与过实际军务，于是有人可能会相信他对于周遭现实状况的看法无条件具有可靠性。但这是错误的。他给出的兵力数字经常被证明有误。他说瑞士人总是在3排长矛手后面配一排斧枪手，这是不对的。6尽管马基雅维利也是一位观察者，但他主要是一位理论家和教条主义者。他的一切见闻都会立即纳入他的理论框架中，而在无法纳入的时候，事实总会让位于理论。他有时也会表现出批判分析的欠缺，比如他漫不经心地复述了某个法国人或其他人的言论，说法国有100.07万个教区，每个教区要为国王提供一名义务兵（franc tireur）。但这些不过是疏忽的孤例。他厌恶雇佣兵制度，而且堂而皇之地将国家划分为武装国家和非武装国家，由此产生的歪曲则要严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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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一位古代文豪与马基雅维利有几分相似，那就是波利比乌斯。他同样集卓越的智力、超然的观察力、强烈的理论倾向于一身。霍博姆认为马基雅维利论述当代战事时常有重大失误，凡是相信此说的人或许在对待波利比乌斯时会比历代学者更多几分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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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第二篇 宗教战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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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1 骑士向现代骑兵的过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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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发现，中世纪战争与现代战争的基本区别就在于现代步兵的创立，也就是组成战术单元的步行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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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世纪，类似的过程也发生在了骑马部队身上，也就是骑士向现代骑兵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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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经反复说明，两者在概念上的区别是：骑士以精锐单兵为基础，现代骑兵则是由骑手组成的战术单元。尽管这一区别确实在骑兵和步兵身上都存在，但个体与团体的两级对立在骑兵身上表现得不那么极端。与步兵单位相比，骑兵单位建立和维持外在凝聚力的难度更大，而且骑兵间的单挑总是比步兵间规模大得多。对步兵来说，与整体步伐和压力相比，单挑往往只扮演次要的角色。比如，对于亚历山大大帝的骑马部队到底是中世纪式的骑士还是现代式的骑兵这个问题，我们只能存而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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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过渡期首先观察到的变化就是骑兵的兵种划分更鲜明了，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中世纪的主流配置是骑士为主要战力，轻骑兵和射手是骑士的辅助，各兵种很少独立行动，而现在这三个兵种独立编组，独立作战的情况频繁得多了。以1512年的拉文纳会战为例，双方的重骑兵在一侧交锋，轻骑兵在另一侧交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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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民族中不容易找到大量高素质的合用轻骑兵。威尼斯人率先招募阿尔巴尼亚人做轻骑兵（stradioti），阿尔巴尼亚人也是为不同领主效劳。到了16世纪下半叶，他们就遍布各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