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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民兵有权配备武器且享有某些司法特权。战时，民兵能领到（或者说应该领到）与佣兵相同的报酬，也就是3杜卡特的月薪。连长在战时和和平时都有高达12杜卡特的月薪，部分月薪可用口粮、免费宿舍和一匹马的草料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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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连的兵额逐步扩充到了800人，一名军官管不过来。但战时真正上阵的比例估计仅约三分之一，实际数字甚至可能更小，一个连只有150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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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队中长矛手的比例至少有70%，射手比例为10%，其余装备轻型斧枪（ronca）、猎捕野猪用的矛和其他近战兵器。士兵组成大方阵，学习按照鼓点行进，以保持队列位置和左右转。这些步法和武器使用方法都很简单，只用几次假日操练大概就能学会。瑞士人和国土佣仆接受的操练大概也不会更多。只有远程武器需要专门的技艺，射手由自己有武器而且练过的人充任。射手可自行选用弩或钩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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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这里，佛罗伦萨民兵的建制似乎还符合一切合理的要求。但其他一些状况也要考虑。在向佛罗伦萨人提议建立民兵的第一份备忘录中，马基雅维利提出了一个问题：建立一支如此武装起来的民兵有没有可能威胁共和国自身。首先，民兵的根基是佛罗伦萨城能够主导的农庄，一大片小镇林立的乡村地区。其中，只有一部分“同盟区”（contado）被认为绝对可靠，更大的“分支区”（distritto）是逐步用武力收服的，有叛离佛罗伦萨城的可能。城市的主体是中产阶级，实行一套带有贵族色彩的复杂体制。共和国首脑是被选为终身旗手的索代里尼（Soderini），但他权力有限（gonfalonier）。真正的权力机关是一批委员会：80人委员会、10人委员会、9人委员会和8人委员会，成员每隔几个月就有变动，执掌多有重叠。委员会之上是公民议会，议员由父亲、祖父或曾祖父担任过或有资格担任委员的公民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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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制度与古罗马制度的基本区别一目了然。在罗马，农民享有与市民同等的权利，也不存在城乡对立。共和国官员具有完整的权力。富裕的贵族世家天生受人尊重，更有宗教加持。贵族与大众的影响力此消彼长。军队由大众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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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的政权体制不只是松散，简直是散漫，不仅外部威胁一直存在，被流放的美第奇家族也在内部兴风作浪。于是，城中万事的基调都是彼此猜疑和互相掣肘。民兵在平时由9人委员会负责，开战后转由10人委员会指挥。马基雅维利认为这是一个优点，让民兵们不知道自己真正的主人是谁。但如此松散的政府怎能建立严密的军队呢？因而一切实事都要仰赖马基雅维利。作为多个委员会的书记官，他铸造了让各个群体能够协调运作的团结，他本人成为团结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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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佛罗伦萨共和国一边渴望拥有自己的军队，一边又害怕被自己的军队吞噬，即便是马基雅维利也只能在两边之间寻求折中办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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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用民兵的头一项要求就是官兵关系密切、共同进步。部下必须信任长官，长官必须了解部下。长官若是让部下养成了听从自己命令的习惯，他们有什么事是做不到的呢？为了避免这样的危险，当局规定连长每年轮换，以免“权力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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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样一来，连长对部下就没有实权了。不想参加操练的民兵用不着请假，自己随便找个借口就行了。连长无权直接处罚部下，只有在公开哗变时可以暂时羁押他们。处罚权掌握在政府特派员和佛罗伦萨当局手中。有几名连长收到过这样的书面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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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参与民兵训练的入伍人员劳苦不便而薪水微薄，若他们由于缺乏经验而在操练中犯错，我们希望对他们的处置应妥善人道，以使其乐于参加训练，怀着愉悦的心情训练。由于上述因素，我们认为这是让民兵服从命令、保持积极态度的最有效手段。在我们看来，欺辱和刺激（el bistractarli et exasperarli）他们只会适得其反。因此，我们要求你们爱护（amorevolence）他们，用心维持士气。你们必须用心避免一切你们知道或认为会造成任何事端（disordine）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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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长是当局派来的生人，掌旗官和军士则是地方上有名望的人。但我们发现掌旗官和军士完全不负责军务，实际管理工作全压在连长一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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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长没有高效的属官来履行职责，民兵整体也没有统一的最高统帅。连长亲口告诉马基雅维利，他应该想办法任命一位团长。事实上，马基雅维利在大事去矣之前一周做到了。1512年8月25日，佛罗伦萨资深骑兵佣兵首领雅各布·萨韦利（Jacopo Savelli）被任命为总司令，但他已经无力回天了。假如他能挽救时局且没有被暗杀，成功让2万名民兵遵守军纪，那么他很快就能轻易率部杀入这座残暴城市的金库，将军靴踩在那张写着人民宪法的纸上（霍博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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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建了规模可观的步兵民兵后，马基雅维利于1510年底着手建立骑兵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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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的民兵存在了大约7年，曾被用来再次收服比萨城。他们切断了比萨城的补给，每年两次摧毁地里的庄稼，直到城根底下为止。此举最终迫使城中因饥荒投降。但在1512年，一个要让美第奇家族重掌佛罗伦萨的庞大同盟成立之前，这支民兵都不曾经历真正的考验。同盟以西班牙为首。这里的西班牙步兵就是在拉文纳被击败，但凭借阵势稳固而未被歼灭的那一批人。西班牙人跨入佛罗伦萨边境时，当局召集了民兵。佛罗伦萨不难派出1.2万人去对付8000名西班牙人。但与经验丰富的敌军打野战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民兵盘踞在佛罗伦萨城和都城以北约9英里（约14.5千米）的小镇普拉托（Prato），后者最先受到了西班牙人的威胁。普拉托的城墙还是中世纪式的，高而薄。围城军用云梯登城的企图被击退了。西班牙人只有两门攻城炮，有一门还炸膛了。他们用仅有的一门大炮在墙上轰出了一个缺口——或者用一份文献的话说，与其说是轰出了缺口，不如说是开了一扇窗户——洞口宽4米、高2米。当时围城军已经因为补给不足而困乏至极。假如普拉托能多坚持两日，西班牙军可能就不得不撤退，而且没准在撤退途中就作鸟兽散了。在困乏的驱使下，他们尝试对缺口发起了进攻。缺口又小又高，必须爬梯子才能上去，而且后面还有一道墙，守军可以从那里向缺口射击。但西班牙钩铳手抵近城墙射击，火力凶猛，守军根本不敢在堆堞上露头。当西班牙军在几名旗手的带领下准备出击时，托斯卡纳民兵[20]逃跑了，城镇不到半个小时便告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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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一场骇人的大屠杀，不光是杀人，还有强奸和劫掠。还活着的俘虏在交出了一切之后，又被西班牙人折磨了3个星期，好向远处的亲属索要赎金。佛罗伦萨人向西班牙统帅卡多纳抱怨被要求支付的前所未有的赎金金额。他本人也承认赎金要得太多了，但又说他无力约束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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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托的陷落也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终点。共和国宣布准备再次接纳美第奇家族，后者在短时间内就重建了权柄。民兵也随着共和国一同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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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托守军不少于3000名民兵和1000名武装市民。他们都知道自己在西班牙人破城后会面对什么。即便他们的尚武精神和爱国情怀不够充分，他们怎么竟然没有集合起足够的战力去守卫缺口，让自己免于最可怕的命运呢？毕竟，他们不只是拉来的市民。他们有实战经验丰富的连长，也接受过一定的武器使用和保持阵形的训练。但这正是当年民族大迁徙的重演，人口百万的富庶省份几乎不做抵抗就落入区区几千日耳曼人之手，城镇一座接一座被点燃，只为蛮族取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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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研究过罗马军制，但令人吃惊的是，他竟没有发现决定性的因素——罗马军纪。事实上，他的条令规定连长没有直接处罚的权力，也不许连长掌握巩固的权威，这是在主动地排斥军纪。从军纪角度来考察为什么罗马能成为全世界的权力中枢，佛罗伦萨的尝试却惨遭失败，这是一个最有趣的主题。罗马城没有成为乡民的主人，而是与其结合为一。委员会成员是城乡居民共同选出的。与佛罗伦萨一样，罗马市议会方面也有一定的猜疑心，所以军队不设单一统帅，而是由两名执政官分掌。但自执政官以下，帝国的权力依靠的是铁的意志，辅以宗教和预言的力量。手持葡萄藤杖的百夫长练出了坚如磐石，足以抵挡高卢人和辛布里人的罗马军队。可惜，马基雅维利的民兵在普拉托的缺口面前少的正是这份磐石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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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人、国土佣仆、西班牙人也没有罗马人的军纪。他们之所以在激战中势不可挡，既是因为长期养成的维持阵形的习惯，也是因为在胜利中铸就的相互信任。马基雅维利既不能赋予民兵以纪律，又不能使其在实战中养成好战精神，他甚至没有在理论层面意识到这两个因素的价值和意义。但我们不应该因此苛责他。他的国民军观念中有着先知的视野。16世纪初的佛罗伦萨邦国不可能真的组成一支民众军队，因为它缺少基本的组织架构，而兼具野蛮与理想、能让征召来的平民形成能战之师的军纪观念需要经历几个世纪才能建立。但马基雅维利将未来的步兵与古罗马军制联系起来的愿景自有其先见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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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来讲，为马基雅维利带来启发的两位先驱者比他本人更接近真正的目标。他们是佣兵首领维泰利和凯撒·波吉亚，两人都在领地内建立了一套佣兵民兵结合的军制，成果无疑要优于佛罗伦萨的纯粹民兵。这或许是因为维泰利和波吉亚不是理想家，而是实战军人。首先，他们都集领主和将军于一身。与佛罗伦萨的9人委员会和10人委员会不同，他们用不着担心建军成功会危及自身，因此不会人为地削弱军官权威，而是会根据作战需要而发展。当然，他们的成就也不持久，因为他们各自的统治基础没能经受住时势的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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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马基雅维利组建的托斯卡纳民兵绝非无可指摘，他在制定坚持一贯的战略理论方面也是收效甚微。在这一点上，我们同样可以说他看到了时代的弊病，他的宣言也不无预见性，但他还没有建立一套周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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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向现代转折的一个标志就是发动战争的手段巨幅增加。强大的近战方阵取代了中世纪军队中微少的近战步卒。新式火器技术堪称日新月异。我们可能会怀疑，是不是这些战略手段的增加让人们更容易诉诸一锤定音的大会战。我们也确实给出了一系列精彩的会战叙述，这些会战都发生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在中世纪，即使战略和战术在理论上并未消失，但也只在有限的范围内，在细节层面，在特殊情况下，在特别激烈的时刻才谈得上这两个概念。骑士的个性太强，指挥不动，武器又过于局限，因此几乎用不上任何战术。没有战术，战略也就无从谈起。在新的大小火器和旧的轻重骑兵支持下，新式步兵与种种地形和攻守机遇形成了丰富的组合搭配，这是中世纪所没有的。我们会不会正在走进一个亚历山大或恺撒的时代，一个将军们直奔目标，击溃一切抵抗，直到敌人屈服于自己的意志才停歇的时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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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并非如此。在我们细致考察过的大型会战中，我们不得不一再指出战场胜利终究是过眼烟云，没有任何持久的成果。所有这些会战中都有某种偶然的、不协调的成分，令人惊讶。1512年，法国人在国土佣仆的帮助下取得了拉文纳大捷，但大捷后还不到一年，法军未尝一败就不得不撤出意大利。而影响最大、最持久的皇帝军帕维亚大捷说到底也不是长远周全战略的理性成果，而是最后关头的孤注一掷。佩斯卡拉有言：“愿神赐予我百年战争，而非一日会战，但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新的战争手段既增加了进攻的能力，也带来了新的防御手段，还具有一定的内在弱点，以至于不战而屈人之兵不仅是可能的，更是合理的。火器可以让地障牢不可破。正因其人多势众，新式集群步兵方阵的威力往往转瞬即逝。数量优势曾经是成功最重要的要素之一。但在中世纪，人数没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胜负完全取决于单兵素质，而精锐武士的数目总是有限的。但瑞士军队和国土佣仆一旦组织起来，便很容易将志愿从军者编入队伍，决定胜负的因素当然也是人群的压力。于是，国家统帅纷纷追求人数，不仅达到了财力的极限，甚至会超出极限。如果统帅无力支付许诺的军饷，还可以寄希望于以战养战。统帅会提醒士兵别忘了战利品，将整片的区域和整座的城市交给他们劫掠。上述做法反过来对作战行为本身和战略都有极大的影响。士兵有时会因为领不到军饷变得不耐烦，于是主动请战；有时又恰恰相反，要先拿钱再打仗。但最重要的是，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将军们盘算着只要等下去，敌军就会因为统帅发不出军饷而不攻自破。这种诱人的想法无疑让将军们很受用，于是他们不去抓住本来有利的会战机遇，而是将战役拖成了纯粹的机动战。弗朗索瓦国王在帕维亚险些通过这种方式取胜，但敌军沉不住气了，遂铤而走险，向他那稳固的阵地发起进攻，并将其击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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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将这种战略起名为“消耗战略”或“两极战略”，因为将军每时每刻都要做决定，看到底是通过会战还是机动来达成目标，于是他的决策总是在会战和机动这“两极”之间摇摆，一会偏向一端，一会偏向另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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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战略的对立面是歼灭战略，即试图直接攻击并消灭敌方军队，将胜利者的意志强加于失败者之上。我们之后会详尽探讨这两种基本的战略形态。但现在还是先回到马基雅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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