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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军队，以及三十年战争时期军队整体的纪律状况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军队对土地人民肯定是极其残暴的，但纯粹从军事角度来看，他们的军纪要比国土佣仆更好更严。当然，这是军人常年服役、长官严厉约束的自然结果。古斯塔夫·阿道夫据说发明了夹道鞭笞的刑罚，目的是施加严惩又不至于让受罚者不能服役，因为被行刑官施加肉刑的士兵会“丢尽颜面”，不被战友们待见。但夹道鞭笞是由战友们实施的，所以不被认为是丢人的刑罚。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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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祭祀卡彼托山诸神的仪式与严苛的刑罚在罗马军队中并行不悖，古斯塔夫·阿道夫军中士气的基础也不只是长官权威，更有宗教观念的滋养。如前所述，这支军队以瑞典国民为根基，但更重要的是官兵有一种特殊的路德新教的心态。据一位英格兰目击者的详细描述，维特施托克（Wittstock）会战胜利后，巴纳将军（General Baner）举行了持续3天的谢神仪式，用军鼓、风笛、小号、火枪齐射和雷霆般的炮声代替管风琴奏乐。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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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赖滕费尔德之于古斯塔夫·阿道夫，正如坎尼之于汉尼拔：艺术打败了技术，技术尽管水平很高，但过于笨拙。坎尼会战与布赖滕费尔德会战甚至在一些具体细节上也有相似性。于是，我们从对战斗过程的一系列描述中得出了对这场决战的一种叙事，这一叙事在世界历史中极为重要，通过新式瑞典军制与旧式西班牙军制的碰撞让两者完全明晰了起来。我们之后会结合战略发展的总体语境来探讨古斯塔夫·阿道夫战略家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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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谈一谈这位瑞典国王的非凡品性，出自腓力·博吉斯拉夫·开姆尼茨（Philip Bogislav Chemnitz）[36]所写专著的第1卷第四篇第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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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不仅关心国王的威严和权力，而且更加看重王国和臣民的福祉，所以他扫除了一切内乱和不团结的根由，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将两个相异乃至几乎相反之物合为一体，即臣民自由与国王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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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的军制远胜于前代统帅的地方不只是战功赫赫，而同样在于他更懂得战争艺术，创立了良好的法度。我们不要以为他的功绩全是靠单纯的、盲目的运气，除了上帝恩典，他靠的是美德、智慧和善行。他能够精妙地营造有利的对敌态势，从敌人面前全身而退，在野地里安心驻扎，迅速地建起设防军营。没有人比他更擅长修建或攻打工事。没有人比他更擅长评估对手，正确判断战争中的偶然状况，在紧要关头迅速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尤其在列阵方面更是无人能及。他对骑兵的原则是不后转、不回旋，摆出3排阵势，一往无前，直插敌阵。只有第一排，最多是前两排会在能看到敌人眼白的距离开火，然后抽出佩剑。最后一排根本不开火，直接拔剑冲击，两把手枪都是留着肉搏时用的（前两排骑兵也有一把备用）。步兵分成团（regiment）和连（company），连又分成明确的队（squad）和列（file），各有长官和副官。编制井井有条，每一名士兵提前就知道自己的站立和战斗位置，甚至不需要军官下令。国王发现，以前那种窄长的营（battalion）中的前排士兵会妨碍后排作战，而且能打穿一线的炮火也会对他们造成重大杀伤，所以他的步兵阵形只有6排，交火时还要两排并一排，于是就只要3排了。这样一来就削弱了敌方火炮的威力，末排士兵也能像前排一样发扬火绳枪的火力。这是通过第一排跪地、第二排俯身、第三排直立的方式实现的，每个人都搭在前排的肩膀上开枪。他发明了一种长矛兵掩护火枪手、火枪手支援长矛手的特殊步兵阵法。同理，各队、各旅都能相互支援，如同一个个小型移动要塞，正面和侧面都有掩护，各部守护彼此。于是，各旅也形成了明晰的梯队，旅侧有旅，旅后有旅，旅与旅之间留出了充分的距离。类似地，步兵旅的侧后方也有骑兵保护。骑兵也与精锐火枪手混编，一方可以退到另一方身后，也可以去救援另一方。国王创造性地使用了猎野猪矛，尽管瑞典军队在德意志作战中没有用这种武器，但在与大队凶悍波兰骑兵对战时取得了优势。他还用皮炮对付普鲁士地区的波兰人，也占据了上风。他在德意志战争期间使用了炮身短、炮口粗的轻便团炮，主要用榴霰弹，而非实心弹。在瑞典军击败蒂伊[37]军的莱比锡会战中，团炮的威力尤其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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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他方面看，他也是一名战斗英雄，不仅是因为他的决策，更因为他的行动。他思维缜密、决策果断、心志沉稳、精通武艺，既能号令指挥，又可披坚执锐。他既是英明统帅的榜样，也是勇猛无畏的士兵典范。于是，许多人几乎认为他品性不佳，特别是那些既无见识，又没有充分思考的人，他们看不到国王不避危险、不惧死亡的品性源于他对祖国的热爱，这种热爱是超越凡人的，所以眼里容不得凡人的弱点和罪行，而大英雄的品格是卑贱平凡的灵魂永远都比不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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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5 克伦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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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怀疑克伦威尔是否应该在战争艺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因为在战争艺术连续发展的链条中说不上有他的名字。但他作为一名战士的威猛煊赫，他的军队的不同凡响，实在不容略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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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英格兰凭借强势集中的王权在中世纪建立了一套高效的军事制度。而在玫瑰战争中[38]，这套制度耗尽了自身的能量。大军阀们同归于尽。终结内战，君主几乎有无限权力的都铎王朝的根基不是强大的军队，而是完善的警察和密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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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出现了常备募兵军队的萌芽，尤其是为了镇压爱尔兰人，但这种军制得不到发展，因为国会担心会进一步强化国王的专权，所以不给军队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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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十年战争中，英格兰本来可以成就援助德意志新教徒的大业。但正如伊丽莎白女王当年为了不让臣民背上过重的税负，所以只为尼德兰反抗西班牙的斗争提供了少量援助，如今她的继承者们也没有干涉德意志，尽管波希米亚人专门将英王詹姆斯一世的女婿普法尔茨选侯立为国王，指望着以此获得英格兰援助。但英格兰只提供了少量援军，装备还是募捐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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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讨论中世纪时就说过（第3卷第二篇第5章），英格兰有保卫国家和维持国内秩序的民兵。每个郡都有与规模对应的一支民兵，有建制和军官。武器存放在专门的仓库里。他们也有一定的训练，夏季每个月抽一天进行。但如前所述，这些民兵单位被称作“练军”主要是因为他们应该训练，而不是他们真的练了。与我们了解的德意志多处的地方民兵一样，他们的军事价值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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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上讲，这些民兵不应该出国作战，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甚至不应该离开本郡。大约150年间，英格兰无疑偶尔会发动战争，但战功寥寥。尽管与德意志和法国一样，英格兰贵族身上还留存着先辈的武士传统，但现在靠征召骑士已经打不赢战争了。如果要招募佣兵，英格兰又缺少赋予国土佣兵战斗力的德意志传统。尽管英格兰冠绝所有新教国家，但由于欠缺军事组织，不管是胡格诺战争，尼德兰独立战争，还是三十年战争，它都不能在欧洲政局中发挥显著作用。结果在三十年战争期间，新教领袖的位子终于被物质资源较少的瑞典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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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高效军事组织的现状当然也主导着内战进程。不管是聚集在查理一世国王身边的军队，还是国会征召的军队，尽管他们势不两立，但组织性还是太差，打不了大决战。双方大概各有六七万兵力，但绝大部分都驻扎在城市和城堡里，参加野战的人数不过一两万。两边都有参加过三十年战争、在尼德兰或瑞典军中服役过的军官和士兵。他们把欧洲大陆发展起来的阵形带到了英格兰，但没过几年就被大众同化了，于是正如世界史中的其他时期（前有胡斯战争，后有法国大革命）一样，真正的军队是在战争本身中锻炼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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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军队改革、用精兵取代松散的征召民兵和志愿兵的核心人物是克伦威尔（Cromwell）。他之所以成为世界史上的重要人物，正因为他懂得如何在战术上运用又如何在战略上领导这支他手创的军队。作为国会议员，他曾提议将民兵指挥权从国王转到国会。当内战因此爆发时，时年43岁的克伦威尔自封为骑兵队长，在本郡组织了一个骑兵方队。他之前没当过兵。1642年10月23日，国会军在第一场大型会战埃奇希尔会战中失败。撤退途中，克伦威尔对汉普登[39]（Hampden）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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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部队大多是年老力衰的仆人、酒鬼和类似的废物。敌军则是绅士子弟和有身份的青年。你觉得这些平庸无能的人能比得上内心有荣誉、勇气和决心的人吗？你必须去找那些心志单纯的人——请不要怨恨我说的话——那些心志不亚于绅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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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着说，讲荣誉的人只能被有信仰的人打败，他还说自己知道那些人生活在哪里。他还有一次说义人未必在上层，在这一点上，律师比军人更有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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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按照上述精神先编练了一个骑兵队，然后发展成骑兵团。在战争的第四个年头（1645年），他决定以此为模范建立一支新野战军。之前完全没有一支统一的国会军，只有多股由某个郡或某几个郡组成的同盟维持的部队。最强大的同盟由东部的几个郡组成，之前就已经与克伦威尔和他出身的郡联手，现在则提供了“新模范军”的骨干力量。国会承诺为新军定期发饷，军饷不再由各郡负责，改由国库承担。尽管新军人数不过两万人，但国会还是凑不齐军需，于是将余额摊派给了地方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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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直到目前为止，双方的军队还是非常相似的。双方都有在尼德兰军中或古斯塔夫·阿道夫麾下的军官，双方军官团都是由贵族组成的。随着时间推移，国会军偶尔有表现突出的士卒被任命为军官，但还是无关宏旨。新军共有37名团长和将军，其中9人是大领主，21人是乡绅，只有7人出身平民。直到后来，接替先前因为政治宗教观念而拿起武器的贵族的职业军人才多起来。因此，两军的区别不在于一方是贵族派，一方是平民派。“骑士党”（Cavaliers）和“圆颅党”（Roundheads）的称呼会误导人，好像后者在嘲笑对面的老爷们用来装点自己的假发似的。“圆颅党”领袖和军官在画像里全都是长发，包括克伦威尔在内。清教徒剃光头出征的事只发生在内战初期，用当时的一位贵妇人的话说，他们好像要等头发长回来才会再次出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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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前几年，反抗军的统帅是两位地位崇高的国会议员埃塞克斯伯爵和曼彻斯特伯爵。随着新军的组建，一位新统帅也上位了。国会一方的将领一直指望打着打着，最后能与国王达成和解。曼彻斯特伯爵说过：“哪怕我们打败了国王99次，他还是国王，他的继承者也会是国王。但如果国王击败了我们一次，我们都会上绞刑架，我们的后代会沦为奴隶。”于是，国会通过了“弃权法案”（self-renunciation acts），内容是议员不得统军，将军务和政务分离。国会应任命一位最高统帅，国会选择了托马斯·费尔法克斯将军（General Thomas Fairfax）。他被赋予委任所有军官、团长和队长的权利，但仍然需要国会批准。假如克伦威尔和其他人一样的话，这些手段必定会葬送他的前程。他是一名议员，本来是必须放弃军职的，但他当时已经升到了副将。结果恰恰相反，克伦威尔在军中有崇高威望，没有人敢让他弃权。但费尔法克斯是一名纯粹的军人，不关心政治。克伦威尔身兼议员与军职，对小自己12岁的费尔法克斯将军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以至于尽管克伦威尔名义上是二把手，却是实际上的大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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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模范军的基础是彻底革除民兵习气，建立一支纪律严明的正规军。但他们的军纪的基础是宗教。我们必须时刻牢记，这支军队只占人口的很小比例。它是一个志同道合者的共同体，既是军队，也是教派。有人恰当地将其比作十字军或骑士团。因此，我们打个比方，英国革命军与后来的法国革命军完全不同，与德意志国土佣仆也完全不同。它与法国革命军的共同点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宗教政治观念而团结在一起，但它恰好是后者的反面，因为它不是被征召起来的大众，而是选民的团体。国土佣仆也是选出来的团体，但他们是最低下的那一种战士，徒有蛮勇，毫无理想，而独立派（the Independent）[40]的军队是服务于理念的。法国的胡格诺战争期间从来没有形成像克伦威尔那样的统一军队。这场战争经常被和平协议和停战协议打断，交战的军队仍然属于贵族或市民征召兵和佣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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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三十年战争后期的军队一样，克伦威尔军中的骑兵比例在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间，大多自备马匹装备。丰厚的薪水让他们能过上绅士的生活，而且他们中有许多受过教育的人，认为当骑兵是一个好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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