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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保皇党的老军官曾对一名清教徒军官说：“我们的人，有男人的罪，爱喝酒，爱追逐女人；你们的人有魔鬼的罪，也就是高傲和叛逆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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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军官来自委任，而非选举，所以军中一直保持着服从命令的原则。克伦威尔说过，“我下令，所有人都要听命令，不听就解职”，“我不会容忍任何人的反驳”，“制服统一”——这里讨论的是制服问题——“是必要的，因为我们的人经常因为制服不一样而打架”2。就连最高层也要服从命令。尽管统军将领经常与手下团长开军事会议，但会议得出的结论不具有约束力，下令还是将军自己看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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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克伦威尔的话说，军纪“根植于信仰的激情和真理”。通过操练和演习，军纪被用来组建牢固的骑兵战术单元。内战之初，埃塞克斯伯爵相信自己不必全面操练，他觉得士兵了解最基本的内容就足够了。克伦威尔则不仅要求校官由能者担任，还要求给校官操练部下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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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王效劳的骑兵并不缺少勇气。查理一世手下还有一员曾长期参与三十年战争的著名骑兵将领——普法尔茨领主鲁普雷西特（Prince Ruprecht of the Palatinate）。他是查理一世的外甥，也是“一冬之王”（Winter King）[41]的儿子。埃塞克斯伯爵一度灰心丧气，觉得永远都组建不成一支能与国王匹敌的骑兵。但是，克伦威尔“铁骑军”（Ironsides）最终占据了优势地位。这不仅基于勇气，也基于纪律，纪律让他们能够在进攻后立即重新集结。赫尼希（Hoenig）[42]（II，2，435）提出，在鲁普雷西特统领骑兵的最后一战内斯比会战之前的4场战役中，他的骑兵一直有进攻后不能立即重新集结的弱点。赫尼希的结论是，鲁普雷西特不理解重新集结的必要性。我们能相信这个结论吗？一名骑兵将领反复在同一个地方跌倒，怎么会不知道进攻后收拢部队是何其必要，散乱追击乃至劫掠又是何其凶险呢？我相信他是明白的，但明白不等于贯彻。问题在于练兵，这是一项需要持续努力的艰苦工作，清教徒凭借宗教带来的精神力量做到了，保王党就不行了。在马斯顿荒原和内斯比两场会战中，决定胜负的正是双方骑兵的这一点差别。当然，与早先的估算相反，国会军在纳斯比还有巨大的数量优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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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克伦威尔的具体战役和会战记述可以略过。他的长才不在于统军，而在于前面讲到的建军。4不过，我还是要讲几个有趣的细节，放到当时的整体军制上同样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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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爆发时，长矛阵和火枪阵还是挨着的。我在文献中没有找到两者具体位置关系的记载。长矛兵在战斗中击退骑兵进攻和长矛兵互冲的记述经常出现。与欧洲大陆一样，火绳枪在英格兰也渐渐超越了长矛。经常有记载说火枪兵在近战中把枪当棍子用。弗思（Firth）在其著作[43]第108页指出，火枪兵不穿盔甲，所以行军能力更强，这是他们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内战的第一年，强度最大的行军距离不超过10英里到12英里（约16千米到19千米），最远的一次是13英里（约21千米），也就是不到20千米。后来行军时不穿盔甲了，行军路程远了一些，但还是不超过3德里，也就是23千米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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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直到1705年才最终弃用长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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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火枪的木叉在内战初期还在用，但新模范军已经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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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战的第一阶段，每次会战前双方都会公布区分敌我的战场标识和口号。在埃奇希尔，国会军的标志是橙色头巾；在钮伯里（Newbury）是帽子上插嫩绿树枝；在马斯顿荒原是帽子上的白布或白纸。由于这些标识物在激烈的战斗中很容易丢失，所以士兵们还有口号，比如“神与我们同在”（与布赖滕费尔德会战中的瑞典军一样）；马斯顿荒原会战中的王军口号是“神与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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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伦威尔在战争期间确定了统一的红杉制服，在英格兰军中沿用了两个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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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人进攻时习惯大声高呼，苏格兰人则是沉默地向敌人走去。苏格兰人门罗取笑皇帝的军队进攻时高喊“沙、沙、沙”（Sa,sa,sa），他说这是土耳其作风，好像叫喊就能吓住勇士一样。丹麦人和瑞典人前进时也不说话。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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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清教徒军队的特性在于宗教，克伦威尔的成就在于利用宗教精神为建军立功服务，那么我们最后也不能忽视这支军队的特性对政治的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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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军权最初在费尔法克斯将军手里，接着由继任的克伦威尔掌管。但从军事层面转向政治领域时，做决定的就是军官委员会了。1647年，军队反叛国会，普通士兵也选出了号为“鼓吹会”（agitators）的士兵委员会，目的是递交诉状。国会想在全国推行长老派教会（Presbyterian Church）建制，通过教规保障统治阶级的权力。6军队反对此举。军队的民主观念抵制传统国会制度的贵族气质。他们不想臣服于主教，同样不想臣服于长老派。他们捍卫政教分离，支持自由的独立派体系。最终，军队的团结精神占据了上风。国会想在军队完成使命、打败国王后就解散军队，但军中各团不愿意被解散。军官倾向寻求折中方案，但士兵不同意。军官最后不得不顺从士兵，这样才保住了对军队的控制力。就连克伦威尔也在压力下屈服了。军事法庭判处枪决了几个带头哗变的人，恢复了服从秩序。但军队的意愿完全得以贯彻。国王被处死，国会先被清洗，后被废除。这一套确实完成后，士兵委员会就消失了。不过，我们发现后来有不少“鼓吹者”当上了军官。军队统治国家，军队首脑克伦威尔也成了国家元首。尽管这样一支小规模军队提供的政权基础非常狭隘，但克伦威尔依然拥有保有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三大王国的统治权，因为他运用权力推行积极的外交政策，并在与竞争对手尼德兰和宿敌西班牙的争斗中维护了国家利益。据说克伦威尔有言：“我可以告诉你我不想要什么，但我不能告诉你我想要什么，因为直到我想要的事情成为必须要做的事情之前，我都不知道它是什么。”这句话恰好可以形容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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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6 战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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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沃斯豪森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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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3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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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沃斯豪森会战（battle of Sivershausen）中的双方骑兵都用手枪，靠近到“能看见对方眼白”的时候才开火。这里还没有用到回旋。双方兵力都很多，莫里斯大概有7000名至8000名骑兵，阿尔布雷希特少一点。不同记载之间有巨大的矛盾。或许从客观层面分析文献能得出一个比较确切的战斗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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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康坦会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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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7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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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力二世集结的兵力不少于5.3万人和70门大炮，对科利尼守卫的圣康坦（St.Quentin）城展开围攻。法军主力远在意大利。法国援军企图入城时被敌军优势兵力击败。西班牙军用炮火先轰击德意志和法国步兵，然后派骑兵击破敌阵，圣康坦随之陷落。但此战不寻常的地方在于腓力无力乘胜追击，因为他付不出军饷了。11月，他只能解散大军，或者分兵驻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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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弗林根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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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8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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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丢掉圣康坦后，亨利二世将大军从意大利撤回，重新占有了兵力优势，因为腓力之前被迫解散军队。于是，亨利夺取加来，蹂躏了弗兰德斯地区。西班牙人尝到了前一年极端行径的报应，如今无可作为。但局势在6个月后再次逆转。法国分兵并入侵卢森堡（Luxembourg），埃格蒙（Egmont）统率的西班牙军凭借两倍优势兵力主动出击，打败了正在围攻加来和敦刻尔克之间的希弗林根（Gravelingen）城的法国军队。此战依然是骑兵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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