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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上讲，这些民兵不应该出国作战，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甚至不应该离开本郡。大约150年间，英格兰无疑偶尔会发动战争，但战功寥寥。尽管与德意志和法国一样，英格兰贵族身上还留存着先辈的武士传统，但现在靠征召骑士已经打不赢战争了。如果要招募佣兵，英格兰又缺少赋予国土佣兵战斗力的德意志传统。尽管英格兰冠绝所有新教国家，但由于欠缺军事组织，不管是胡格诺战争，尼德兰独立战争，还是三十年战争，它都不能在欧洲政局中发挥显著作用。结果在三十年战争期间，新教领袖的位子终于被物质资源较少的瑞典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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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高效军事组织的现状当然也主导着内战进程。不管是聚集在查理一世国王身边的军队，还是国会征召的军队，尽管他们势不两立，但组织性还是太差，打不了大决战。双方大概各有六七万兵力，但绝大部分都驻扎在城市和城堡里，参加野战的人数不过一两万。两边都有参加过三十年战争、在尼德兰或瑞典军中服役过的军官和士兵。他们把欧洲大陆发展起来的阵形带到了英格兰，但没过几年就被大众同化了，于是正如世界史中的其他时期（前有胡斯战争，后有法国大革命）一样，真正的军队是在战争本身中锻炼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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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军队改革、用精兵取代松散的征召民兵和志愿兵的核心人物是克伦威尔（Cromwell）。他之所以成为世界史上的重要人物，正因为他懂得如何在战术上运用又如何在战略上领导这支他手创的军队。作为国会议员，他曾提议将民兵指挥权从国王转到国会。当内战因此爆发时，时年43岁的克伦威尔自封为骑兵队长，在本郡组织了一个骑兵方队。他之前没当过兵。1642年10月23日，国会军在第一场大型会战埃奇希尔会战中失败。撤退途中，克伦威尔对汉普登[39]（Hampden）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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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部队大多是年老力衰的仆人、酒鬼和类似的废物。敌军则是绅士子弟和有身份的青年。你觉得这些平庸无能的人能比得上内心有荣誉、勇气和决心的人吗？你必须去找那些心志单纯的人——请不要怨恨我说的话——那些心志不亚于绅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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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着说，讲荣誉的人只能被有信仰的人打败，他还说自己知道那些人生活在哪里。他还有一次说义人未必在上层，在这一点上，律师比军人更有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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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按照上述精神先编练了一个骑兵队，然后发展成骑兵团。在战争的第四个年头（1645年），他决定以此为模范建立一支新野战军。之前完全没有一支统一的国会军，只有多股由某个郡或某几个郡组成的同盟维持的部队。最强大的同盟由东部的几个郡组成，之前就已经与克伦威尔和他出身的郡联手，现在则提供了“新模范军”的骨干力量。国会承诺为新军定期发饷，军饷不再由各郡负责，改由国库承担。尽管新军人数不过两万人，但国会还是凑不齐军需，于是将余额摊派给了地方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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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直到目前为止，双方的军队还是非常相似的。双方都有在尼德兰军中或古斯塔夫·阿道夫麾下的军官，双方军官团都是由贵族组成的。随着时间推移，国会军偶尔有表现突出的士卒被任命为军官，但还是无关宏旨。新军共有37名团长和将军，其中9人是大领主，21人是乡绅，只有7人出身平民。直到后来，接替先前因为政治宗教观念而拿起武器的贵族的职业军人才多起来。因此，两军的区别不在于一方是贵族派，一方是平民派。“骑士党”（Cavaliers）和“圆颅党”（Roundheads）的称呼会误导人，好像后者在嘲笑对面的老爷们用来装点自己的假发似的。“圆颅党”领袖和军官在画像里全都是长发，包括克伦威尔在内。清教徒剃光头出征的事只发生在内战初期，用当时的一位贵妇人的话说，他们好像要等头发长回来才会再次出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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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前几年，反抗军的统帅是两位地位崇高的国会议员埃塞克斯伯爵和曼彻斯特伯爵。随着新军的组建，一位新统帅也上位了。国会一方的将领一直指望打着打着，最后能与国王达成和解。曼彻斯特伯爵说过：“哪怕我们打败了国王99次，他还是国王，他的继承者也会是国王。但如果国王击败了我们一次，我们都会上绞刑架，我们的后代会沦为奴隶。”于是，国会通过了“弃权法案”（self-renunciation acts），内容是议员不得统军，将军务和政务分离。国会应任命一位最高统帅，国会选择了托马斯·费尔法克斯将军（General Thomas Fairfax）。他被赋予委任所有军官、团长和队长的权利，但仍然需要国会批准。假如克伦威尔和其他人一样的话，这些手段必定会葬送他的前程。他是一名议员，本来是必须放弃军职的，但他当时已经升到了副将。结果恰恰相反，克伦威尔在军中有崇高威望，没有人敢让他弃权。但费尔法克斯是一名纯粹的军人，不关心政治。克伦威尔身兼议员与军职，对小自己12岁的费尔法克斯将军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以至于尽管克伦威尔名义上是二把手，却是实际上的大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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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模范军的基础是彻底革除民兵习气，建立一支纪律严明的正规军。但他们的军纪的基础是宗教。我们必须时刻牢记，这支军队只占人口的很小比例。它是一个志同道合者的共同体，既是军队，也是教派。有人恰当地将其比作十字军或骑士团。因此，我们打个比方，英国革命军与后来的法国革命军完全不同，与德意志国土佣仆也完全不同。它与法国革命军的共同点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宗教政治观念而团结在一起，但它恰好是后者的反面，因为它不是被征召起来的大众，而是选民的团体。国土佣仆也是选出来的团体，但他们是最低下的那一种战士，徒有蛮勇，毫无理想，而独立派（the Independent）[40]的军队是服务于理念的。法国的胡格诺战争期间从来没有形成像克伦威尔那样的统一军队。这场战争经常被和平协议和停战协议打断，交战的军队仍然属于贵族或市民征召兵和佣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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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三十年战争后期的军队一样，克伦威尔军中的骑兵比例在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间，大多自备马匹装备。丰厚的薪水让他们能过上绅士的生活，而且他们中有许多受过教育的人，认为当骑兵是一个好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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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保皇党的老军官曾对一名清教徒军官说：“我们的人，有男人的罪，爱喝酒，爱追逐女人；你们的人有魔鬼的罪，也就是高傲和叛逆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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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军官来自委任，而非选举，所以军中一直保持着服从命令的原则。克伦威尔说过，“我下令，所有人都要听命令，不听就解职”，“我不会容忍任何人的反驳”，“制服统一”——这里讨论的是制服问题——“是必要的，因为我们的人经常因为制服不一样而打架”2。就连最高层也要服从命令。尽管统军将领经常与手下团长开军事会议，但会议得出的结论不具有约束力，下令还是将军自己看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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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克伦威尔的话说，军纪“根植于信仰的激情和真理”。通过操练和演习，军纪被用来组建牢固的骑兵战术单元。内战之初，埃塞克斯伯爵相信自己不必全面操练，他觉得士兵了解最基本的内容就足够了。克伦威尔则不仅要求校官由能者担任，还要求给校官操练部下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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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王效劳的骑兵并不缺少勇气。查理一世手下还有一员曾长期参与三十年战争的著名骑兵将领——普法尔茨领主鲁普雷西特（Prince Ruprecht of the Palatinate）。他是查理一世的外甥，也是“一冬之王”（Winter King）[41]的儿子。埃塞克斯伯爵一度灰心丧气，觉得永远都组建不成一支能与国王匹敌的骑兵。但是，克伦威尔“铁骑军”（Ironsides）最终占据了优势地位。这不仅基于勇气，也基于纪律，纪律让他们能够在进攻后立即重新集结。赫尼希（Hoenig）[42]（II，2，435）提出，在鲁普雷西特统领骑兵的最后一战内斯比会战之前的4场战役中，他的骑兵一直有进攻后不能立即重新集结的弱点。赫尼希的结论是，鲁普雷西特不理解重新集结的必要性。我们能相信这个结论吗？一名骑兵将领反复在同一个地方跌倒，怎么会不知道进攻后收拢部队是何其必要，散乱追击乃至劫掠又是何其凶险呢？我相信他是明白的，但明白不等于贯彻。问题在于练兵，这是一项需要持续努力的艰苦工作，清教徒凭借宗教带来的精神力量做到了，保王党就不行了。在马斯顿荒原和内斯比两场会战中，决定胜负的正是双方骑兵的这一点差别。当然，与早先的估算相反，国会军在纳斯比还有巨大的数量优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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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克伦威尔的具体战役和会战记述可以略过。他的长才不在于统军，而在于前面讲到的建军。4不过，我还是要讲几个有趣的细节，放到当时的整体军制上同样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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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爆发时，长矛阵和火枪阵还是挨着的。我在文献中没有找到两者具体位置关系的记载。长矛兵在战斗中击退骑兵进攻和长矛兵互冲的记述经常出现。与欧洲大陆一样，火绳枪在英格兰也渐渐超越了长矛。经常有记载说火枪兵在近战中把枪当棍子用。弗思（Firth）在其著作[43]第108页指出，火枪兵不穿盔甲，所以行军能力更强，这是他们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内战的第一年，强度最大的行军距离不超过10英里到12英里（约16千米到19千米），最远的一次是13英里（约21千米），也就是不到20千米。后来行军时不穿盔甲了，行军路程远了一些，但还是不超过3德里，也就是23千米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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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直到1705年才最终弃用长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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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火枪的木叉在内战初期还在用，但新模范军已经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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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战的第一阶段，每次会战前双方都会公布区分敌我的战场标识和口号。在埃奇希尔，国会军的标志是橙色头巾；在钮伯里（Newbury）是帽子上插嫩绿树枝；在马斯顿荒原是帽子上的白布或白纸。由于这些标识物在激烈的战斗中很容易丢失，所以士兵们还有口号，比如“神与我们同在”（与布赖滕费尔德会战中的瑞典军一样）；马斯顿荒原会战中的王军口号是“神与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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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伦威尔在战争期间确定了统一的红杉制服，在英格兰军中沿用了两个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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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人进攻时习惯大声高呼，苏格兰人则是沉默地向敌人走去。苏格兰人门罗取笑皇帝的军队进攻时高喊“沙、沙、沙”（Sa,sa,sa），他说这是土耳其作风，好像叫喊就能吓住勇士一样。丹麦人和瑞典人前进时也不说话。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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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清教徒军队的特性在于宗教，克伦威尔的成就在于利用宗教精神为建军立功服务，那么我们最后也不能忽视这支军队的特性对政治的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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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军权最初在费尔法克斯将军手里，接着由继任的克伦威尔掌管。但从军事层面转向政治领域时，做决定的就是军官委员会了。1647年，军队反叛国会，普通士兵也选出了号为“鼓吹会”（agitators）的士兵委员会，目的是递交诉状。国会想在全国推行长老派教会（Presbyterian Church）建制，通过教规保障统治阶级的权力。6军队反对此举。军队的民主观念抵制传统国会制度的贵族气质。他们不想臣服于主教，同样不想臣服于长老派。他们捍卫政教分离，支持自由的独立派体系。最终，军队的团结精神占据了上风。国会想在军队完成使命、打败国王后就解散军队，但军中各团不愿意被解散。军官倾向寻求折中方案，但士兵不同意。军官最后不得不顺从士兵，这样才保住了对军队的控制力。就连克伦威尔也在压力下屈服了。军事法庭判处枪决了几个带头哗变的人，恢复了服从秩序。但军队的意愿完全得以贯彻。国王被处死，国会先被清洗，后被废除。这一套确实完成后，士兵委员会就消失了。不过，我们发现后来有不少“鼓吹者”当上了军官。军队统治国家，军队首脑克伦威尔也成了国家元首。尽管这样一支小规模军队提供的政权基础非常狭隘，但克伦威尔依然拥有保有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三大王国的统治权，因为他运用权力推行积极的外交政策，并在与竞争对手尼德兰和宿敌西班牙的争斗中维护了国家利益。据说克伦威尔有言：“我可以告诉你我不想要什么，但我不能告诉你我想要什么，因为直到我想要的事情成为必须要做的事情之前，我都不知道它是什么。”这句话恰好可以形容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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