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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战期间在布阔伊身边的耶稣会士菲茨西蒙（Fitzsimon）为我们留下了一份优秀的战记。他说波希米亚的军阵太单薄了，还学究气地援引了李维的观点。右侧围场与左侧山坡的间距约为1.5英里（约2.4千米），6而波希米亚全军不超过2.1万人。如果统帅坚定英明，将部队牢牢掌握在手中，那么正如前面所说，他可以派较少的兵力把守围场和右侧，保留一支强大的预备队以防万一，这样就可以弥补地阔人少的问题。但安哈尔特领主克里斯蒂安并非这样的统帅。之前，当巴伐利亚部队孤立无援时，他还会犹豫要不要进攻就证明了这一点。即使他个人能力更强，富有自信，但他并不能掌控部将，更不能通过他们控制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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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军没有利用数量优势进行包抄，比如他们无疑可以包抄波希米亚军左翼，那里没有匈牙利部队。相反，他们由两侧进攻时的正面宽度似乎还不如敌军，于是纵深就更大了。皇帝军和同盟军分别组成了5个步兵大方阵，按照棋盘样式排成二线或三线推进，骑兵在步兵侧后方。皇帝军的骑兵组成了小方队，同盟军骑兵的单位则很大。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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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在展开期间都开炮了，但无疑并未造成重大伤亡。天主教一方的火炮在山谷中，只能仰射。波希米亚人则只有6门大炮和若干小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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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见，尽管先展开的是巴伐利亚人，但第一波进攻是由右侧的皇帝军发起的。巴伐利亚军确实必须沿着陡坡佯攻，但与克雷布斯（Krebs）的看法相反，这不可能是他们较晚参战的原因。假如他们与皇帝军同时列阵，那他们不会因为坡陡而晚几分钟参战，结果让皇帝军自己打了胜仗，以至于公爵手下的大部分团根本没交上手，毕竟开战的决策主要是公爵做出的。仗之所以打成了侧面战斗，是因为联军存在意见分歧，于是达成了妥协。他们决定首先发起一场大规模的散兵行动，看看敌军阵地是不是像某些将领害怕的那样牢固严密。这场行动必然要放在更能看清地貌的右侧。因为初步侦察活动立即引发了会战，决策是在很短时间内做出来的，所以天主教军中最先部署、求战最迫切的部队几乎无事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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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军本来没有下定战斗决心，这可能也是他们采用窄长阵形的原因。他们不想第一波就投入太多人，而是希望保留大批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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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军沿着缓坡迅速接近波希米亚军左翼，最初遇到了多支骑兵团的反击。但经过一番你来我往，骑兵很快就在敌军的优势兵力面前败下阵来。图恩伯爵（Count Thurn）的步兵团这时也展开行动，但只是在300步到400步远处开枪，然后就转身逃跑了。波希米亚一方的统帅在战记中只看到士兵的胆怯，但史家指出先前有玩忽职守和欠饷的情况，以至于士气低迷，这便能解释这支部队的糟糕表现。局势但无疑还是有一些异样。如前所见，波希米亚军的梯队非常单薄，每个单位都很扁平，间距又很大。这种阵形方便各阵根据具体情况穿插运动，相互配合，但必须有人认清和利用具体情况才行。换句话说，薄阵需要自信而卓越的指挥，上至统帅，下至各团。但事实不是这样。我们之前已经看到阵形是平均摊开的，没有真正因应地形。现在只有站在第一梯队的图恩伯爵部上前，8而且上前时相邻的骑兵已经溃退。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的匈牙利人都没有一齐前进。于是，第一梯队的图恩团前进时撞上了兵力多好几倍的敌军步兵和骑兵。难怪他们停下脚步，转身逃跑了。为什么图恩不先等敌军进入火绳枪的射程之内、可以发挥火枪的全部威力时再把部队带出去，配合附近骑兵发起反击呢？考虑皇帝军的数量优势，反击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可疑的；前面的两支步兵后面又有三支，还有骑兵队相随。尽管如此，孤零零的一个团上前又没有提前利用防御阵地和防御火力的优势，如此行动对部队的要求太高了，就算再勇敢也不可能成功。令人称奇的是，包括图恩团余部在内的第二梯队没有立即参战，反而在第一梯队顺着间隙往后逃跑时不动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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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希米亚军统帅之子，时年21岁的安哈尔特少主克里斯蒂安统领着一支勇敢的骑兵，从第二梯队大胆上前，突袭得手。皇帝军前锋在前进途中遭到波希米亚骑兵攻击，大概本来就陷入一定的混乱。现在克里斯蒂安突然杀了进来，途中遇到一支骑兵，驱策其返身再战，一度击破了一个步兵方阵，用马刀砍倒了一部分敌军。其他几支部队跟了上来，第三梯队的匈牙利人也往前走了。但敌军人数太多了。蒂利将同盟军的骑兵派去支援，很快打垮了安哈尔特的骑兵。匈牙利人甚至没有发起一次真正的进攻。面对天主教军的不断推进——其中波兰人表现很突出——波希米亚的一个个团纷纷逃跑或退入右侧的围场，在那里遭到四面合击，迅速被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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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从中午打响，持续时间不超过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左侧的一大批巴伐利亚部队根本没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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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多名亲历者的记述为我们提供了两军阵形的信息，还有名为《日志》（“Journal”）的巴伐利亚官方战报（作者是拉斐尔·萨德勒，1621年刊行于慕尼黑）以及领主克里斯蒂安写给腓特烈国王（收录于1787年的《爱国文献集》，Patriotic Archives）的报告中的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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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中写道，双方步兵都是方阵，唯一的区别是天主教一方的射手围在方阵四周，包括后方，而波希米亚一方的射手有的在方阵周围，有的在长矛兵单位两侧组成斜向的长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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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主教一方，同盟军的骑兵方队要比皇帝军的方队大得多，这样做是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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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哈尔特报告的配图中，波希米亚一方的步兵和骑兵都组成了扁平阵形，但射手和长矛手的关系没有说明。巴伐利亚草图中的波希米亚军阵大概是虚构的；巴伐利亚人听说过射手两侧长队的事，据此画了草图，但他们不知道扁平阵形这个关键点，而从波希米亚统帅本人的草图可知其确实采用扁平阵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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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克里斯蒂安为什么摆出稀疏扁平的阵形呢？草图给人的印象是，他首先让所有部队（匈牙利人除外）排成一线，然后一支部队不动，一支部队往前走300步，以此类推。如此一来，第一梯队各部的间隔恰好等于第二梯队各部的正面宽度。因此，与敌军正面接触时，除非第二梯队及时上前堵住缺口，否则第一梯队的每支部队马上会受到两面夹击。按照这种阵形，敌军骑兵对波希米亚步兵的威胁特别大。这样做的解释大概是敌军也没有组成连续正面，而是以间隔很大的窄长纵队行进，克里斯蒂安是知道这一点的。因此，克里斯蒂安很可能指望着第一梯队受到夹击威胁时，不远处的第二梯队能迅速冲上来支援，同时巨大的间隔能赋予每一支部队最大程度的行动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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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如此，我们还是要问：将各部隔离开来的巨大间隔难道不应该为战败负责吗？假如波希米亚各部没有组成松散的两线梯队，而是组成紧密的一线梯队等待敌军进攻，尽可能高效地发扬火力，9在最后关头尽可能整齐地发起全线反击（当然，匈牙利人还是留作二线预备队），那么取胜的机会当然要大一些。他们有没有可能是被古人所误，受到了罗马军团当年利用了空隙之说的余毒[利普修斯根据李维（8：8）得出的棋盘阵]影响？无论如何，下一个时代的军人转向了密集阵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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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很可能出自安哈尔特领主克里斯蒂安本人之手，内容是波希米亚军队不足之处的回忆录[刊载于《爱国文献集》，7（1787）：121]中抱怨说，许多军官能力不足，还嘲笑他们根本不理解的尼德兰战法。假如克里斯蒂安对尼德兰战法的理解和运用果真如文献记载和他本人所绘草图中一般，那我们就不应该太苛责那些有排斥心理的老兵了。身为统帅，克里斯蒂安的问题显然不会比其他任何人小。他还埋怨手下团长太少，因为将军们都是自行任命团长（第119页）。这或许是实情，却再一次反映了统帅的优柔寡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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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战不同寻常地有许多民族参加。波希米亚一方有波希米亚人、奥地利人、匈牙利人和尼德兰人；天主教一方由德意志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瓦隆人和波兰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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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赖滕费尔德会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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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1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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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斯塔夫·阿道夫在波美拉尼亚海岸登陆后过了大约15个月，他才与身兼皇帝军、同盟军统帅的蒂利在萨克森决战。皇帝一开始派不出足够兵力对付瑞典国王。尽管将同盟军算在内的话，他可动用的兵力确实很多——瑞典国务委员会的一名成员警告说，皇帝的兵力不少于15万——但为了把守开战至今夺取的无数堡垒，这些部队分散于各地。此外，皇帝还在意大利与法国争夺曼图亚公国。然而，皇帝之前在众选侯和天主教同盟的劝说下将瓦伦斯坦撤职，此举拖延了准备反击的工作。9月，也就是古斯塔夫·阿道夫踏上德意志土地两个月后，皇帝用撤职令通知了瓦伦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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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古斯塔夫·阿道夫有时间一座接一座拿下波美拉尼亚和梅克伦堡（Mecklenburg）地区的要塞，期间常常会遇到激烈抵抗；他还可以通过政治手段与新教诸侯盟友磋商，争取他们。1631年2月，他在奥得河畔法兰克福首次与蒂利面对面，但两位统帅都无意求战。通过奔走来回的急行军，古斯塔夫·阿道夫抢在蒂利援兵抵达之前先后夺取了自己右侧的代明（Demmin）和左侧的法兰克福（Frankfurt）、兰茨贝格（Landsberg）。但接下来，蒂利于5月20日强攻夺取了之前宣布支持瑞典的马格德堡，令人惊叹。尽管如此，他们都没有直奔对手而去。古斯塔夫·阿道夫在等待援军抵达并与勃兰登堡选侯和萨克森选侯联络。蒂利则相信身边都是瑞典国王占据的要塞，他不可能压迫对方应战，于是满足于在中欧四处镇压瑞典的支持者。直到蒂利进入萨克森，选侯约翰·格奥尔格率军与瑞典结盟时，会战才就此展开，地点在莱比锡以北约5英里（约8千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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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文献记载，古斯塔夫·阿道夫甚至到此时依然反对应战，只是因为不希望看到国土成为两军来回烧杀掠枪的战场的选侯敦促，他才同意。果真如此的话，瑞典国王独具战略眼光的名声可就要受损了。他指望不上更多援军了，而且躲开蒂利也没有其他重要目标要夺取。蒂利则恰恰相反，他还在等待一支由奥尔德林格（Aldringer）统率的南德意志援军，援军已经抵达耶拿（Jena）近郊，因此几天内便可到达。蒂利本来大可以列阵于埃尔斯特河之后，大概能够拖住敌军足够长的时间。11因此，他本人对此应该毫不犹豫，但连胜而骄的手下将士觉得敌军来到莱比锡平原是送上门来的机会，应该与之会战。那么，古斯塔夫·阿道夫再次避战可能是因为什么呢？拖延下去的话，他一无所得，只会丢掉萨克森，丢掉萨克森则万事皆休。如果仔细看他发回国内的9月15日杜本（Düben）重要作战会议报告中的措辞，我们会发现他其实没有说反对会战，只是给出了不应浪战的理由。换句话说，作为一位明智的政治家，他不想表现出一心求战的样子，而是把这个角色安排给了最关切本土不要再受战祸的选侯。如此一来，萨克森人在战斗中会更加卖力，而且出了问题也是他们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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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萨克森联军兵力估计约为3.9万人，皇帝军和同盟军有3.6万人。因此，前者兵力略多，骑兵比对方多2000人（1.3万人对1.1万人），火炮也多（75门对26门）。但蒂利寄希望于靠质量优势弥补数量劣势，对面的1.6万名萨克森部队大多是征来的新兵，顶不住蒂利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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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利出了莱比锡城，命令大军在开阔平原停下并列阵于布赖滕费尔德村右侧的一处小丘，那里在洛伯河（Lober）后方约2千米处，河从阵地正面流过。洛伯河今天只是一条小溪，但从记载来看，在当时肯定很难渡过这条小溪。军阵没有天然界限，左右两侧皆无依凭，但考虑有大纵深的步兵大方阵（terzio）保护侧翼，所以天然障碍物也不是必然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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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军似乎是在远处就展开为宽大正面，从平原上走来，发现敌军阵地时就转向右边并派出前锋在战线之间游击。瑞典国王和霍恩元帅（Field Marshal Horn）在报告中都说，右转的原因是避免敌军利用阳光和风向的优势。这句话含义不是很明确，尽管从韦格蒂乌斯开始，阳光和风向的优势就是军事理论家葫芦里的老药，但弗隆斯贝尔格自称对其一无所知。战阵的正面方向是由完全不同的、更加重要的因素决定，而且在展开状态下转向的难度极大。拿骚伯爵约翰写道：“在战斗中试图转向是很危险的，这算是半个逃跑，而且给了敌军侧面进攻的机会。”12古斯塔夫·阿道夫也明言转向没有成功，因为他们必须要在敌人眼皮底下越过一道天堑，也就是洛伯河。但向右运动的结果是两军没有正面碰撞，联军伸到了蒂利军左翼以外。联军不只是物理上延伸出去一块，还潜在地进一步拉大了与敌军的距离，因为除了荷尔斯泰因的一个团，蒂利将全部步兵放在了中间偏右的位置，13骑兵有12个（11个）团在右翼，只有6个团在左翼。于是，古斯塔夫·阿道夫和瑞典军几乎只会遇到骑兵，而骑兵必然布置得非常稀疏，也就是间隔很大，因为整条战线的长度达2.25英里（约3.6千米）以上，一步的距离内不超过5个人。排成一线的4个步兵密集大方阵应该也有很大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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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利或许可以趁着联军正在渡过洛伯河的机会出击（类似于白山会战中安哈尔特的处境），但他没有那样做，大概是为了让己方炮兵能首先向展开过程中的敌军开火。敌军渡河期间，蒂利左翼被包抄的状况显现了出来。左翼指挥官帕彭海姆（Pappenheim）向左移动，于是左翼的骑兵和右翼的荷尔斯泰因团之间出现了一个缺口。双方都想包抄对方，于是战斗在缺口处爆发了。帕彭海姆远远地绕到了敌军侧面，以至于瑞典第二梯队可以直接上前迎击他。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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