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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9591 因此，古代日耳曼社区从定居方式来看是村庄，从居住区域来看是宗域，从人数规模来看是百户，从人际关系来看是氏族。土地不是私产，而是公产，属于关联紧密的社区。用后来的说法来看，它形成了一个“公社”（communal m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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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9593 罗马人没能完全对应上述现象的词汇，因此只能片面描述。本来最接近的一个词“ǵens”，已经几乎完全形骸化，其对说拉丁语的人来说几乎没有实在意义。于是，恺撒将日耳曼氏族称作“居住在一起的部族和父系家族”（ǵentes coǵnationesque hominum, qui una colerunt），以表达这些聚落中的真实血缘关系。塔西佗说，“家族及其亲属”（familiae et propinquitates）一起下地劳作，社区（universi）占有可耕作土地。保罗执事（Paulus Diaconus）也觉得没有一个拉丁语词能真正表达出日耳曼人的状况。在他用拉丁文写成的书里，保罗照搬了日耳曼人的词汇“fara”[家庭，这个词也是pario（我生下）及其过去时形式“peperi”的词源]，同时附上3个译词：ǵenerationes（种族、家庭）、lineas（家系）和prosapias（家庭）。4用来描述村庄的词汇也有同样的困扰。罗马人的村庄（vicus）面积很小，而且像城市一样密集建设。为了表示日耳曼村庄面积更大、建筑更松散的性质，塔西佗用了“村庄与乡野”（vici paǵique）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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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9595 每个社区有一名选举产生的首脑，被称为“长老”（Altermann）或百户长（hunno），就像同一个社区既被称为“氏族”，也被称为“百户”一样。乌尔菲拉（Ulfilas）[2]用“百户长”（Hundafaths）来指称《圣经》里的百夫长（centurion）。盎格鲁-撒克逊人有Ealdorman，挪威则有Herredsköniǵe或Hersen。在整个中世纪，“Hunno”这个词都继续存在于德意志的许多地方，意思是村长，具体形式有Hunne、Hun和Hundt，甚至一直流传到当代锡本布尔根（Siebenburgen）方言中的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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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9597 长老（hunni）在平时领导和管理村庄，在战时指挥男丁。但是，他们与村民们生活在一起。在社会中，他们与其他所有人一样都是普通公民。他们的权威不足以在发生重大纠纷或罪行时维持和平，其地位和眼界也不足以发挥政治引领的作用。每个部落都有一个或几个地位远高于普通大众的贵族，他们享有特殊的地位，自称是神的后裔。公民大会从贵族中选出若干“酋长”或“为首者”（principes），他们巡回于各宗域之间（“per paǵos vicosque”：“穿过村庄与乡野”）开庭断案、对外交涉、共议大事，还可能为了推动提案在公民大会通过而与百户长们磋商。开战期间，一名酋长还会出任总指挥，名为“公爵”（du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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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9599 通过瓜分战利品、贡品、礼品、强迫劳作的战俘和有利可图的联姻，贵族们积攒了日耳曼人眼中的巨大财富。5凭借这些财富，他们能够维持一支由自由人组成的扈从。扈从是最勇猛的战士，对领主宣誓效忠，至死方休，与主人同吃同住，平时显示威仪，战时护卫襄助（“in pace decus, in bello praesidium”：“平时充当依仗，战时作卫士”）。不管酋长走到哪里，扈从都为他的话语增添权威和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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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9601 明确规定只有贵族才能当选酋长的法律当然是不存在的，但在现实中，贵族已经与大众截然分开，平民想跨入精英圈子是不容易的。大会为什么要选一个不比其他人更有地位的老百姓当酋长？尽管如此，平民家族连续出了几代百户长，赢得超乎寻常的声望乃至财富，并因此被贵族阶层接纳的例子并不罕见。事实上，贵族家庭本身可能就是这样形成的，杰出父亲的儿子在选举官员时具有天然的优势，之后逐渐转变为一种惯例：酋长去世后，人们都觉得老酋长的儿子有资格继任并被选为新酋长。酋长身份带来的种种优势又会提升酋长家族的地位，以致其悬隔于大众，于是其他人竞争的可能性就越来越低了。如果说这种心理-社会过程在当代公共生活中只有微弱的迹象，那是因为望族阶层的自然发展过程受到了其他强大力量的抗衡。在古代日耳曼人中间，世袭制无疑是从起初的选举制中发展而来的。在被罗马征服的不列颠地区，出身旧贵族的酋长成了国王和公爵。在本卷讨论的时代，上述关系依然在发展过程中。贵族阶层无疑已经上升为高出平民的群体，但百户长仍然属于群众，而且欧洲大陆的百户长从来没有取得过特殊的单独阶层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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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9603 罗马人似乎将酋长与百户长的集会视为日耳曼部落的元老院。地位最高的家族的子弟自幼便被赋予贵族的威仪，他们还会旁听长老议事。在其他情况下，这些努力追求不平凡、异于平民寻常生活事物的年轻贵族会由扈从负责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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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9605 只要大权掌握在一名酋长之手，或者其他酋长都被一名酋长消灭或压制，酋长共治就会转变为王制。因此，就其自身而言，这套制度的根基和精神还没有转变，因为最高的、最终的权力仍然掌握在全体战士出席的大会中，一如旧制。酋长统治和国王统治的区别很小，以至于有一次，明明有两名酋长同时在位，但罗马人竟然将其中一人称作国王。6另外，王位与酋长一样不是世袭相承的，而是能者居之，由人民投票和欢呼拥戴产生。在这个过程中，有身体或精神问题的继承人是有可能也确实会被选下去。如果说国王和酋长只有数量上的区别，那么领导和指挥的权力由一人或多人掌握的自然差别就仍然是巨大的。从现实角度看，国王独治完全排除了反对势力、公民大会权衡不同方案、提出各种建议的可能性。公民大会的主权渐渐变成了单纯地拥戴新王。但即便对国王来说，这也是必不可少的。哪怕有国王在场，日耳曼人仍然保留着自由民的高傲和质疑精神。“在日耳曼人究竟能多大程度接受他人统治上，”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13.54）写道，“他们都是国王（in quantum Germani reǵnant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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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9607 宗域与邦国的关系相当松散。一个宗域迁居到远方，以至于逐渐脱离了原先所属的邦国，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参加公民大会比以前麻烦了，去的人也少了；两群人渐渐不再有共同利益了。至此，宗域与邦国之间就只剩下同盟关系了，而且随着迁居氏族逐渐壮大，也会形成新的邦国，先前的百户长家族则变成酋长家族。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各个宗域被分给若干酋长管辖，这些酋长将手下的宗域联合起来，建立王国，与母国脱离关系。这一点在文献里没有被直接证明，但却反映在流传至今的文献中的常见的含混用语上。在我们看来，车茹喜人（Cherusci）和卡狄人（Chatti）好像是民族（civitates）意义上的部落，但他们的地域极其广大，以至于其实可以被视为邦国联盟。在名目繁多的部落中间，我们也大可以怀疑它们或许不过是宗域而已。反过来看，“宗域”（paǵus）这个名称可能常常指的也不是一个百户，而是一名统辖多个百户的酋长的领地。最稳固的关系在团结的百户（氏族）内，百户的成员以类似公社的方式共同生活，并且不容易由于外部和内部因素而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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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9612 战争艺术史 [:1700085769]

1700089613 战争艺术史 2　日耳曼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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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9615 本书第1卷中说过，军事成就不止有一个而是有两个差别极大的根源：第一个根源是显而易见的，即单个战士的勇猛和体魄；另一个根源是个体战士要结成坚固的阵形，也就是战术单元。尽管这两种力量——单兵战力和集体团结——的性质不同，但后者绝不是与前者无关。一个全由懦夫组成的单元，不管他们操练得多么熟练，都是做不成事的。然而，如果一群人有中等的勇气，再加上团结组织的成分，那他们的战斗力就要高于纯粹的个人勇武。希腊公民的方阵粉碎了波斯骑士的胆气。古代战争艺术史的主线就是方阵这种战术单元发展完善、推陈出新、形成梯形战术和大队战术的过程。罗马人之所以不断取胜，不是因为他们比所有对手都更勇敢，而是因为他们有纪律，由此形成了更坚固的战术单元。通过这段发展史，我们就能明白从起初死板的方阵演进出各种更小、更灵活的战术单元是多么重要，又多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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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9617 只要记住古代战术史的历程，再加上对日耳曼人组织形式的了解，我们一眼就能明白日耳曼人必然蕴含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在贴近自然的原始蛮荒生活中，在不断与野兽和相邻部落的战斗中，每一个日耳曼人都养成了高绝的个人勇武。他们生活的团体既是氏族，又是邻居，大家在经济、社区和军事方面都同心一致，而且领导者的权威在日常生活中融入整个团体。不论平时还是战时，百户长统率的日耳曼百户所具有的凝聚力，都让纪律最严格的罗马军团望尘莫及。日耳曼百户和罗马军团蕴含的心理因素完全不同，但结果却别无二致。日耳曼人不做操练，百户长几乎没有明确的处罚权，更别提严厉惩戒部属了。日耳曼人甚至没有真正的军事服从概念。但是，整个团体有着牢不可破的团结。百户的团结是如此坚实巩固，以至于历史文献中也会用村庄、社区、同志和氏族来称呼百户。与文明民族不得不通过纪律打造的人为团结相比，这种天然的团结还要更强。论列阵严整、行军有序、进攻时队伍不偏不散，罗马的百人队要优于日耳曼的百户。但是，日耳曼百户内在的就有团结，人人士气高涨，彼此真心倚靠。哪怕是在外部形势混乱、队伍完全被打散以至于经常出现撤退的情形下，日耳曼百户的内在团结也足以维持阵势。百户长的每一声高呼——我们就不用“命令”这个词了——部属都会听从，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其他人会听从。凡是缺乏训练的战士群体，真正的弱点都在于惊慌失措；但是，日耳曼百户即使是在撤退时也能听从酋长号令，不再后退，反身再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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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9619 因此，前一章先阐明百户长与长老，宗域、氏族、百户与村庄长老两者的同一性是有意义的。这不是抽象政治-法律状况的一个争论点，而是要探索世界史上的一个重大因素。现在有一点是清楚的：百户长统率的不是一支人员构成和组织形式变动不居、依据具体形势而遴选出来的队伍，而是天生就统领一个自然形成的单元。百户长的名号和战时职能与罗马百夫长相似，但两者的区别就好比自然天成与琢磨造就。一名平时不行使族长管理职责的百户长，到了战场上的效果就和平时不操练的百夫长一样。但因为他是族长，所以他不需要部属宣誓效忠、军法或严密管控部属，就能拥有等同于罗马百夫长必须通过最严厉的管教才能达到的组织性，以及类似于后者的服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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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9621 罗马人有时会说日耳曼人没有秩序，2日尔曼尼库斯（German-icus）为鼓励军团士兵时也说过“他们撤退起来毫无羞耻之心，也不听长官号令”（“sine pudore fiaǵitii, sine cura ducum abire”）。可按照罗马人的标准，这些话并不属实。但这从反面证明了日耳曼人强大的凝聚力，在斗志高昂的领导下，他们可以在看起来毫无秩序、暂时后退、没有真正的命令式指挥的情况下维持作战，而不至于阵形瓦解，甚至不会吃大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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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9623 日耳曼步兵采用的战术被古人称作“cuneus”，近代学者将其译为“楔形战术”（Wedge）。但这个词是有误导性的，就像我们说的“纵队”一样——从技术角度来看，“纵队”大概是cuneus最准确的译法。如果一个人想要比较“纵队”和“横队”两个概念的区别，那么他会指出，“横队”是宽度大于深度的阵形，“纵队”是深度大于宽度的阵形。但是，如果说这些概念运用到现实中已经有模糊的地方了，那么实际用词更是远远超出了“横队”与“纵队”的基本概念划分。例如，我们会将一个深度只有6人、宽度为12人至40人的阵形称作“连纵队”。同理，我们发现罗马人将概念上肯定属于“方阵”和“横队”的阵形称作“楔形阵”（cuneus）。以李维对坎尼会战的记载为例，参战的迦太基中军被称作“很浅的楔形阵”（cuneum nimis teneum），而实际上，它不仅肯定是线形阵，甚至——按照李维的形容——是很浅的线形阵。Cuneus的意思甚至往往不过是“队伍”而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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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9625 进一步看，如果从“Cuneus”这个词不能得出确切含义，那么这个词除了笼统描述，同样有具体精确的用法，这也是无可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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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9627 “民族大迁徙”（Völkerwanderunǵ）时期[3]的几名作者似乎懂得这个词的精确含义。韦格蒂乌斯（Vegetius，3.19）将cuneus定义为“步兵阵形，前窄后宽，向前推进以打破敌军阵线”。据阿米亚努斯（Ammianus，17.13）[4]记载，罗马人——蛮族人组成的罗马军事单元——以“军人般的直接”（soldatische simplicitas）发起攻击，采用“野猪头阵形”，“前端缩成一个点”（desinente in anǵustum fronte）。阿加西亚斯（Agathias）[5]写道，与纳尔西斯（Narses）作战时，法兰克人摆出了三角形的楔形阵（embolon）*。因此，楔形阵通常是这样的：前端是一名最优秀的战士，第二列有3人，第三列有5人，以此类推。但稍加详查就会发现，这个概念是不现实的。不管楔形顶点的那个战士的身体有多强壮，装备有多完善，当他击倒正面的敌军时，后者左边或右边的敌人总能发现侧面出击的机会。为保护前出战士免受两面夹击，唯一的办法就是第二列的战士尽快上前。但阵形接下来不断展开：现在楔形阵的顶端有3人，他们受到5人的攻击。于是，第三排的战士必须尽快冲到前面。简而言之，楔形阵并不能打穿敌军正面，而是在两军接触的那一刻就开始摊平，并在很短时间内由纵转横。原本为了保持楔子形状而有意留后的侧翼士兵全都冲向前方；三角形的底边开始向前推，端点则向后退，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侧翼的士兵原本身前空荡荡，现在变成了身后空荡荡。因此，楔形阵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估计顶端反而要比侧后士兵还在向前冲的时候损失更惨重。楔形阵可谓愚不可及。一群人不管团结得多么紧密，终究是个体的总和，往前推进当然做得到，但不能像铁锋一般将侧方的全部压力集中于一点或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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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9629 古典时代的文献中有两处对楔形阵的正确描述，一处是塔西佗，另一处也是在民族大迁徙晚期，即莫里斯（Mauricius）皇帝或托名为莫里斯皇帝的某人撰写的《战略》（Strategicon，成书年代或为公元579年）。《战略》[6]中写道，“金发人”——法兰克人、伦巴第人（Lombards）等类似民族——的进攻阵形深度和宽度相等。4塔西佗（《历史》4.20）则提到了巴达维亚人（Batavians）的“楔形阵”：“四面紧密，前后侧翼皆坚固”（“densi undique et frontem terǵaque ac latus tuti.”）。如果“四面人数相等，不仅前后相等，左右也相等的紧密队伍”是方阵，那么，深宽都是20人，总人数就是400人；深宽都是100人，总人数就是1万人。这样的阵形不会是正方形，而是一个前窄后宽的四边形，因为在行军过程中，横排间距会拉大到纵列间距的两倍左右。如果队长，或者说酋长走在深度这么大的纵队前方，身后或两旁是扈从的话，那么队伍看起来就像方阵前面探出一个点。与现代作比较的话，我们可以说它类似于一个骑兵旅进攻时的情形：旅长带头，身后有3人——副官加上两名司号员——再后面是两名团长及其副官和司号员。接着依次是8名中队长及其司号员、32名排长和其余士兵。我们可以用三角形来描述它，但它只是阅兵阵形而已。按照条令规定，骑兵旅并不是渐次插入敌军正面，真到打仗的时候，尽管军官排在前面，但他们会号召士兵冲到自己前面，从而全体同时冲入敌军。日耳曼“野猪头阵形”的尖角同理。当日耳曼酋长或北欧领主（thane）领着扈从走在士兵方阵前方时，他会利用先锋的位置发起冲锋，带动和激励全体战士随自己向前。但那杀入敌军大概是同时发生的。顶点的任务并不是率先楔入，而是在两军整体相撞的那一刻随队长冲锋，发挥冲击单元的作用。即使前端没有一个顶点，深纵队也会呈现为三角形。如果这样一个楔形阵——假设长宽都是40人，总数为1600人——向一个宽大的正面冲锋，那么受威胁最大的位置就是第一排的两端，因为这两个人在两军相撞时不仅要对付前方的敌人，还要招架敌方最近的纵列敌人发起的侧面攻击。因此，前排侧翼的士兵进攻时会比较谨慎，稍向后退，于是最先接战的就是前排中部。另一方面，后排靠外的纵队进攻时很容易被挤到外面。这样一来，本来就狭长的纵队前部就会给人留下尖角的印象。但这并不是好事，与其说是结阵，不如说是解阵。在冲击和推挤敌军时，整个阵形越齐整越好。前排侧翼士兵越勇敢，其他人就越不会怀疑他们是畏葸不前。后排士兵越能掩护好纵队，冲击力就越强。毫无疑问，队长们会尽可能确保士兵发起冲击时的深度与宽度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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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9631 当日耳曼人以纵队冲锋时，战士们会唱响“战歌”（baritus），同时将盾牌举到嘴巴前方，利用回声来扩大音量。“一开始像是单调的低语，”塔西佗告诉我们，“音量随着激烈的战斗而越来越大，直到如惊涛拍岸一般。”5我们之前发现斯巴达方阵的随军笛手是其行军有序的证据（参见第1卷），同理，战歌也能证明日耳曼楔形阵的秩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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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9633 如果日耳曼楔形阵冲向另一个类似的单元且双方都没有被冲散，那么，双方后部的士兵都会往外冲，试图包抄对方。如果楔形阵冲击的是方阵，要么楔形阵突破了敌阵，这时敌军很可能不是被砸开了一个点，而是被撕开了一条线；要么方阵稳住了阵脚，这时楔形阵除了继续战斗就别无选择，只能尽快从后面拥上前去，拓宽正面，同样转换成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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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9635 罗马百夫长有固定的位置，在方阵前排的右侧行军。只有在这里，他才能发挥自己的职能：维持与敌军间距，下令齐掷标枪后近距离突击。日耳曼百户长则是昂首挺胸地走在楔形阵的前方。当几个氏族共同组成一个大的楔形阵时，每个小阵形只有两三列宽，彼此紧挨着，百户长走在各自小阵的前面，酋长带着扈从走在大阵前面。由于不需要下令齐掷标枪，因此也不需要维持间距，发起攻击时与敌军的距离要长得多。队长不需要担心友邻单位的情况，也不需要维持特定的方向，只需要找准最有利的路线，抓住偶然出现的机会，领着身后的士兵向前猛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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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9637 日耳曼最初的战术单元是略呈方形的深纵队，正如古希腊罗马最初的战术单元是窄长的方阵[7]。再次强调：这两种阵形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毕竟，方形阵的行列数不一定要相等，就算纵列数大约是横行数的两倍——比如宽度为140人，深度为70人，总共9800人——目的同样能够达到。我们仍然可以将这样的阵形称作“方形阵”，而且事实上也必须这样做，因为70人的深度已经足以独立护卫侧翼了。6借用塔西佗的说法，它仍然是“四面紧密，前后侧翼皆坚固”。反过来看，大纵深的希腊方阵也是有记载的。这样来看，两种阵形之间就没有明确的界限，会有交叉。但这并不会泯灭它们在理论上的对立关系。而且，我们也不难明白古希腊、罗马和日耳曼最初采用不同阵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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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89639 希腊方阵比楔形阵优越的地方在于，它直接投入战斗的武器更多。10排纵深、1万人的希腊方阵，第一排有1000人；换成100排纵深的楔形阵，一线人数就只有100人了。如果楔形阵不能立即突破方阵，那么其马上就会被四面合围。希腊方阵是一种可以执行包抄的阵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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