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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罗马的记载，瓦卢斯准备镇压的叛乱是日耳曼密谋者蓄意挑起的。有一种解读是，日耳曼人计划将瓦卢斯从牢固的行军大道诱入适合伏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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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看法是错的。日耳曼地区到处是适合伏击的地方，但将一支敌军引诱到某个具体的遥远地点，又能让自己的部队神不知鬼不觉地、恰好在敌军经过的那一天守在那个地点，这样的计策根本不可行。另外，对阿米尼乌斯（Arminius）的计划来说，最合适的地点莫过于从威斯特伐利亚隘口去阿里索堡的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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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密谋者确实与起事有关，他们的目标大概也不是将罗马人引诱到某处，而是集结自己一方的战士，打着支援瓦卢斯的幌子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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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军有3个军团、6个盟军大队和3个骑兵队（alae）。文献中明确补充说，由于分兵要把守各个堡寨、护卫辎重、处决犯人和追捕劫匪，罗马军的力量被大大削弱。但我们不清楚的是，这里讲的削弱指的是军团本身被削弱，还是占少数的辅助部队被削弱。因此，除了开战时罗马军的战斗人员数大概在1.2万至1.8万之间，以及为了加强这支部队，瓦卢斯曾打算到预计交战地区额外征募日耳曼辅助部队之外，我们没有什么好说的。正是这些“盟军”突然倒戈，扑向混乱无序的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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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队遇袭的地点是赫尔福德（Herford）附近的“黑色荒原”，即萨尔茨乌夫伦-朔特玛（Salzufeln-Schöttmar）一带。当时纵队中包括全部辎重，又缺乏行军纪律，总人数估计在1.8万至3万人，总长度为9英里（约14千米），遇袭前很可能长达9英里到12英里（约14千米到19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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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人发起袭击的喊声响起后，罗马军自然马上停了下来。罗马军选择了一处相对开阔的地面，建起一座有围墙与壕沟保护的营地，后面的部队和辎重逐渐聚拢过来。瓦卢斯或许考虑过要不要退回刚刚放弃的夏营，那里的防护效果当然要好得多。后方很可能还有一座驻军越冬营寨。但是，日耳曼人不仅可能已经打败守军，攻占了夏营，而且罗马军手头的给养也不足以抵挡长时间的围困。再说了，继续向前并不比撤回去更危险。于是，瓦卢斯下令把多余的物资和货车统统烧掉，次日开拔——当时的队伍比前一天更有秩序了——希望能抵达目的地，阿里索堡。整顿军队、筛选和焚毁多余辎重都需要一定时间，所以他们大概很晚才开拔。第一段路程是开阔地，但仍然蒙受了部分损失。从罗马军还能往前走的事实得出一个结论：日耳曼人的攻击力度尚弱，而且没有多少骑兵。尽管文献中没有提到骑兵，但战场上肯定是有骑兵的，因为日耳曼人毕竟以骑兵见长，而罗马军中也有三队骑兵。一方面，假如日耳曼人完全没有骑兵，那他们根本靠近不了罗马纵队，早就被罗马骑兵赶跑了。另一方面，假如日耳曼人的骑兵很强，那罗马人根本走不成，因为一支军队不能同时交战和行军。这一点从卡雷会战和鲁斯皮纳会战中就知道了。同理，日耳曼人在首日的袭击肯定还很弱，可以说是在试探；否则，又长又混乱的罗马纵队甚至连森林都走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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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军在次日行军谨慎，又是紧密队形，因此前进速度可能很慢。最终，他们又来到了一片不便军队行动的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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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是在今天，我们也能从地貌中窥见当年罗马人一会儿在开阔地、一会儿在森林的行军过程。黏质地面到萨尔茨乌夫伦附近为止，接下来是多沼泽的沙地，山毛榉到处都是但长势不好，只有一些零散的地方适合橡树生长，现在的大片沙地松树林则是晚近才有的。因此，罗马人当年从萨尔茨乌夫伦附近就进入开阔地了。但是，奥斯宁山前不远处的沙地中有几条与大山平行的贝壳石灰岩山脊，与奥斯宁山的山脊一样，当时它们无疑也是林木茂密。我们不妨设想，那是傍晚时分，罗马军已经走了整整9英里到10英里（约14千米到16千米），总算来到树林和德伦山谷，却发现关口被日耳曼人占领了。此时最好的办法大概是全军突击，冲关破阻，因为日耳曼军的力量在不断加强，而且他们可以趁夜布置更多障碍物。但冲关需要侧翼迂回，两者都要耗费时间。另外，投入战斗前一定要先设防保护手无寸铁的辎重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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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是不要想象了，比如，设想罗马军能够以紧密阵形突破关口，奋力挡住敌军的进攻。如果他们白天在开阔地行军时已经蒙受了惨重损失，那么他们根本就不可能继续朝着两边山上都有敌军把守的关口前进。要想冲过去，罗马军必须在酣战中、在没有手无寸铁的随军队伍妨碍的情况下驱逐守关敌军，在敌军有机会从后方赶上来之前迅速通过。于是，瓦卢斯决定再次安营扎寨，明天再强行破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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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这里的第三日战斗过程只有极少的相关记载。但我们已经从马拉松会战中明白，如果我们熟悉交战双方的装备和战法，那么地形就是我们了解战斗性质的一个富有说服力的重要因素，以至于我们可以大胆地去重构战斗过程的整体轮廓，因为战斗结果毕竟是无可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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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伦山谷是奥斯宁山脉的一处深垭口，最窄的地方也有300步宽。奥斯宁山脉的山体由钙质硬岩构成，两侧和山路都有沙丘。德伦山谷大部覆盖着厚厚的沙子，常年没有树木生长。山路不经过中间的沙地，人们贴着两边的峭壁走。山谷和山路上的沙丘局部生长着茂盛的帚石楠，谷内散布着一些黏质土地。山谷是两条水系的分界线，谷内有一条向北流的小溪，也有一些沼泽和泥泞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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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谷虽然宽，但通过难度相当大，要么踩着厚厚的沙子过去，要么翻越一个个沙丘。不妨设想，阿米尼乌斯从第一天起就派人砍树把关口堵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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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罗马军没有直接正面攻击关隘有其合理性，也必须假定他们曾试图绕远通过这座绝非无路可走的山。根据历史记载，罗马人成功拿下了山谷入口处的前几座沙丘，将日耳曼人赶了下去。但沙丘后面还有沙丘。开阔丘陵地带的边缘与狭窄关口之间大约有1.5千米的距离，而罗马人越是深入，就越是暴露于来自真正的山上的两侧、居高临下的攻击。这正好体现了日耳曼人的勇武：纵然缺盔少甲，仍然能正面对抗阵形紧密的罗马重装步兵。日耳曼人被击退后虽化整为零，但并没有惊慌失措，反而利用装备轻便的优势，迅速从一处制高点撤下来，占据后方近处的另一个制高点。暴雨再次降临，增加了罗马人进攻平缓沙丘以及在潮湿的森林地面上前行的难度。日耳曼骑兵在关口中没有用处，阿米尼乌斯大概从一开始就让他们不要进谷，而去骚扰后方的敌人，阻滞意图包抄的敌军纵队。罗马人是在往前走，但并没有冲破关隘，只觉得自己被困在了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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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攻势最终停滞了。倾盆大雨不仅妨碍行动，更令士气沮丧，心志低沉。罗马大队刚刚后退一步，日耳曼百户就从四面高处冲下来，将其彻底赶回了营寨，从此回天乏术。骑兵离开了，希望从别处越过大山。瓦卢斯和一批高级军官自杀了。一名掌旗官见军旗已经保不住了，他至少要保住军团的荣誉，于是带着鹰旗一起跳进了沼泽，以免它落入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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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部在掌营官凯戎尼乌斯（Ceionius）的带领下无条件投降。投降谈判期间，瓦卢斯的忠仆们想要将主人尸身火化，以免受辱，最后将烧了一半的尸体下葬。但阿米尼乌斯把尸体刨了出来，割下首级后送给了马克曼尼王——马罗波多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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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更晚的作者告诉我们2，阿米尼乌斯有一次将战死敌人的头插在矛上，摆上城头，以震慑罗马守军。这段话讲的大概不是德伦山谷中的最后一座营寨，因为被围困的守军早已知道了情况。不过，它有可能讲的是这场战役中发生的事，也许是展示给威斯特伐利亚隘口营寨的留守部队或者阿里索堡的守军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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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突破日耳曼人的包围圈、穿过德伦谷或翻越大山逃脱的罗马人去了阿里索堡，在那里遭受了长时间的围困。粮草终于耗尽时，他们试图用智慧对抗日耳曼人的戒备。在一个风暴肆虐的漆黑夜里，意志坚定的老战士、掌营官兼首席标枪手L.凯厄迪西乌斯（L.Caedicius）率领守军突破包围圈，最后还用计策躲过了追兵：他们用号声引起了日耳曼人对即将到来的罗马援军的恐惧。3一千多年后，被普鲁士军队围困的条顿骑士团守军用同样的方法逃出了城堡。当时，巴滕施泰因（Bartenstein）城堡守军在敌境中穿行70英里（约113千米），最后安全抵达柯尼斯堡（Königsberg，参见第3卷第三篇第7章）。分散在日耳曼内陆的其余罗马守军和分遣队全部落入起事者手中，因此，从现实角度来看，瓦卢斯的3个军团被彻底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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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条顿堡森林会战的了解全都来自溃兵的报告，就连战场的名称——尽管它位于日耳曼地区中部——大概也起源于罗马人，而非日耳曼人。没有一部中世纪编年史和历史书提到过条顿堡森林的名字。它的唯一来源就是塔西佗的一段话（“saltus Teutoburgienesis”，《编年史》1.60），之所以能进入现代地理，是因为17世纪的学者。但是，我们今天应该来理解它、澄清它的源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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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伦山谷东南方约4英里（约6.4千米）处有一大一小两道圆墙，大的在山顶，小的在山顶以下几百步的坡上，感觉像是早期日耳曼工事。4小的可能是酋长驻地，大的则是给群众避难用的，也就是避难要塞。这种避难所平时无人居住，但在紧急情况下能收容整个区域的人口。许多地方都有此类遗址，最大的一处大概是孚日山脉圣奥蒂勒山（Mount Saint Odile）庇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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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顿堡”（Teutoburg）一词最有可能的含义是“人民堡”（Volksburǵ），它的词干（Teuto）与附近的提特马勒斯（Tietmallus，今代特莫尔德市）的名字的第一个音节（Tiet）是相同的。专指名称经常是逐渐从这种一般性名称中衍生出来的。在本例中，条顿堡或许不是日耳曼人而是罗马人的叫法。罗马人问当地人，山上那一圈比酋长城堡高的大石墙是什么，听到的回答是“条顿堡”，于是就用这个词来指代罗马行军大道穿过的那片森林山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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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条顿堡也叫“大堡”（Grotenburg），大圆围墙的中心竖立着阿米尼乌斯（亦称赫尔曼）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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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碑的选址是正确的。如果它曾经是塞格斯特斯的堡垒，塞格斯特斯从这里带着图斯内尔达（Thusnelda）[12]投奔罗马人——这种设想是可能的——那选址就再正确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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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会战还有两件遗物。1868年，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附近地下9英尺（约2.74米）处出土了一件精美绝伦的银器，它无疑被放在瓦卢斯的桌子上，作为战利品分给了一名车茹喜酋长。波恩博物馆收藏着战友兄弟为纪念第18军团百夫长M.凯利乌斯（M.Caelius）所立的墓碑，凯利乌斯在“瓦卢斯战争”中被杀，墓碑上有墓主和两名忠实仆人的肖像，铭文中写道那两名仆人没能将主人的尸身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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