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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瓦伦斯出城向哥特人进军，行军途中又来了两次菲列迪根的使节。当然，这两人只是无名小卒，而非哥特显贵，罗马人虽然对其并无真正的信任，但还是同意了菲列迪根交换人质的提议。据记载，两军对面列阵完毕之时，利齐美尔（Richomer）将军在另一人拒绝后说愿意承担这个危险的任务。据说，当罗马战线上的一处擅自开战，大战随后展开时，利齐美尔已经踏上了前往哥特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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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记载不太可能发生。菲列迪根派出了另一位使节，这是可以理解的，不管他的意图是佯装恐惧，进一步引诱罗马人进攻，还是用谈判拖延时间，因为阿拉底亚斯（Alatheus）和萨夫拉克斯（Safrax）统领的骑兵队之前大概是被派出去劫掠了，当时不在阵中，然后恰好赶在战斗开始时归队。但我们必须问：瓦伦斯为什么会同意交换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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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瓦伦斯不想割地求和，但为了吸引哥特人的注意力，将其拖住直到格拉蒂安抵达，说明他有可能希望展开谈判。不过，在坚固的大营中谈判应该会更安全。皇帝可能是怕哥特人溜走，而现在他们既然逃不了，他也就同意了交换人质，目的不是用色雷斯来奖赏哥特人的暴行，而是让他们安下心来，保持集结状态，同时等待格拉蒂安的到来。不过，他为什么不早一些止步仍然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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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许会得出一个结论：瓦伦斯虽然之前感觉胜券在握，可到了最后一刻，他意识到自己低估了哥特人，对方兵力远远比他过去认为的多。但这样的态度转变不可能在文献中被如此彻底地忽略，而且肯定会让皇帝立即停止前进。考虑到武器的攻击范围较短，两军距离必须近至几百步以内才能自行开战。但在那时，罗马大本营了解敌方兵力肯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军队部署完成后的行动速度很慢，统帅如果在部署过程中不能亲自看到敌军兵力，就会派军官到前线去观察。临开战只有几个小时了，瓦伦斯对敌军兵力的掌握的确切程度不可能低于训练有素的军官给出的估计。此时，唯一有可能让罗马人意外的因素是阿拉底亚斯和萨夫拉克斯的骑兵，但文献中完全看不出这支骑兵的抵达与谈判的决定有任何关联。因此，罗马大本营直到最后一刻仍然自信有必胜的把握，这是无可置疑的。否则，他们肯定会提前停止进军，利用谈判之机将部队撤回营地，等待西罗马军的到来。如果说瓦伦斯在最后一刻还是同意了敌方提出的人质交换，或者说那时退军已经来不及了，那我们只能有一个解释：瓦伦斯大概从一开始就在纠结要不要等待格拉蒂安，如今看到摆好阵势的哥特军，他就神经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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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完全没有记述这场会战的战术层面。我们只知道哥特骑兵首次突击就撕开了罗马骑兵的阵形（一部分罗马骑兵是瓦伦斯从叙利亚带回来的阿拉伯人），之后罗马军队几乎被屠戮殆尽。皇帝本人不知所踪，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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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从罗马的惨败推出哥特人占有很大兵力优势的结论。我们不仅应该想起坎尼会战，也应该牢记一点：在古代，战败的一方通常会损失惨重，很容易被全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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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们不能指望从战斗记载中了解任何战术方面的内容，而且会战的政治-军事关系仍然不清不楚，但从军事史角度来看，这场会战依然很有意义，主要是因为它再次向我们展现了一名作为原生战略家的日耳曼酋长，另一个原因是兵力估计——哥特人只有1万人的报告，正是它引诱罗马皇帝发起了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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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尼乌斯将这个报告保留了下来，并补充说它是错误的，但他并没有告诉我们哥特军的实际兵力。由于他只在开头讲了之前有大批蛮族渡过多瑙河，而另一位同时期的作者，欧纳庇乌斯（Eunapius，第6章）[40]估计哥特人的适役人数近20万，于是现代学者们就认为这1万人只是先遣队，但阿米阿努斯从未提及这一点；事实上，从上下文就能完全排除这种解读。阿米阿努斯说罗马巡逻队确定自己看到的兵力不超过1万人，原文是“斥候称，据自己所见，他们总共有1万人（不确定斥候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incertum, quo errore procursatoribus omnem illam multitudinis partem, quam viderant, in numero decem milum esse firmantibus.”）这一报告说服了皇帝出兵进攻。如果我们将报告的意思理解为，巡逻队只是亲眼看到了一支数目不明的大军中的1万人，那么“不确定斥候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和皇帝突然决定进攻就讲不通了。报告只是说，阿德里安堡一带驻扎了不过万人的大队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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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阿米阿努斯说报告是错误的。如果它还有些许可信度的话，那么错误肯定是有限度的。瓦伦斯攻击的军队——他以为自己对面只有1万人——不可能事实上有20万人，甚至10万人都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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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述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瓦伦斯以为自己在截击一支哥特人的劫掠队，却意外撞上了驻扎在别处的哥特兵主力。菲列迪根的遣使行为证明他们要对付的不是劫掠队，否则阿米阿努斯的全部记载都要重新理解，而且瓦伦斯肯定在行军途中就会意识到错误。毕竟，哥特人发起的谈判为罗马人提供了两倍的时间和退走的机会。在战斗实际打响之前，罗马皇帝肯定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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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瓦伦斯开战时显然认为敌军——菲列迪根公爵亲自统领，还派出使节的哥特主力——约有1万人。阿米阿努斯肯定地说哥特兵力要超过此数，但差别不可能达到3倍那么多，甚至两倍都不可能，因为哪怕是2万人和1万人的区别，罗马将领在进军途中肯定也会注意到。如果罗马人观察到了差别，却没有人建议先等格拉蒂安到了再说，此事殊无可能。如果有人提出了这样的建议，那么史料中肯定会有提及，并通过阿米阿努斯详尽的记述传下来。而在灾祸发生后，人们最起劲地宣扬的内容却无过于当初意见正确者的大声警告，而我们完全找不见这种内容，甚至没有正面记载说哥特兵力远远超过1万人，而只有“报告有误”这个极其笼统的表述。因此，报告的错误不可能很严重，大概主要与开战时才到来的那一部分骑兵有关。据此，我们可以说哥特兵力或有1.2万人，最多1.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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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结论得到了阿米阿努斯一处表述的确认。他写道，罗马进军途中曾发现敌军围起了圆形车阵：“发现敌军用车围成了圆圈，确认了斥候报告的信息。”（“hostium carpenta cernuntur, quae ad speciem rotunditatis detornata digestaque exploratorum relatione adfirmabantur.”）在前一年的战役中，阿米阿努斯用同样的方式描述了哥特人围成的圆形车阵：“许多车被摆成了一个圆圈。”（“ad orbis rotundi figuram multitudine digesta plaustrorum.”）（31.7.5）。在不能精确划定范围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可以说，这样的车阵只能围住一支规模相当有限的军队。将上万辆车围成一个圆圈要耗费许多天的时间，再加上地形限制，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从阵中走出也是同理，那只会让军队完全丧失行动自由。考虑到圆圈的大小，在车阵设立期间，每个人与他的车、车上的财物、他的牲畜都会离得很远，不仅场面会乱成一团，工事也根本无法使用。若要车阵保数万大军周全，肯定得分成几个阵，但阿米阿努斯在每一处都说只有一个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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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人的进军路线进一步确证了我们的结论。他们从卡比尔出发，向阿德里安堡的方向行军。今天有两条路穿过两城之间的山，分别在登萨河的左岸与右岸，都不在河谷内，反而有许多处远离河谷。41829年，迪比奇将军（General Diebitsch）曾在东路行军，当时也是8月份，与西哥特人一样。毛奇在记述这场战争的史书中（第359页）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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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帕帕斯科伊（Papaskjoi，今波波沃，Popowo）的远端，地形变得崎岖，有比较深的沟谷。当地大部分岩石都是裸露的，没有土壤覆盖，将热量都反射了出去，行军极其艰苦。土耳其人事先将当地服务旅人的水井尽数捣毁，部队缺水严重。最终，他们在走了18英里（约29千米）之后在小镇大山口镇（Bujuk Derbent）过夜，次日又休整了一天。第7军之前在库丘克山口（Kutschuk Derbent）就停过一次。俄军在这片石头荒原受的苦比翻越巴尔干山脉时还要多。天气热得受不了，发烧的人越来越多。大山口是一道极难穿越的狭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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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奇写道（第358页），西边的另一条路要好走得多，但它在登萨河的右岸，而登萨河与马里查河在阿德里安堡附近交汇，只能从桥上通过（第3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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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基本路况必然也是类似的，当时所遇到的情形必然也是类似的，由此可得，哥特人只有一条可用的行动路线，那就是登萨河左岸经大山口镇的东路。他们既不能分兵两路，东西并进，也不能全军走西路。山路起于阿德里安堡以北14英里至18英里（约22.5千米至29千米）处的崇山峻岭，接着是丘陵地带，然后逐渐进入地势小有起伏的原野，阿德里安堡就在那里。两条路出山的位置相距约9英里（约14.5千米），之间是登萨河。如果罗马人偶然提前得知哥特人进军的消息，走西路的部队就会暴露于侧翼攻击之下，或者刚出山就撞上敌军主力。这时，另一路军会被深河登萨河隔开。即使眼前没有罗马军，这样的障碍也是很不方便的。据阿米阿努斯记载，哥特人走的是阿德里安堡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道路，也就是西路，因此必须先渡过登萨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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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假如菲列迪根是两路并进，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走出山路就撞上罗马军，那样一来，还没等左军赶来支援，右军就已经被打败了。但是，如果他们单走一路，而瓦伦斯已经守在那里，那么前军就只得先行开战，后军还要一两日才能赶上来，无力支援。只有当部队规模小到足够走一条路，整个行军纵队的长度不超过一日路程时，哥特人才会冒险进军。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罗马人打上来，哥特人才能迅速部署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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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部队做不成大军能做成的事，但大军也并非做得成小部队能做成的所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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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毛奇的记载（第359页），迪比奇之所以在1829年进军阿德里安堡时取道东路，是因为这样不必渡过城市附近的河流，而且河水能保护右翼，抵挡任何来自菲利普波利斯可能的行动。378年，哥特人的情况如出一辙。他们想要绕过阿德里安堡，走上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当他们从卡比尔开拔时，瓦伦斯要么还在阿德里安堡，要么刚刚踏上通往菲利普波利斯方向的马里查河谷道路。如果他偶然提早得知哥特人进军，他就可以在登萨河西侧的山路出口等着哥特人，这样一来，哥特人在出山和渡河时都会凶险万分。而走东路的话，罗马人肯定不会在哥特人进军途中找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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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假定，哥特人进军时没有把全部辎重都带上。因为抢来的财宝、牲畜和奴隶，所以辎重规模肯定相当庞大，大概与护送队一起留在远离当前战场的东北边后方。独立部队有可能也不随主力行动，一批阿兰人发现了格拉蒂安部并发生遭遇战。但无论如何，肯定有一定数目的仆役随同哥特军主力，特别是存在大量妇女，很可能也有一些儿童。因此，即便战士不超过1.5万人，行军纵队肯定得有3万人，只走一条路，再加上大车的话，长度也会有整整一天的路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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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来看战斗结果。文献中没有讲哥特人的优势是什么——他们的骑兵为什么无可置疑地优越于罗马军，为什么罗马步兵没有像斯特拉斯堡会战那样坚持战斗。在斯特拉斯堡，罗马一方肯定具有相当的数量优势；而在阿德里安堡，我们可以假定双方的差别不会很大。接到敌军兵力只有1万人的消息时，瓦伦斯便自信胜券在握。因此，他的部队大概要比1万多上几千，阿米阿努斯也明确写道，罗马一方兵多且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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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找不到一方完全战败的直接军事原因，我们就倾向于认为罗马帝国的内在政治弱点，也就是叛国，发挥了作用，或者至少是诚心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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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尤利安皇帝暴死于美索不达米亚时，军队先后拥立约维安和瓦伦提尼安，可瓦伦提尼安忽略了一点：尽管尤利安没有儿女，但其离世时却并非没有继承人。君士坦丁的后代里还有尤利安的表兄普罗柯比一支。普罗柯比起而捍卫自己的权利，最终虽然被击败了，但新都君士坦丁堡内有许多人表现出对他的同情，于是新兴帝室内部长期存在紧张关系。5此外，瓦伦斯是一名坚定的阿里乌斯派教徒（Arian）。当他第一批派出去反击哥特人的将军战败归来时，他们当着他的面说，战败的原因是皇帝不接受真正的信仰。6他率军离开君士坦丁堡时，有一名牧师来找他，要求将没收的教堂还给真正的信徒。牧师说，皇帝若是不归还教堂，就从战场上回不来。7不过，君士坦丁堡有传言称，由于皇帝在圆形剧场遭到斥责，所以他已经发誓班师时要将都城夷为平地。8这些故事是教会作家传下来的，细节上不完全可信。其中有一位教会作家名叫苏格拉底，他说骑兵背叛了皇帝，没有加入战斗。这一情节不能视为来自可靠史料的真凭实据，因为阿米阿努斯完全没写有背叛行为。尽管如此，执政的瓦伦斯皇帝肯定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挑战，感到自己的权势地位不确定。因此，如果我们认为阿德里安堡会战的结果——它有着无远弗届的意义——不是由纯军事因素决定的，而是受到了政治动因，也就是罗马内部政局的影响，那也算不得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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