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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用词简明起见，我们之后会用“征士”（leudes）指代直接受墨洛温诸王征召的战士阶层，用“附庸”（vassals）指代由大地主征募、先前被西哥特人称作“家丁”（buccellarii）的军人阶层。文献中没有严格区分两种用法。直到8世纪下半叶的查理曼和虔诚者路易时期，“vassus”在今天的含义，即从属于他人的自由人，才得到广泛使用。但在文献中，leudes并不仅限于国王手下的士兵，也包括贵族的士兵，而且这个词直到8世纪才消失。5两者以外还有“amici”、“ǵasindi”、“inǵenui in obsequio”（效忠的自由人）、“pueri”、“satellites”等词。因此，我对这两个词的区分——将“vassal”的使用时期向前推，并限定“leudes”的含义，只能将其理解为缩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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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庸的主人被称作“senior”，本意是上级。法语里的“seiǵneur”（领主）一词就是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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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文献中不能直接确定附庸招揽的数目从何时起开始扩张。起初，这个群体当然是很小的。但从《巴黎敕令》来看，到了以布伦希尔达王后被处死（613年）告终的内战时期，决定战斗结果的无疑就不再是伯爵手下的旧征士，而是附庸了。何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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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根据当时的战术得出结论，那个时代的特征所需要和产生的是精锐武士。在日耳曼-古罗马诸国的普遍条件下，只有这种武士才能发展起来；事实上，只有它才能生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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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地认识这一点极为重要。举个例子，强如墨洛温王朝也不能恢复公元一二世纪的罗马帝国军制。不识字的新君主不能利用手中的财源建立官僚体制，法兰克人不会严守军纪，一片实行以物易物的地区也不能通过税收供养纪律严明的军队。普遍征召不习兵事的壮丁毫无用处。这种社会只能有专门武士阶层这一种军制，而且在大国中，它不可能是官僚制的，而必然是封建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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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主带着他自己的士兵，为了他自己的目的上阵，军资是他自己的，武器是他自己的，战马也是他自己的。他必然与朝廷派遣到地方，管辖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利用公共资源为士兵提供装备的伯爵完全不同。后者即便志虑忠纯，战斗力也比不上前者；如果连志虑忠纯都做不到，而是心怀私欲，那就更不会尽心训练士卒，养护马匹和兵器了，不愿意进行必要的支出，却仍然紧紧盯着用度节约，于是，他的部队很快就会变成一个笑话。控制是没有用的，因为上面对以物易物和士兵素质的控制只能是蜻蜓点水，或者压根管不了。视察能够起到整顿训练和税收的效果，而且部队上战场时，一切都要服从于军政和军令。但无论法兰克人的军队在克洛维后嗣手下取得了怎样的成就，一支完全依赖个人勇武和自带装备的部队在开战后的战斗力仍然是无法保证的。在组织管理手段方面，拜占庭帝国远胜于墨洛温王朝。尽管如此，我们已经看到连拜占庭也诉诸于依靠佣兵队长提供兵力的权宜之计。率领附庸上阵的法兰克大地主就是一种佣兵队长，不妨说是终身佣兵队长。不仅在战时，他在平时也要供养士兵和维持军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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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这里，上述发展过程与我们在西哥特王国观察到的情况都是如出一辙。但在西哥特王国，家丁最终没有发展出一种有效的新式军事组织。只有法兰克王国通过加入一个维持附庸体制、迫使战士保持职业素养的新元素而做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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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元素就是分封土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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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前介绍勃艮第人定居过程时发现，国王赐予的土地尽管是世袭产业，但仍然有某些约束和限制。现在，这些约束和限制成了法律制度的典范和出发点。我们这样说就够了：法兰克人发展出了封地换军役的做法，封地并非封臣的世袭私产，而是要在该领地的新君即位或封臣去世时收回，换言之，分封者或受封者死后，封地会回到分封者或其继嗣手中。如果原来封臣对新君宣誓效忠，继任的封君可以再将封地授予其原来的持有者。如果去世封臣亲属中有人有上阵杀敌和宣誓效忠的能力和意愿，当封臣去世时，封君可以将封地赏赐给去世封臣的家人。如果上述条件没有满足，则封君会收回封地。于是，通过赐予封地的方式，封君既供养了自己的附庸，又没有永远放弃自己的土地。封君让手下们居住在他的产业上，其自然也就依赖于他，并且不只是一代而终，而是世代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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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庸制和封建制是两个政治制度，不一定彼此伴随。附庸不一定有封地，有封地的也不一定是附庸。在世界历史上，重要的是这两个概念的结合，它们共同构成了封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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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假设，由于分统国土的多名墨洛温诸王之间，以及国王与贵族之间冲突不断，所以法兰克王国中一直有一种强烈需要军事实力的意识。随着建国时原有的战士阶层越来越转向务农，当时就产生了一股风潮，要通过附庸来延续或更新战士阶层，并在封君更替或附庸身死时授予土地，从而为附庸制提供一个广阔的、长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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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附庸制与分封制的结合不仅适合地主供养战士，对创建各种类型的大规模组织同样极为有用。豪门巨室——例如丕平家族（Pepins）和阿努尔夫家族（Arnulfs），乃至于两者通过安塞吉塞（Ansegisel）与贝嘉（Begga）联姻达成的联合体——不能直接经营分布在许多区域的产业，我们也看到了领主的监察对基于附庸制的军事体系有多么重要。于是，一种权宜之计就出现了：将大片土地分封出去，前提是大封臣要将封地再分封出去，通过这种方式提供兵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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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继续向国王争取权利，大地主们还需要紧密联合。这种联合最明确、最可靠的形式就是附庸向封君宣誓效忠。事实上还不止如此：地主会将土地献给领主，然后再由领主封给自己。世袭继承权确实保留了下来，因此缺少封地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在背叛的情况下，授予的土地仍然有可能被收回。因此，这一法律行为意味着订立附庸效忠的契约。接下来，除了封地以外，封君还会经常用自己的产业下发赏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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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最大的地主是教会。于是，当军事实力成为占有土地的一个条件时，教会为了确保自身的权势、安全和广泛的影响力，也不得不分封土地以维持一批附庸。早在6世纪，同为主教的萨隆尼乌斯（Salonius）和萨基塔里乌斯（Sagittarius）兄弟就曾率军上阵并亲自参战；虔诚的图尔主教格雷戈里还对此表示很难过（4.42；5.21）。到了7世纪，主教们有了自己的部队并派他们上阵。从8世纪初期开始，我们发现了亲自统军的主教，这种情况很快成了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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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领主及其附庸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一份偶然保存下来的查理曼动员文告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合理的图景。尽管文告的年代是804-811年，大大晚于此处介绍的时期，但类似的文件和命令之前毫无疑问是有过颁布和执行的。我们现在谈的正是封臣动员制度，因此，把它拿到这里来讨论也是可以的。它是发给弗尔拉德院长（Abbot Fulrad）的，此人大概是法国北部圣康坦修道院的院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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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告通知院长当年的御前会议将于萨克森东部的博德河畔施塔斯富特（Stassfurt-on-the-Bode），要求院长率领全部装备齐全的武士（hominibus）于6月16日出席，并做好准备从那里向会议决定的任何地点进军。每名骑马武士应配备盾牌一面、长矛一支、长短剑各一把、弓一张及箭只。各种作战所需器具都要装在车上运来：长斧、短斧、钻子、鹤嘴锄、铲子、锄头。粮草要带足施塔斯富特大会后3个月之需，兵器被服要够换半年的。沿途不得扰民，除青饲料、木柴和水以外不得索取。首领应与辎重同行，并有马队纠察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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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停下片刻，想一想备齐3个月粮草的要求。由于院长到施塔斯富特时要有3个月的粮草，从圣康坦到施塔斯富特又有超过450英里（约724千米）的距离，所以他出发时要带上4个多月的给养。811年的一份法令汇编规定，卢瓦尔河以外的封臣应带足渡过莱茵河后3个月的粮草；莱茵河以内的封臣应带足渡过易北河后3个月的粮草。如果要对西班牙作战，则莱茵河以外和卢瓦尔河以外的封臣分别应带足越过卢瓦尔河和比利牛斯山后3个月的粮草。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封臣出发时应带足4个月的给养。文献中没有明说回程的补给来源。如果作战期间没有缴获大批物资，那么战役时间就不能超过两个月，以便远道而来的部队能靠3个月的粮草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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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现代士兵每天的口粮（忽略掺入土豆或米饭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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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咖啡去掉，再考虑到面粉比同等数量的面包轻四分之一，那么一日口粮的重量就在1100克左右。如果用鲜肉的话，要比熏肉重一半左右，所以是375克。一名罗马士兵出征16天会领到大约15千克的面粉。此外，法兰克人还会带上果干、洋葱、芜菁一类的东西，7但法兰克口粮与罗马口粮的主要区别在于，他们习惯食用的肉要多得多，出征时会带上活畜，随杀随吃。除了1000克的面粉和盐以外，罗马士兵还要吃一些别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按照1250克来估计其一日份的口粮，那么，日耳曼士兵一日的口粮至少就要有750克，外加鲜肉，4个月大约是90千克。如果再算上每个士兵放在车上的辎重器具，一匹驮马或一头公牛的净载重量为200千克，8再考虑到车夫的伙食，那么一对役畜也就勉强够3个人用。如果弗尔拉德院长有100名战士的话，那就需要大约15辆两对役畜拉的车或30多辆一对役畜拉的车。当然了，这些附庸自己是不用背东西的。事实上，我们可以假定他们经常会带上妻子或儿子同行，不仅是为了心情愉悦，也是为了伤病时照顾自己。院长大人有自己的需求，而他的许多随从肯定也会带上跟班和仆人，于是这支队伍的总人数至少要达到100名战士的两倍。就这还没有算上给日耳曼人解渴的一桶桶酒，所以全队出发时至少要有四五十辆双车和单车。尽管车上的东西会逐渐消耗，行军过程中只有少数会被送回去，因为大队人马要一同征讨远方，路上每天都要争夺草料和工具，所以不断会有替换和备用的需求，更不用说牲畜和工具的战损了。供屠宰的牲畜不会有太多肉，估计200个人一周要杀3只，所以4个月就要50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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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问题出现了：由于行军途中还可以补充给养，实际数字是不是要少很多？比如，利用莱茵河及其支流的水道，各大渡口——斯特拉斯堡、美因茨、科隆、杜伊斯堡（Duisburg）——不难建立补给点，因为部队都是从西向东走的。但我们从没听过有这样的事，因为那是中央政府的工作，而携行辎重是各路人马自己的责任。如果弗尔拉德院长想在仓库补给的话，他必须交钱来买，于是就不得不向手下的农民征收高昂的货币税。而农民根本拿不出来，所以院长别无选择，即便要去的地方很远，还是将自己的给养装在自己的大车上运输。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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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肯定会注意到，我们的估算里不包括马匹的草料。按照现代条令，一匹马一日的配给是5千克到5.65千克燕麦、1.5千克干草、1.75千克稻草。10因此，只算燕麦的话，一匹马6周的食量就超过其运载量了。11出远门时不可能携带骑用马的草料，役畜就更不行了。途中买不到草料，又不能强抢民财，所以牲畜只能纯吃青饲料，体格因而会比较瘦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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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只有100名战士的领主队伍有大概50辆车，当然还要算上每一个战士的骑用马，那么所需的牲畜只数要远远超过总人数，更会大大超过战士人数的两倍。即使我们假设肉畜就来自上路时拉车的牛，因为旅程中车辆会逐渐变空或损坏，上面的那句话无疑仍然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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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物易物的时代，远途行军是一项负担沉重的大工程。即便圣康坦修道院很富庶，弗尔拉德院长能为萨克森之行派出的人手大概也远不满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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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要请读者们最后一次怀着同情的眼光来看待学究们的看法。他们认为，从图林根到加斯科涅的法兰克伯爵都要率领着辖区内所有的农夫，乃至所有的适役男丁上战场，自备补给和装备，穿梭于国境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