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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单元就是村庄。它必然要有一个人统管经济活动，一个位高权重的首脑，因为公田、牧场、林地、牲畜蓄养和保护、播种和收获、防火、互助诸事都需要此人一直操心。没有任何地方能证明百户长之上还有长官，而且这个身兼村长和族长的人实在太过重要，上面显然不可能还有一个直接管着他的百户长，说到底，百户长的社会阶层也不是很高。族长和村长肯定会把百户长废掉。族长兼村长必然会架空百户长。这两个职位关系太近了，一山不容二虎，而且百户长显然是较弱的一方。由此可见，将两者分开是不可能的。可以想见，有时会出现一名统领多个村庄或宗族的军事统帅，但普遍存在于日耳曼人中间，延绵数百年，屡屡走上前台的百户长绝非临时职位，而必然要与一个稳固的共同体有着明确的关联。因此，百户长不可能独立于统管经济活动的族长兼村长之外，两者实为一人。从两个职位的同一性能得出三个共同体的同一性：宗族就是村庄，村庄就是百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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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地区的人口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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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无疑已经认识到，罗马人给出的日耳曼人口数——直到不久前还被不加质疑地重复使用——毫无价值。暂且把习惯性的夸大放在一边，从文献中估算刚刚才为文明世界所知的村落人口是何其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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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利曾估计乌隆迪（Urundi）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75人；后来，鲍曼估计是7人。对于乌干达（Uganda），勒克吕（Reclus）相信自己给出的每平方千米89人的数据（比法国本土要大得多）是合理的。拉策尔（Ratzel）从89人砍到了12人。扬纳施（Jannasch）解释道，尽管精心作了研究，但他依然认为在非洲，得出一片区域的合理人口数目估计值是完全不可能的。话虽如此，维康特（Vierkandt）还是得出中非西部地区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0.85人至6.5人，这片面积为501万平方千米的区域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4.74人（约等于每平方英里11人至12人），但只是在数量庞大、彼此印证的数据和真实可靠的计数结果的帮助下才做到了这一点。而对于古代日耳曼人口，我们连一个可靠的、含义可以确定的计数结果都没有，怎么能得出一个大体可信的估计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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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我们掌握了前一代人尚不确知的信息，那就是处于各种文明发展阶段的不同地域的确切食物产量。尽管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但是这些非常确切的参照点可以帮助我们估算许多地方的情况。我们由此可以确信，当时还没有城市，开垦土地极少，主要依靠奶类、奶酪、畜肉、渔猎为生，所居地域以森林和沼泽为主的日耳曼人必然分布稀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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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莫尔·阿恩特在施密特主编的《历史科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liche Wissenschaft 3：244）中撰文称，日耳曼地区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千米14人至18人，但他估算的前提是罗马人关于日耳曼农业发展有限的记载有误。当今学界的共识是恺撒和塔西佗对日耳曼农业的描述是真实的——恺撒的记述充分证明了这位老兵拥有自然而合理的洞察力——于是，罗马人津津乐道的日耳曼人多兵多的结论便不攻自破。通过与贝洛赫给出的高卢数据进行比较，我在前面提到的《普鲁士年鉴》文中得出的估计值是每平方千米4人至5人（每平方英里11人至12人）。后来我得出这一数字的基础有所动摇，因为我不再相信恺撒给出的赫尔维蒂人口数字了，而这些数字正是贝洛赫的出发点。尽管如此，日耳曼人口估计值本身还是可以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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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莫勒（Schmoller）的《政治经济学基要》（Grundriss der Allǵemeinen Volkswirtsohaftslehre 1：158）很好地归纳了初步估算所需的基本数据，尤其是第183页。据施莫勒估算，公元前后日耳曼地区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5人至6人。他在另一处（第169页）说，我给出的每个部落2.5万人（相当于每平方千米4人至5人）的数字在他看来不是太高，而是太低了。这里不构成真正的矛盾，因为毕竟只是粗略估值。不管每平方千米是4人还是6人，莱茵河与易北河之间的日耳曼人数都不会超过100万：借助各个部落分别的幅员和构成数据，我们还能进一步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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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日耳曼西北部地理状况有确切的认识，可以确定在莱茵河、北海、易北河以及美因河海瑙（Hanau）附近河段至萨勒河（Saale）-易北河交汇处一线之间生活着23个（原文如此）日耳曼部落：弗里斯两部、坎宁斐特部（Canninefates）、巴达维亚部、沙马维部、安普西瓦里部、安格里瓦利部、图班特部、考契两部、乌西皮特部、登科特里部、布鲁克特里两部、玛尔西部、卡斯瓦累部（Chasuarii）、杜尔基比尼部（Dulgibini）、伦巴底部、车茹喜部、考狄部（Chatti）、查图里部、因纳瑞翁部（Inneriones）、因特维格部（Intverges）、卡鲁克恩部（Calucones）。总面积约为5万平方英里（约13万平方千米），每个部落平均面积约为2170平方英里（约5620平方千米）。各部主权属于人民大会，也就是战士大会。雅典和罗马也是如此，但这两个地方比较发达，劳动人民在大会中的作用非常小。而在日尔曼人那里，我们可以假定全体战士确实出席大会的情况经常发生。正因如此，日耳曼诸邦的面积不会很大，因为如果从偏远村庄到国土中心的距离超过了一日路程，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大会就不可能举办的。2200平方英里（5698平方千米）左右的面积正好符合这个要求，于是日耳曼人能够有序组织起来的集会人数最多也就是6000人至8000人。如果这是最大值，那么平均值不会超过5000人太多，这样就能得出一个部落的全体人口数在2.5万人左右，相当于每平方千米4人至4.6人。首先要注意一点：这是最大值，是上限。但出于另一个原因，军事方面的原因，远远小于此数也是不太可能的。面对罗马帝国和久经沙场的罗马军团，日耳曼人取得的战绩极其辉煌，必然有一定的规模。与此对照，哪怕每个部落5000名战士的数字似乎都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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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尽管我们完全没有可用的正面史料，但仍然可以相当有把握地给出数字。数字关系非常简单，经济、军事、地理、政治的事实环环相扣，以至于凭借完善的现代科研手段，我们能够填补文献中的空缺，得出比亲眼见过日耳曼人、每天与他们打交道的罗马人更准确的日耳曼人数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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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泽林（Sering）估计，当时易北河以东的大片地域人口密度低至每平方千米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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酋长与百户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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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常理出发，从政治组织形式出发，我们也能得出日耳曼人官长分为两类的结论。文献也直接说明了部落的构成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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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撒（《高卢战记》4.13）中写到，乌西皮特部和登科特里部的“酋长与长老”（principes majoresque natu）来拜见他。他说乌毕人除酋长以外还有一个“元老院”（princeipes ac senatus）（4.11），还说内尔维人（Nervii）——尽管他们不属于日耳曼人，但组织形式与日耳曼人肯定是相当类似的——的元老院有600人。暂且不管人数的夸大，一个罗马人只会将一个人数相当多的咨询性质的集会称作“元老院”，这是显然的。元老院不可能完全由酋长组成，而必然有很大的规模。因此，日耳曼人中间除了酋长以外还有一类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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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日耳曼人的农耕组织时，恺撒不仅提到了酋长，还说“村长和酋长”（“maǵistratus et principes”）负责分配耕地。考虑到恺撒在其他地方惜墨如金，说“村长”只是赘词不太说得通。假如恺撒明明能用“酋长”这样简单清晰的概念，却单纯为了凑字而加上“村长”字样，这实在是稀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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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塔西佗笔下，日耳曼官员类别的二分不像恺撒笔下那样清楚。具体来说就是他严重误解了百户的概念，为后世学者造成了许多麻烦。但分析到最后，我们甚至从塔西佗的文字中也能确切地得出同样的事实。假如日耳曼人只有一类官员，那么这批人的数目肯定很多。而塔西佗一次又一次写道，每个部落中都有个别地位远高于大众的家族，其他家族都不能与之相比，于是有“王室”（stirps reǵia）之称（《塔西佗编年史》11.16；《历史》4.13）。当代学界一致认为日耳曼人最初没有下级贵族。“贵族”一直指的是酋长。这些家族将祖先追溯到神灵，“神灵将他们从贵族中选立为王”（“reǵes ex nobilitate sumunt”）（《日耳曼尼亚志》7）。车茹喜部请求克劳狄乌斯皇帝送还阿米尼乌斯的侄子，说他是唯一的贵族血脉（《编年史》11.16）。北方民族中不存在王室以外的贵族。假如每个百户都有自己的酋长家族，那么贵族与百姓的差别不可能如此显著。假设众多酋长家族中有少数几个享有特殊地位的观点是不充分的。如果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那么绝嗣贵族的地位肯定会被其他贵族取代；不会只有少数人属于“王室”，王室的数目不可能这么少。当然，差别不是绝对的，百户长家族升入酋长行列的情况无疑偶有发生。但这里仍然不是量的差别，而是质的差别：酋长家族构成了贵族，他们的官员属性是次要的。百户长属于社区中的自由民，官位大大提升了他们的地位；毕竟，官位也可能染上世袭色彩。因此，塔西佗对酋长家族的描述显示其数目非常少；酋长家族的稀少进而又预设了酋长之下还有一批地位较低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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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事角度看，一支大军下面肯定要有若干长官统率，规模不超过200人至300人的单位。征召5000人出征的话，这种分队长官至少要有20人，更可能是50人上下。酋长人数不可能有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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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角度看也能得出同样的结果。每个村庄必然要有村长。之所以必然要有村长：一是因为农业公社组织；二是因为放牧和保护牲畜需要人管。作为一个社区，村庄必须随之做好行动的准备，不能等着远方的酋长来下命令。即便我们必须假定村庄的规模相当大，村长的威权肯定还是很小的。王室家族的数目要少得多，权力要大得多。因此，我们必须将酋长和村长区分开，两者的职能层级相差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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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轮居与轮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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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撒说日耳曼人每年都要更换居所和田地，我认为这一点从整体来看是可疑的，因为我找不到每年轮居的理由。哪怕茅屋连同家用器具和粮食牲畜都容易搬迁，建立新居仍然是要耗费精力的。日耳曼人的铲子少且粗陋，挖地窖肯定是异乎寻常地麻烦。因此，我认为恺撒笔下的高卢人和日耳曼人“每年”轮居的说法无疑要么是夸大，要么是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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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佗没提到轮居，只讲了轮耕（《日耳曼尼亚志》26）。有人倾向于认为，两人说法的差别表明经济水平的进步。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在塔西佗的时候——事实上，甚至在恺撒的时候——许多日耳曼村庄无疑已经有可能是固定聚落了，而且可能性不小。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每年轮换休耕就可以了。不过，周边以沼泽森林为主或土壤贫瘠的村庄不能这样做，只得辗转于广大地域中个别堪用的土地之间，于是不得不经常迁移村庄。图迪休姆（Thudichum）正确地指出，塔西佗的描述绝没有排除这种迁居的可能性，而且尽管他没有明说，但我认为他下笔时肯定是知道迁居之事的。他写道（《日耳曼尼亚志》26）：“土地为共有，按照耕夫数目分份，然后按照等级统一分配。他们的田地很容易分割。每年耕种不同的田地，总有土地休耕。”这段话中不寻常的地方在于双重流转：首先说“土地”（aǵri）轮流分配，接着又说“田地”（arva）每年轮换。假如塔西佗的意思只是村庄将一大片土地划为田地，然后每年在田地内轮流休耕的话，这种表述对一贯言简意赅的塔西佗来说是太罗嗦了，而且这个过程本身也没有多大意义。但如果这位罗马作者脑子里想的是村庄整体迁移，居所随着田地一起走的话，那么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他没有把这一点讲明，但考虑到他简洁的文风，这也不是多么费解的事。此外，我们绝不能假定所有村庄都是这样做的。面积小但土地肥沃的村庄不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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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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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个主要观点是日耳曼人的村庄必然相当大。有人可能倾向于认为百户（宗域）是由多个小村子组成的。这无疑是迄今为止的主流观点。但不论从文献还是客观分析出发，此说都不难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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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图尔主教格雷戈里所著《法兰克人史》第2卷第9章中写道，据苏尔皮西乌斯·亚历山大（Sulpicius Alexander）称，公元388年，罗马军队攻入法兰克时发现了“庞大的村庄”（inǵentes vi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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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村庄与宗族无疑是一回事，而有正面证据表明宗族的规模相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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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克布施（Kiekebusch）通过史前史资料确认了这一点。据他估计，公元一二世纪时期的日耳曼聚落至少有800名居民。达扎乌（Darzau）墓地使用了200年时间，约有4000个骨灰罐，相当于每年去世20人，可得村民至少有8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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