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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时代常有人提到步骑混编作战。维奥蒂亚人用过这种战法，恺撒在法萨卢斯会战之前专门临时编成一支混编单位。3韦格蒂乌斯（3.16）声称，就连最优秀的骑兵也打不过混编单位。恺撒在《高卢战记》（1.48）中这样描述古代日耳曼人的混编战法：“他们有6000名骑兵”——他说的是阿里奥维斯塔的军队——“还有同等数量的步卒，是从全军精选出来的敏捷勇敢之士，一名步兵掩护一名骑兵，两人如同一体。遇到危急情势，骑兵会退回来，后方步兵急速上前支援。骑兵落马重伤，步兵会围起来保护他。如果需要快速前进或后退，受过专门训练的步兵会抓住马鬃，以此赶上马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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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不可能有这种作战样式。骑士装甲太重，过于笨拙。步兵缺乏训练，与骑士没有战友情谊，只有从属乃至陌生人的关系。尽管如此，协作方式也是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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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巴·马拉斯皮纳（Saba Malaspina）[51]记载了安茹的查理（Charles of Anjou）[52]于1266年贝内文托会战之前对战士的讲话。这是一段常被引用的经典发言，点明了骑士混编作战的性质和意义。国王的建议是打马不打人，身披重甲的骑士落马后行动不便，步兵就能料理了他们。因此，每名骑士都应该配一两名步卒，人手不够可以找雇佣兵，因为久经考验的雇佣兵知道如何攻打马匹和落马的骑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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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兵首次以这种方式参与骑战的实例是1126年的莫尔迪-塞菲尔会战（battle of Merdy-Sefer），记载者是研究十字军东征的历史学家提尔的威廉（William of Tyre）。之后经常有这样的战例，比如1191年的阿苏夫会战（battle of Arsuf）[53]、1214年的布汶会战（battle of Bouvines）[54]和1237年盾士（armigeri militum）将落马的敌人俘虏和捆绑的科尔泰诺瓦会战（battle of Cortenuova）[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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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手或者跑到骑士前面，或者留在骑士两旁，作为散兵尽可能在骑士冲撞前杀伤敌人。史籍中有一次（1264年）步兵和骑兵相互支援的例子。5这次战斗发生于普鲁士战争中，纳坦根部落（Natangi）首领亨利·蒙特（Henry Monte）在哥尼斯堡城下与骑士交战，他用矛刺伤了正要给弩（balistam）上弦的骑士亨利·乌伦布施（Henry Ulenbusch）。乌伦布施手下的一名步卒（famulus）用短矛（“cum modica lancea”）刺伤了蒙特，于是蒙特不得不撤退。当然，这个例子并不典型，因为骑士亲自当了射手。但是，英格兰编年史家吉拉尔德斯·坎布伦西斯（Giraldus Cambrensis）在亨利二世征服爱尔兰（1188年前后）的战记中对各个兵种的价值及其配合有过一番理论思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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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高卢人的战法——在他的概念里也包括诺曼人带到英格兰的战法，尽管它在英格兰颇受青睐——与爱尔兰人和威尔士人截然不同。英格兰人喜欢找开阔地，爱尔兰人和威尔士人则喜欢破碎的地形；一边是平原，一边是森林。一方以盔甲护体，另一方面则不想要沉重的负担。一方靠稳固取胜，一方以敏捷制胜。在平原，武装紧身衣外再穿铁甲的全装重甲能提供防护，但在狭窄的区域，不管是森林还是沼泽，步兵的适应性要强于骑兵，轻装士兵占有极大的优势。因为无甲部队总是打不赢就跑，对付他们只用轻兵器就够了。但若要到狭窄崎岖的地形中追击敌人，重甲必然会妨害行动。骑兵穿着繁复的盔甲，坐在高高拱起的马鞍上，上马和下马都很麻烦，步行更是困难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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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所有爱尔兰人和威尔士人的战役中，这些经历过地方械斗锤炼的战士都是最优秀的。与爱尔兰人作战时，骑士一定要有弓箭手配合。因为如果爱尔兰人先朝重装骑士扔石头，然后敏捷地后撤，接着再回来时，我们就必须射箭予以还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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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对重装骑士与轻装骑士如何在实战中配合语焉不详。在只有少数骑士参加的小型遭遇战中，轻重装骑士的配合不难，但人数越多，辅助兵种占用骑士的空间就越大，能起到的作用也就越小。当然，圣殿骑士团团规（第179次团会）规定，当骑士进入战场时，一部分扈从要将驮畜牵到后方，另一部分要在旗手（gonfalonier）指挥下随主人上阵。但从其他两次团会来看，让装备不足的扈从参加骑士战斗是一项过分的要求。第172次团会和第419次团会规定：凡是骑士团的骑士和重装士兵，战旗未倒而擅自撤离战场者都会在羞辱中遭到开除，无甲人员则可以选择撤退而不受指责；如果良知告诉他，他既帮不上忙也守不住阵地。在大多数情况下，条顿骑士团团规无疑都不要求扈从参战。但条文中规定扈从应集结在战旗下，等候主人从战场归来。7他们对战斗虽然不起什么作用，却也省掉了一种危险：如果扈从顶不住压力而撤退了，恐慌情绪也可能会感染骑士。不管从哪个方面看，步兵都能多帮忙、少捣乱。他们能为主人提供各种帮助，遭到敌方骑士直接攻击的风险小了，而且溃逃时也不至于影响到骑士。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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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勒将军（General Köhler）[56]在作品中多次提出，13世纪的骑士随从中完全没有骑马武装的仆人，即便有也不是战斗员。科勒在这一点上说得过头了。毫无疑问，这些人或多或少是存在的，而且一直存在。他们也是战斗员，因为他们会承担次要任务，比如武装劫掠、蹂躏敌国领土之类。他们在小规模战斗中也会实际参战，辅助骑士。但是，扈从跟随骑士上阵是逐渐才发展为常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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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14世纪中期时，为骑士单独配属辅助兵种的做法终于发展出了“gleve”，或者叫“枪队”（lance）的概念，意思是一名骑士加上他的随从。战场上当然仍有被称作“独队”的个体骑士出现，但兵力核算的通常单位已经是枪队了。当然，这个概念很不明确。一个枪队可以多达10人（包括骑兵和步兵），但军队兵力按“骑枪”来核算这一点再次证明了骑士作为决定性兵种的有利地位。骑队准战斗员的多少不是很受重视。另一方面，枪队中的骑士不仅仅是最严格意义上的骑士，即天生的骑士、参加过授封仪式的贵族，而且也可能是加入骑士队伍的贵族，或者装备等同于骑士的兵卒。社会地位的划分越是严格，下级贵族群体越是成形，纯正的骑士就越少。尽管许多在十二三世纪以军士身份参战的武士后代如今进入贵族阶层，但也有许多没保住封地的人沦落为平民百姓。于是，真骑士总是不够用的，需要从士卒中选出精锐来填补空缺，承担或多或少与骑士相当的工作。“骑士”一词的含义在12世纪还没有完全失去弹性，现在已经仅限于真骑士了，于是征召来的全体骑兵就用“骑士与军士”这个短语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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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编作战的理论自1126年以来得到了文献佐证，但我们无疑可以假定混编作战是古已有之，只要有多个兵种就会存在。现在，混编作战催生了无数种特殊的兵种编排方式，有按照类型和适用场合划分的，也有来自统军者的具体构思和命令的。作战行为本身的发展和催生了各样阵形和兵种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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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阵形是置射手于骑兵身前，以便在两军接战前造成尽可能多的杀伤，然后在最后关头从战马之间留出的宽大空间中撤回。这种辅助方式有人使用，但不被认为是决定性因素，这是可以理解的。有些战斗根本没有射手参加，因为实际能射箭的时间肯定很短，成效也不会很大。另一方面，只要射手偶然聚集成团，或者没有迅速从缝隙和两侧撤回，他们就会妨碍骑兵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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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枪矛的步兵大概只有在有拒马等障碍物时才会上前。他们通常会跟在骑士身后，战斗中从后方杀出。埃尔斯特河会战（battle on the Elster，1080年）的情况——为了从骑兵难以通行的侧面接近敌军，部分骑士下马作战——当然完全不同，和我们说的不是一码事。除了这种特殊的组合以外，枪兵能发挥的最大作用就是在危急时刻结成紧密阵形，为骑士提供掩护。首次提出步兵具有这一功能的理论著作来自韦格蒂乌斯9，之后的利奥皇帝也有同样的看法。利奥在《战术》（第14章，第20段）中提议，如果敌军由骑兵组成，而我军的步兵相当薄弱，那么我军就应当将步兵布置于骑兵后1英里到2英里（约1.61千米到3.2千米）处。这样一旦骑兵被打退，他们不应该沿直线逃跑，而应该从步兵两边绕过去，并在步兵后面重新集结。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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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战法的第一个实例似乎出自一首讲述罗伯特·吉斯卡尔（Robert Guiscard）的诗中。11另外，对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多里莱乌姆会战（1097年）的描述中也有一个可能性很大的疑似实例。当然，多里莱乌姆会战中的步兵可能以失去战马的骑士为主，但历次十字军东征期间，这种战法都得到成体系运用。安条克公国摄政罗格（Prince Roger of Antioch）手下的宫相戈蒂埃（Gautier）留下的记载极具价值，他在对哈布会战（battle of Hab，1119年）[57]的记述中写道，步兵列阵于三队骑兵之后，以便彼此掩护。12十字军采用这种战法的原因是叙利亚的步骑比率和西方大不相同，从老家带来的大部分马匹在路上就死掉了，替用马又很不好找。根据领主们给教宗的报告——当然，它们在各个方面都是极度夸大的——安条克的骑士只剩下100匹马可用了。马匹的需求量显然非常大，因为日志中经常提到马匹作为战利品，骑士团团规中也频繁提及老家送来的马匹，如果叙利亚有足量可用的马匹，那肯定就犯不上花大价钱运输了。因此，长枪步兵在十字军中的作用之所以远大于在西欧军队中的作用，既不是出于某种原则，也不是那里发展出了技艺超群的枪兵，只是迫不得已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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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既不能证明，也不应假设十字军的经验对西方产生了直接影响，尽管在接下来几代人的时间里，战场上确实出现了新的力量，他们就是市民，尤其是意大利市镇的居民，这股力量似乎很适合支援骑士。但对于这种值得怀疑的现象，我们其实只有一个确凿的成功战例，那就是莱尼亚诺会战（battle of Legnano）。这场战斗会在之后关于霍亨斯陶芬王朝与意大利征战史的一章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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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汶会战（1214年）有一段类似的记载，但只是插曲，并非决定性因素，而且显然诗人夸大其词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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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萨勒顿会战（battle of Northallerton，1138年）是一次特殊但类别相似的事件。当时，一支英格兰民兵将一批下马骑士放在第一列，借此击退了苏格兰军的冲锋，但终究没有转守为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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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步卒作为射手或枪兵与骑士混编作战，为骑士提供直接支援的战法一直是存在的。1262年，斯特拉斯堡市民在豪斯贝根（Hausbergen）击败本城主教的战斗就是一个典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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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护甲不足的扈从和步卒加入了肉搏战，他们仍然未必会失败。要是骑兵攻击他们，他们可以逃跑而不失荣誉，圣殿骑士团就是一个例子。但骑士总是会优先攻击骑士，因为这是决定胜负的唯一办法，所以是关乎荣誉的事。据记载，布汶会战中弗兰德斯骑士遭到300名轻骑兵的攻击，但骑士们觉得不值得为此转移阵地。他们击倒了敌方没有防护的马匹，接着拍马上前，找到敌军的骑士交战。黑吕（Heelu）写过一首颂扬瓦林根[58]会战（battle of Worringen，1288年）的诗篇，诗中有一位军士呼道（第4954行）：“人人都找敌方的领主厮杀，杀死那人才罢休。哪怕敌军一直排到科隆那么远，领主一死，他们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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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辅助兵种，尤其是射手和步行枪兵，有时似乎为骑士提供了重大支持，但我们不应该忘记辅助毕竟是辅助。骑士是决定性兵种这一基本事实并未改变。不论何时提起，下述命题的重要性都是怎样强调都不为过的：按照中世纪的观点，最优秀的军队，理想的野战的军队永远是清一色的重装骑兵部队。如果说尽管重装骑兵占据优越地位，但各辅助兵种的重要性似乎还是不断提高，那只是因为他们比重装骑兵更易得罢了。尤其是在只养得起少量重装骑兵和真骑士的小势力、小领主和小城市之间的争斗中，辅助兵种往往占到了战斗员的绝大多数。但国王发起的大规模决战似乎往往是纯粹的骑兵战，例如塔利亚科佐（Tagliacozzo）[59]、马希费尔德（Marchfeld）[60]和格尔海姆（Göllheim）会战[61]。文献中甚至经常会专门提到，来到战场上的步兵不会参战，而是留在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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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依然在于骑士本身是什么阵形。相关的记载差别很大。拜占庭皇帝利奥在《战术》（第18章，第88段）中说，法兰克人作战粗疏，缺乏技巧、预见性或警惕性。因此，他们不关心阵形有序与否，骑兵尤甚。但有序和无序是相对的概念，而且同一位作者在前一段就说法兰克人进入战场时正面平齐，阵形紧密。14若是阵形完全无序，那么法兰克人或继之而起的各个民族根本不可能将部队带到敌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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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读到亨利一世国王在与匈牙利人交战15前对萨克森将士下令，不许任何人试图跑到包抄部队的前面，于是全军在同一刻与敌军接战时，这段记载内容和拜占庭皇帝的说法是一回事。它不应该被视为非凡成就或创新之举，而是代表军纪重新得到了重视。尽管军纪是符合逻辑的，但还是容易被忽略，也经常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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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阿拉伯军事史学家的著作中也表示了同样的警告（第209页）。圣殿骑士团团规中重新出现了军纪的概念（第162次团会）：“骑士团成员不得擅自出击或出列。”（Ne nul frère ne doit poindre ne desranger sans congié）条顿骑士团也有类似的规定。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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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完全以个体，以个人荣誉、个人名声和个人勇武为基础的骑士制度来说，秩序与整齐并不是自然而然就具有的。恰恰相反，个人从阵中擅自发起冲锋才是自然的倾向。因此，我们经常在史诗中发现与亨利国王的命令完全相悖的情节：一位非凡的英雄带头杀入敌阵，手下随之上前。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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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诗歌中颂扬的内容并不符合事实上采用的战术。因此，与诗歌不同，历史文献有时会赞扬以良好秩序进入战斗的部队，而且经常指出败仗是源于缺乏秩序。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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