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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通士兵（Knechte）当中，纪律无疑是通过棍棒实施的54，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必须认为这更多是仆人服从主人，而非下级服从上级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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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8年，刚刚继位的腓特烈一世皇帝发布了一份战场规范。该规范保留到了今天，有时也被称为“战争条令”，尽管它配不上这个名号。它完全不包含纪律规范，大体上不过是针对军中失序和争吵的禁令而已。争吵中不得发出战吼，呼唤同伴来帮忙。跑去劝架时不可拿刀剑，只可拿防具和棍棒。发现酒桶不可独自喝光，要给其他战士留一点。它明确了猎货的归属，还规定军人不能带女人随军，违者将没收盔甲（“omne suum harnasch”：“本人全部装备”）；女人则要割掉鼻子。但军纪规定总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最强大的皇帝也犯愁。就在皇帝庄严颁布这份“安军书”的同一年，腓特烈就不得不将大批妓女赶出了军营。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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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一整套操练体系，真正的军纪就不过是空中楼阁，根本不可能建立。建立纪律的最佳手段是屡试不爽的训练，通过训练，一名士兵和他身体的每一个动作都由长官掌控。这种训练在中世纪是闻所未闻的。战士放弃自己的自由，成为军阀的附庸乃至役人的过程表面上严格，但就连这也没有创造出真正的军事服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上下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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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掌权者自居，不受严格纪律约束的战士阶层在日常生活中，在与劳动阶层接触乃至与同阶层交往时，也会行使自己的权力。这个战士阶层由蛮族演化而来。在民族大迁徙时期，蛮族不屑一顾地毁灭和践踏了古代文明世界。到了封建列国内战和私斗的时代，对流血和战争破坏的认同心理依然存在。11世纪初沃姆斯主教布尔夏德（Bishop Burchard of Worms）的服役准则（Dienstrecht）中记载，仅仅一年内，主教区内就有35名无辜的部属被同僚杀害。辱骂别人时，歪曲法律是司空见惯的常规。56势力更强的封建领主会为自己修建要塞，就连伯爵和主人的命令也可以不听从。他们很快发现自己受到了种种诱惑——欺压周边农民、向商旅征税或者直接抢光他们。57朝向宽裕生活的社会发展进程缓解了这种状况，因为上层阶级为自己提供了一定的教育，促进和建立了经济秩序，迎来了繁荣的新式文化生活。《尼伯龙根之歌》是在红胡子腓特烈、狮子亨利[49]和两人的儿子统治时期的骑士氛围中孕育出来的。作为世界文学中完全独立的一支，吟游诗人（troubadors和Minnesang）的歌谣正是这一武士阶层的思想产物。兰克有言：“如果说战争唤起了每一种可能爆发的激情、粗粝和野蛮天性，那么相应地，骑士的使命就是拯救真正的人类，用习俗和女性的影响来调和勇武，通过宗教追求来变化蛮力。”但是，骑士阶层教育的教化力量往往会失效，甚至在骑士身上也是如此，四处游荡的浪人骑士经常变成盗匪。人类的本性就是这样，创造出齐格弗里德和帕西瓦尔这样理想人物的阶层，同样产生了瓦尔特·冯·德冯格尔魏德（Walter von der Vogelweide）[50]和强盗骑士。这个悖论也反映到了传统和历史中：一方面是抱怨、谴责封建制度的粗鄙和不自由；另一方面却浪漫化和崇高化骑士制度。事实上，不管从哪一个历史视角去看，这两种观念都是彼此关联的。英国人丹尼森中校（Colonel Denison）写过一本《骑兵史》（History of the Cavalry）；普鲁士王国战争部的布里克斯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Brix）出了一本带注释的德文版（1879年）58，书中有一段对骑士的描述（第126页）引自一本更老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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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世纪中期，几名有正当防卫之必要，又苦于受到无数主人苛待的贫苦骑士联合了起来，将百姓的苦难与泪水放在心上。在上帝和圣乔治的见证下，他们彼此发誓，要投身于保护被压迫者的事业，用手中的剑保护弱者。他们衣着朴素，行迹严谨，有功依然谦卑，不成亦稳健镇定，很快便赢得了不起的名声。在淳朴而轻信的喜悦之下，心怀感恩的民众为给他们取得的战功增添了许多不可思议的说法，夸大了他们的勇气，还在祷告词中加入了这些手握神力、宽宏大度的解放者。受压迫的人会神化解救自己的人，这是自然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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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明白了，只要蛮族敌人——维京人、撒拉逊人、马扎尔人——达到一定的规模，封建国家就会变得软弱。哪怕是在国内，当我们认清王权的威力和执法能力是多么弱小，特别是在镇压私斗和抢劫方面时，这种软弱就会表现得更加明显。实行封建制的德意志王国在亨利三世时期达到了权势和扩张的顶点。他是雄主康拉德之子，康拉德则是柳特加尔德（Liutgarde）——奥托大帝的女儿——的曾孙。亨利三世时期，列日座堂总铎安塞尔姆（Anselm）为列日主教沃佐（Wazo，1041-1048年在任）写传，其中专门有一章讲沃佐对教区内强盗骑士采取的手段。哪怕在最有力的领主治下，这段记载也让我们全面认识到了帝国境内的安全状况，由此引发争斗的性质，以及建立切实有效权威的难度，因为骑士是如何对待诸侯的，诸侯就是如何对待国王的。因此，我要全文引用安塞尔姆的文字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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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虔诚、对无助者的同情、对穷困者的怜悯，主教从原本平和安宁的生活中挺身而出，扶危救难，坚信最神圣、最让神喜悦的事莫过于阻止强盗压迫无辜民众的暴行。大群强盗在沼泽或悬崖修建了牢固的贼窝，以其为基础劫掠周边，奴役民众至不可忍受的境地，为祸甚广，令乡里沦为废墟。贼窝一向肆虐，今日尤甚，主拣选的器皿决心一举荡平，解救乡间于久苦之匪患。我们的英雄充盈着撒母耳击败亚玛力王亚甲、以利亚打倒巴力先知的精神，只带着少数骑士随从，便开始逐个攻打贼窝。起初，强盗们信任墙壁和沼泽的力量，不相信有任何危险，辱骂我军，说他们想要攻克天险是痴心妄想。但我军在杰出领袖的激励下，一个比一个努力地堆砌土墙，制造束棒，打开前进的通道。凭着辛苦和努力，他们征服了自然，将一向只有鱼蛙的沼泽改造成坚实的地面，建造消灭盗匪所用的器械。接着，他们没日没夜地向贼窝投掷石块，主教也在现场颂歌祈祷，鼓舞士气。很快，因为没有援军能进来，强盗们在自身不受伤害的条件下投降了，贼窝也被夷为平地。就这样，贼窝一座接一座被打下来了。但我也要提到一点，围城军队的人数通常有1000人——往往会多于此数，很少会少于此数，而主教一直按照古罗马的传统向骑士发放军饷（“cottidianos sumptus praebebat”：“他为其供应日常所需”），允许普通士兵（gregario militi）屠宰不是耕地必需的牛并全价赔偿牛的主人，即便在这样紧急的状况下，他也没有做任何不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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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塞尔姆就说了这么多。60在甚至不存在一个强大王国的法兰西地区，教会试图改善现状，于是发布了“上帝休战”（Treuga Dei）运动，规定至少在圣史中的神日，也就是周四傍晚至周一上午期间，一切私斗都要中止，让平安统治大地。“上帝休战”运动接着传播到了勃艮第和部分德意志地区。后来不时有宣布特定时间内全境不许私斗，以此确保国内和平的法令，或者至少是立法规定私斗必须提前三天公布（红胡子腓特烈于1186年前后颁布）。但“永久和平”直到马克西米利安皇帝时才实现（1495年），而那时骑士制度、封建制度和中世纪已经全部落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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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2 骑士制度的军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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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们目前的进度，本卷前两篇主要是从军制史的角度来考察中世纪军事的，并通过一系列战役和会战来聚焦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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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篇第1章中，我们探讨了骑士制度下独特的阶层分化，从而进入一个军事体系和军事行动的复杂程度远胜以往的时期。转变是逐渐发生的，但差异是巨大的，让我们得以将中世纪分为不同的时期。写到此处，我们也应当插入一宏观的研究，从理论上把握骑士制度下的战法与战略。当然，这项任务不仅在前一章中已有触及，而且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因为骑士阶层地位的根基正是战法。但现在这个问题必须要全面地、从相反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也就是从现有阶层构成的角度来审视，并详细考察其过程。这项任务要比本书先前对应的部分更加困难，因为先前的各个时期和发展阶段可以轻易分开，进行明确的断代，各自的特征也很明显。中世纪不存在这样明确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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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前基本上把划分点定在12世纪，但一个时期的特征有时也会出现在另一个时期，而且发展是连续进行的。于是，一个世纪与另一个世纪无疑是可以区分开的，但这种方式仍然做不到明确的断代。最广义的整个中世纪（从民族大迁徙一直到15世纪末）都有着同样的基本特征。最后一场有详尽记载的真正的骑士战斗是1465年的蒙莱里会战（battle of Montl’héry），交战双方是大胆查理和路易十一，类似形式的战斗完全可能发生在亨利四世皇帝与各位反王，乃至克洛维与狄奥多里克之间。我一度曾考虑要不要把时间顺序放在一边，将极其生动的蒙莱里战记——作者是亲身参战的科米讷（Comines）——与亨利四世皇帝的征战史合起来讲，以此表明15世纪与11世纪的事件是何其相似。最后，我没有这样做，因为细节上毕竟有差别，而且这些差别只能在研究的过程中才会变得清楚。尽管如此，我还是建议读者从这里跳到蒙莱里会战的一章，从而对相似之处有一个完整的印象，并通过一个更好的视角来看待中世纪初期的事件，那些事件留下的记载不如科米讷写实和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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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中世纪军制中，除了相似的基本特征，自然也有不少差别、变动和呈现出面貌迥异的特殊情况，以至于相似点在全面考察事件后几乎消失不见。但我们必须努力把握相似性。为此，我们要考察十二三世纪的情况，但也要牢记一点：许多类似的事情之前就发生过，而且一直延续到15世纪，尽管那时雇佣兵盛行，武器也有了进步。至于界线要划在哪里，如果有可能划出界线，那就要到具体战例和本章之前和之后的研究中寻找。当考察具体战例时，我们必须不断记住一点：要将十字军东征的特殊情形及其在西方引起的反响纳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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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换一个视角来看，我们认识到查理曼和奥托大帝的战士主要由骑兵组成，他们有着良好但并不很沉重的装甲保护，在特定情况下也会下马步战。步兵或射手基本是没有的。11世纪以来，武士阶层分化出更明确的不同兵种，于是各种兵器在战斗中如何配合的问题就出现了。有两种可能的编组方式：一种是各兵种分别组成的单位，比如重装骑兵、轻骑兵、下马射手、下马近战武士；另一种是将辅助兵种围绕在主力兵种骑士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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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情况都发生过，但第一种只是便宜之计。原则上来说，第二种占主导地位，即围绕骑士布置辅助兵种。这一点在战记中是很清楚的，且源于武器的性质。其他三个兵种都不能与主力兵种骑士抗衡，在正常和同等情况下他们会一触即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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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着轻型马、身披轻甲乃至近乎无甲的骑兵根本不敢与骑着重型披甲马、从头到脚是坚不可摧的铠甲的骑兵正面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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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箭手或弩手或许能指望自己射出的箭击中冲锋中的骑士（或战马）无防护的位置或盔甲的薄弱点，使其失去作战能力。但成功率是相当渺茫的，向来射出多支箭成功的可能性也很小，因为射手不会等到敌军骑兵靠近时才逃跑，那样几乎肯定小命不保，而是隔着老远，趁还有一线希望的时候就逃命去了。因此，一队独自列阵于开阔地、没有特殊地形保护的步射手是不能对抗骑兵的。关于中世纪后期英法战争期间的射手问题，我们会专辟一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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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本身没有发展出弓骑兵，首次遇到该兵种是在匈牙利人身上，但在之后的十字军东征中更加见识到了它的厉害。我们后面会讨论弓骑兵特殊的优势和劣势。这里只提一点：总体来说，他们竞争不过装备枪矛和刀剑的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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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可能正面抵挡骑士的是近战步兵，他们沉稳而灵活，可以躲过对手的冲锋，然后从侧面攻击骑士或战马。但这只适用于一对一作战的情形。大批步兵可以结成密集长矛阵挡住骑士。但如果阵形不是很紧密，或者在任何一处出现了骑士可以通过的口子，步兵就输了。如果步兵阵形确实紧密，那么问题就在于骑士有没有射手。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大队会主动出击，唯此方可活命。但中世纪步兵做不到（步兵发起进攻的记载非常少，只是特例），因为他们缺乏密集行进所需的训练与团结性。在胡斯派和瑞士人之前的整个中世纪，我只找到了一两个步兵（非下马骑士）向骑士发起进攻的确凿战例：1302年，弗兰德斯城市联盟在科特赖克会战（battle of Courtrai）击败了法军；1314年，苏格兰人战胜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二世的班诺克本会战（battle of Bannockburn）有可能也是。在所有其他情况下，步兵都属于辅助兵种，不管是作为射手，是混编作战，还是以紧密阵形消极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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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士是中世纪战争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已经多次证实了这一点，而且必须一再指出其重要性。在古罗马，骑兵被认为不及军团步兵（“nequaquam par habetur”：“绝不能视为平等”）。1中世纪的说法则是：“百骑可当千步卒。”2与轻骑兵或射手一样，步兵在中世纪只是辅助兵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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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情况下，辅助兵种的最佳运用方式是尽可能支持主战兵种，而决定胜负当然是主战兵种的事。步兵从侧面能发挥一定作用，但效果最好的办法还是步骑混编，我们从古代就知道了这一点。因此，自从多兵种形成以来，混编作战就是中世纪实际常用的作战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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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一步考察混编作战的各种可能性之前，我们首先要注意战术发展与军制发展之间的关系，换言之，辅助兵种的起源和社会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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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兵种有三个来源：一是没有上升为骑士，而是沿着另一个方向发展的古代武士阶层；二是独立意识觉醒，新加入战士阶层的市民，他们使用远射武器和枪矛作战；三是随从，他们是未成年的武士、学徒期的骑士、骑马的仆人，直到12世纪才成为战斗员。即便在那时，他们也不是手无寸铁，偶尔也会执行次要的作战任务，就像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轻步兵（psiloi）那样，但他们在野战中是不计入实际兵力的，也不会随主人一起上阵。随着骑士阶层内部的分化，情况发生了改变。尽管重装骑兵是强大的战士，但依然有相当大的局限，有轻装部队参战是很受用的。如果这些人是特殊单位，那么骑士随从中的仆人同样是特殊单位，尤其是盾士。我们发现“盾士”一词（“scutarius”“escuyer”和“esquire”的词源）常常指的是下层武士，因此大概可以得出结论：该兵种是从两个来源发展来的：一是本来不打仗的骑士随从；二是没有上升为骑士的传统武士阶层。前者是从非战斗员变成了战斗员，后者或者保持了原有的地位，或者地位下降了，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更高。因为他们拿着武器上阵只能换来别人分剩下的战利品。如果我们明白骑士从来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某位领主的陪臣，是一个团体的成员，那么上述两类人的差别就更小了。平民士卒是要集中起来为己所用的，还是分给骑士做盾士和辅助兵，这都是封建领主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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