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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利亚科佐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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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8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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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完霍亨斯陶芬诸帝与意大利市镇的斗争，我现在要探讨一下伟大的霍亨斯陶芬王朝的最后一位代表康拉丁的战败经历。不过，打败他的不是市民，而是安茹的查理。这位法国王子是应教宗召唤，前来将霍亨斯陶芬家族逐出世袭领地那不勒斯王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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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记述这场会战时，最重要的一手史料来自法国修道士普利马图斯（Primatus），他大概是在巴黎附近的圣但尼修道院写下的。维拉尼（Villani）的记述主要取材于他，所有后世学者——劳默尔（Raumer）、席尔马赫尔（Schirrmacher）、德尔佩什（Delpech）、科勒、比松（Busson）、汉佩（Hampe）、奥曼（Oman）[100]——的记述同样以其为基础，只是细节上略有差别。但近年来，罗洛夫（Roloff）[101]根据更早也更好的史料表明，普利马图斯的记载在每一个方面都是不可靠的。33关于这场会战，具有历史准确性的文献主要是皮亚琴察的《吉伯林年鉴》（Ghibelline Annals）和安茹的查理本人的简短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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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所有战报中，双方似乎都只有骑兵。因此，偶尔被提及的步兵发挥的角色很不重要，或许根本就没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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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普拉真提内年鉴》也说康拉丁及其盟友罗马元老（市长）卡斯蒂尔的亨利（Henry of Castile），两人的总兵力多于对手，对此我们似乎只能接受。但是，我不愿意完全信赖这个说法，因为完全没有步兵的记载让我生疑。罗洛夫认为康拉丁有5000名到6000名骑兵，查理有4000名骑兵的说法是可信的。如果我们将这些骑兵称为骑士，那就偏离了“骑士”一词的真正含义。毫无疑问，其中有许多并没有骑士身份，而只是普通的骑马士兵，尽管他们或多或少有重甲，但终归不是骑士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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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战经过是这样的：由德意志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组成的康拉丁军一开始打赢了，但随后分散开来，完全放弃了密集阵形，于是被查理国王亲自率领的法国预备队出手击败。[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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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没有说明查理的意图是什么，也没有说明显然之前没有被发现的预备队是怎么埋伏的。当然，查理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打算先让主力战败，然后派出埋伏好的预备队，凭借严整阵形一举击败取胜后陷入混乱的敌军。如果靠如此简单的计策就能以少胜多，那么这种情况肯定会经常发生。引而不发的意图只能是于胜负未分之际投入预备队。战败后再出击很容易被击退，即便后方有一个规模可观、保持严密阵形的待命单位，能为一时被击溃，但数目仍然比对方多好几倍的己方部队提供一个重整旗鼓的凝结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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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洛夫对骑士军队取胜后的状况有一段清晰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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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有两支骑士军队开战。几千名各自独立的战士大约在同一时间开始了肉搏战。过了一段时间，兵力较弱的一方开始败逃。这时，胜利一方有人顺势追击后撤的敌军，也有人会下马包扎伤口，整理战斗中受损的盔甲，杀死或俘虏落马的敌人，或者抢夺敌人身上值钱的盔甲或武器。当然，统帅也没有下令不许擅自掳掠和休息，或者要求骑士整装待发。骑士军队取胜后必然会是这样的状况，对战斗力无疑大大有害。一支在这个节骨眼上发动进攻的部队肯定会占据巨大优势，哪怕兵力要少得多。众多下马骑士在杀过来的骑兵面前几无还手之力，而且被攻击的人散布于一大片区域，攻击者起初可能都碰不上同等出身的对手，于是可以一点一点地吃掉对手。突袭过后战况的发展取决于具体情况，如果被攻击一方数目远远超过对手，他们是有可能应战并坚持战斗到胜利的。因为骑士是独立的战士，转向很方便，所以突袭位置在身后还是侧翼没有多大区别。关键问题永远是：突袭发生时，被攻击方有多少骑士不能战斗，他们散开的程度又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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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洛夫接着说，查理肯定是在霍亨斯陶芬军刚开始陷入混乱时出击的。那样做确实优势很大，但我要再说一遍，胜利仍然是一个巧合，原因或许是安茹军主力溃逃的速度比查理预料得要快。接下来的战斗无疑仍然是一场硬仗，但我们不知道最后获胜的为什么是法军，因为面对数量优势巨大，且因为先前的胜利而士气高昂的敌军，如果没有其他影响因素，单凭生力军的突然性和组织性并不足以奠定胜局。或许正如罗洛夫认为的那样，康拉丁的军队由3个民族组成，彼此很不信任对方，当敌方生力军突然现身时，他们都怀疑军中有内鬼，于是爆发了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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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这场会战在军事史方面的教益很少，因为文献没有说明两个最重要的问题——安茹的查理为何又如何布置预备队或埋伏，以及他为何取得了成功——纯粹的猜测复无益处。我们只能得出一个反面的结论：梯队布阵不是当时的常规做法，因为假如康拉丁的军队有第二梯队，必不得无序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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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批判性看待中世纪史料，接下来是罗洛夫的一些具体论述。据说，卡斯蒂尔的亨利及其西班牙部队追击得太远，以至于回到战场时，查理已经打败了德意志部队。尽管这样将会战分段好像能解释以少胜多，但罗洛夫基于文本分析和客观考据指出，分段是虚假的。在所谓的第三阶段中，西班牙人的阵形据说像城墙一样坚固，法军无法突破。但这段传奇的主人公瓦勒里的埃拉尔（Erard of Valery）知道该怎么办。他带着30名骑士诈败，西班牙人以为所有法军都要逃跑，于是开始追击，打散了紧密的阵形。然后，法军杀入大批敌军之中捉对厮杀，但毫无效果，因为西班牙人的盔甲砍不坏也穿不透。接着，法国人冲到跟前，抓住敌人的手臂和肩膀，把他们从马上扔了下去。西班牙人的板甲沉重，身穿锁子甲的法国人则更轻便灵活，所以取得了胜利。经历了一番奋战，西班牙人被彻底击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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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对传奇战争故事有警惕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如果轻甲部队如此轻易就能击败重甲部队，那我们肯定会看到更多类似的记载，重甲武士也不会在军事史上存在那么长时间了。但罗洛夫还通过文本分析表明这条记载纯属传说，因为普利马图斯对两年前的贝内文托会战也有非常类似的描述，只不过那时的人墙不是西班牙人，而是德意志人。德意志人在塔利亚科佐为什么不用在贝内文托的战法呢？我们不清楚。而且，几年后详尽描述了贝内文托会战的匈牙利国王安德烈（Andreas of Hungary）也不知道如此有趣的细节。它的缘起很单纯：凡是与法国人打得最激烈的对手，或者最后一战中的对手都是同样的说法，而关系最近、年代最早的意大利本地文献则完全没有该细节。这一传说是后来在远离战场的地方才产生的。圣丹尼的普利马图斯听到的传奇故事来自从意大利归国的骑士，他们自称凭借计谋和努力先打破了强大敌人的阵形，然后展开近距离肉搏战，这才征服了对手。而且与所有添油加醋的故事一样，他们对西班牙人盔甲牢不可破的吹嘘其实是贬损对手的武艺，毕竟什么样的敌人是徒手就能打败的呢？有人要抓他们的手臂和肩膀，把他们从马上扔下去，久经沙场的西班牙人难道不应该用长短刀剑砍掉那人的手指头吗？面对轻甲或无甲战士，一名骑士只有遭到多人围攻时才会被打败，而且即便如此，他也不是因为穿了好盔甲所以被打败，而是尽管穿了好盔甲，还是被打败了。塔利亚科佐可能也是这样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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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考察会发现，因为盔甲沉重而行动不便的战士形象古已有之。希腊人自称在萨拉米斯海战中以少胜多，他们是怎么解释的？他们说，在所有民族中航海经验最丰富的腓尼基人建造的舰船太重太大，以至于转向操控不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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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罗洛夫对塔利亚科佐会战经过的结论，与那些彼此只有细节差异且迄今为止都被普遍接受的各家记载做一比较，这就再一次证明单纯分析书面文献，不做客观批判分析是何其无益。我们的史学界是多么以分析中世纪文献的种种精微方法而自豪啊！精微确实是精微，但当代的批判学者们对塔利亚科佐会战的描述依然充斥着虚构，一如古人对薛西斯、辛布里人和条顿人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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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6 德意志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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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意大利城市类似，德意志城市的军事体系以居于城中的骑士为基干，又有愿意与武士阶层融合的富商群体为补充。罗斯·冯·史莱肯斯坦因（Roth von Schreckenstein）[103]的说法是正确的1，骑兵最初是由住在城里的骑士担任的，但后来包括了家产足以供养骑兵的全体。我们或许会怀疑有家产能不能确保会打仗，但我们一方面必须考虑保存了骑士荣誉观念的阶层传统；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当时的商人阶层本就有武士色彩。那时的公共法律提供不了多少安全保障，最终让骑马武士自行执法成了可能。市民被称为骑士的例子非常多。2阿诺德[104]在《德意志自由市宪制史》（Verfassungs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Freistädte）第2卷第186页中写道：“一半人是骑士，从世俗或教会领主那里领受封地，披甲骑马服役，享有骑士的一切特权。一半人是市民，居住在城中，以商贸为业，为城市的利益效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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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特拉斯堡、马格德堡、苏黎世和其他城市，作为骑兵服役的市民被叫作“Konstafler”或“Konstofler”（相当于英语里的“constable”、法语里的“connétable”和拉丁语里的“comes stabuli”，意为“马厩伯爵”）。1363年，斯特拉斯堡的“Konstafler”提供了81个枪队，行会21个，船夫5个，小店主4个，酒商4个，等等。皇帝巴伐利亚的路易（Louis the Bavarian）要求各自由市“按照古老的传统”提供骑兵，随其到阿尔卑斯山的另一边进行加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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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与霍亨斯陶芬王朝的长期斗争并没有在意大利产生真正的公民兵。让一群市民做到如臂使指只能是有限和暂时的，他们本性如此。而在德意志，从市民中发展出尚武精神的机会和条件甚至还要更少。即便到了行会开始与豪族争夺权力和议员席位之后，他们依然没有多少军事方面的成就。与周边诸侯和骑士没完没了的私斗对发展出具有城市特色的高效军事组织同样少有助益。市民群众无疑也有武装，具有或逐渐养成了某些尚武风气，但他们依然一直只是骑士的辅助，尤其是作为射手，5并以射术为皇帝效劳而闻名。吕贝克的阿诺德（Arnold of Lübeck）[105]的编年史中称赞过常年演练、武艺高超的市民。6市民们也经常出动，尤其是攻打强盗骑士，但这些都是小型战斗，而不是战争。在14世纪，行会成员曾乘坐大车出征，每车6人。但早在1256年，美因茨市议会的一次会议上就做出决议，要尽可能招募佣兵。7城市不仅招募平民士卒或骑士，也会与周边领主和骑士签订协议，出钱换取后者持续提供协助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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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佣兵协议成了各地城市军事体系的一大特点。1263年，科隆与贝格伯爵阿道夫（Count Adolf of Berg）签订了攻守同盟协议。伯爵成为科隆公民，有义务为城市提供9名骑士和15名扈从，战马均应披甲，每天的报酬是5马克，以科隆自铸的钱币支付。作为回报，科隆要为伯爵提供25位人马俱甲的名门子弟。于利希伯爵威廉和瓦罗姆（Walrum）与卡岑埃尔根伯根的迪特里希（Dietrich of Katzenellenbogen）之间也有类似的协议。甚至到了100年后，这份协议仍然在续约，几乎一字不易。8沃尔姆斯市与莱宁根（Leiningen）历代伯爵也有类似的协议。9当科隆和沃尔姆斯市民要求这样的协助时，他们肯定自己都觉得手无缚鸡之力！你想一想，这种协议只要求二十四五个人！但这些人是骑士，25名骑士不算太小的数目。我要提醒读者：当年查理曼的法令可是细致到了规定某位伯爵可以留2名还是4名战士在家。除非我们明白加洛林军事体系也是基于骑士阶层，而不是征发农民，否则查理曼的法令就是不可理喻的。大众的不习兵事与骑士阶层构成了天然的互补，所以科隆人也承诺为盟友提供协助，但不是征发市民，而是——举个例子——出披甲战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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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市民真要出城，他们也不愿意超出当天晚上即可返回的距离。1388年，莱茵兰和施瓦本地区的城市明确做出了这样的决议。10城市当局经常颁布法令要求市民必须常备武器，规定武器种类，宣称要举行阅兵以确保法令得到遵守。这些法令从来没有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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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详尽的记载和描述，尤其是科隆市的历史档案——比如戈特弗里德·哈根大师（Master Gottfried Hagen）[106]的韵体编年史11——常常会呈现出非常清晰的图景。但是，在传说中被歌颂为科隆市民战胜科隆大主教及其骑士的瓦林根会战（1288年）不在此列，因为科隆市民在这场战斗中只扮演了次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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