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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93800 根据一份署名威内斯的彼得(Peter of Vineis)的官方公报性质的文件《帝国忠臣通谕》(Encyklika an die Getreuen des Reiches),帝国军开拔时的兵力超过1万人。25因此,之前的兵力肯定要大不少,因为一批城市驻军已经被解散了。从先前我们对骑士军队的了解来判断,这个数目显得非常高,而且从文献整体来看,我们也不能排除作者为了彰显皇威而夸大的可能性。无论如何,此处肯定不是相反的情况,即为了增添胜利者的荣耀而故意缩小数目。既然作者没有说这1万名“本部兵马”(sui exercitus)是骑兵,也没有其他限定,因此我们应当按照最宽泛意义上的全体战斗员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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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93802 1231年同盟续约之时,伦巴第诸城同意盟军规模应为1万名步兵、3000名骑士和1500名射手。26我们可以假定,如果上限果真达到过的话——或许只有一半,尤其是步兵,盟军在11月底战役结束时的实际兵力就远低于盟约规定的上限。27因此,盟军回避野战也是自然的,因为皇帝的军队有数量优势,估计还有质量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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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93804 既然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一场双方都投入全部力量的大战,因此对双方兵力有一个正面的、足够可靠——以至于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双方战斗人员的总数都不超过1万人上下——的估计值就非常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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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93806 科尔泰诺瓦会战后战事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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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93808 (1238年至12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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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93810 尽管皇帝在科尔泰诺瓦会战中大破伦巴第人,但这场战斗并未带来决定性的成果。尽管米兰确实提出求和,但不愿意接受腓特烈要求的无条件投降,于是战争继续进行下去,没有受到科尔泰诺瓦会战多大的影响。到了次年,腓特烈连布雷西亚都打不下来,更不用说围攻米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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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93812 尽管皇帝在两西西里王国实施严厉的统治,从而掌握了大量资源,尽管有不少意大利大市镇和大诸侯站在他一边,全力支持他的事业,尽管德意志地区为他提供了重要的帮助,但他的兵力依然不足以采取积极有效的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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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93814 军事行动仅限于蹂躏敌境、突袭和强攻城堡,偶尔会围攻中等规模的城市,而且除非城内有一派人心向围城军,在城内采取有效行动,否则围攻通常达不到目的。胜负不取决于军事成就,而取决于阵营转换,让城市与诸侯一会支持这边,一会支持那边。但由于大部分城市都有派系的权力之争,各个派系或向皇帝寻求支持,或向城市同盟和教宗寻求支持,于是阵营转换就更容易发生了。因此,年年不同、岁岁有变的时事主要取决于政治动机,而非军事动机。小规模冲突、战斗乃至大型会战经常发生,但成果往往很小,哪怕是在一方遭受巨大损失的时候依然如此,因为各方的兵力不足以实施宏大的围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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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93816 帕尔马围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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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93818 (1247年至12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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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93820 科勒以为帕尔马当时约有8万人口。这个数目当然是太大了。帕尔马今天的人口都不超过5万。科勒说,当时左岸城区要比今天小得多,而右岸城区肯定也不会比现在更大。28[94]根据《帕尔马年鉴》,腓特烈二世皇帝率领1万人,29规模已经相当可观了。这份敌方记载给出的数字肯定是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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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93822 为了实施围城,腓特烈在较小的左岸城区对面建起一座坚固营寨,取名为“维多利亚”(Vittoria)[95],以其为基地蹂躏帕尔马周边区域并阻拦援军。30但主城区没有被围,被围的城市本身也有不少战力。它的盟友,尤其是乘船来到波河[96]河畔的曼图亚人,提供了有力的支援。因此,皇帝并不指望真正击败它,最多能逐渐消耗罢了。科勒估计,若要完全围住这座城市,皇帝需要修一圈周长约5英里(约8千米)的墙和4万名守军。如果说周长数估计不算太高的话,那么守军的数字无疑是过分了,因为围墙不需要处处安置等量兵力。他只需要在各处要道建起坚固城寨,再挖一圈壕沟,壕沟旁安上栅栏,阻止城内的人自由行动就可以了。这样一来,皇帝也不需要专门在瓜斯塔拉(Guastalla)[97]安排一支掩护兵力了。腓特烈毕竟是有作战经验的,而他没有那样做,只是封锁部分城区了事,这似乎足以证明他的兵力不足以实施围城,因此他的部队规模肯定是相当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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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93824 入冬后,皇帝解散了贝加莫、帕维亚、托尔托纳和亚历山德里亚(Alessandria)的驻军,并抽调本部兵马去特雷维索(Treviso)和亚历山德里亚。皇帝身边还剩下1100名骑士、2000名克雷莫纳步兵和数量不明的撒拉逊部队,总共不会超过5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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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93826 皇帝后来又派出去1000人。而且帕尔马人于2月18日发动突袭时,皇帝已经带着500名骑兵出去打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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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93828 科勒明确表示,这次突袭是没有预谋的。帕尔马人只是想去波河攻打恩齐奥国王(King Enzio)[98],安排了大约一半兵力去执行这项任务。另一半兵力出城只是为了掩护其后方。恰在此时,无人指挥,装备也不全的皇帝部队偶遇出城的帕尔马人并展开肉搏。这场仗打得很糟糕,皇帝的人一直被追到维多利亚营寨内,营寨也被追兵占领了。根据帕尔马人的记载,他们杀死了1500人,俘虏了3000人。但《普拉真提内年鉴》(Placentine Annals)的记载——100名骑士和1500名步兵被俘——无疑更接近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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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93830 假如皇帝在维多利亚有更多的兵力,这样的进攻大概不会成功。但对于腓特烈当时的战略计划来说,一支五六千人的部队也不算太少。即便帕尔马守军可能要多一些,他们依然不会有攻占维多利亚敌营的能力,敌军却能以营寨为基地骚扰他们。诺曼人当年围困巴黎,米兰骑士围困被敌军攻占的米兰也是类似的手段。就连红胡子也不曾真正将米兰团团围住,而只是扫荡周边地区和堵住出入要道,用了9个月左右就迫使米兰投降了。腓特烈二世的实力要弱得多,甚至与帕尔马这座与米兰结盟,但当然要比米兰小得多的城市相比也是如此。红胡子当年在北意大利势力强盛,以至于他确实通过切断补给迫使米兰投降,而敌方完全没有认真试过救援米兰。但到了1247年,众多市镇拿起武器反对腓特烈二世,逼得他同时要与米兰及其盟友交战。尽管如此,要不是皇帝偶然外出期间,他那些不守纪律的愚蠢部下给了帕尔马人发出致命一击的意外机会,他的目标还是有可能实现的。因此,皇帝的过错不是战略层面的谋划失当和统率失职,而是没有先见之明,在营内兵力因外调而大大削弱的那一天,他竟然还离开了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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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93832 这一结果与先前事件也有重要关系。假如皇帝在1247年秋依然能集结大军的话,那我们就很难理解他为什么没有抓住科尔泰诺瓦战胜的机会,夺取最后的胜利。他在1247年根本没有生力军了,反而是减员严重。但如果我们接受他的兵力大不如前这一事实,那么他的行为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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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93834 尽管这次带有一定偶然性的战败严重损害了霍亨斯陶芬王朝一时的事业,但也没有造成长久的影响,就像皇帝在科尔泰诺瓦的胜利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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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93836 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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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93838 从战争艺术史的角度来考察这将近100年间的历次战斗,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意大利城市并没有产生出希腊方阵和罗马军团那样的古典步兵单位。尽管步兵有时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莱尼亚诺会战中,但步兵依然不是决定性力量。不管数量有多大,步兵仍然是骑兵的辅助。即便关于莱尼亚诺会战经过的一手史料有不明确的地方,也有多种可能的解释,但我们从后续事件中可以得出毋庸置疑的定论。假如莱尼亚诺会战中的步兵有古代步兵的能力,他们肯定会扩大战果,但事实上并没有。米兰人完全没有从胜利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现在掌握了一种优越的新战法,再也不用惧怕德意志皇帝了。相反,他们以最温和的条件达成了和议,而且之后一代人——我们接下来要研究的之后几代人也是如此——的战法与其他国家前后几百年间的战法别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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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93840 因此,意大利市镇并未形成古代雅典和罗马那样的公民兵,不是全体公民集体出征,实施严格的普遍兵役制。我们完全撇开他们有没有所需的武艺这个问题,意大利市镇缺少古典共和国特有的实施公民兵的先决条件,那就是城市和乡村的政治统一体,市民和农民的团结精神。希腊方阵和罗马军团的主体是阿提卡半岛的农夫、挖炭工和渔民,是罗马周边的农业部落成员,而不是住在雅典和罗马城里的人。但尽管意大利乡村无疑是由城市统治的,但两者并不构成统一体,农民也不是市民的同胞。市镇本身虽然有共和体制,但大多仅限于骑士团体。文献中没有记载兵役的具体指派方法。通常大概不过是召集志愿兵,但遇到重大危机或政治动荡,市镇很可能也会征召大批市民入伍,至少是短期服役,特别是用来守城。守城时或许也会全民皆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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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93842 但要打野战的话,市镇会派出由射手、枪兵配合,采用骑士装备的马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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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93844 随着天生有尚武倾向的市民加入传统武士的行列,一同上阵,一同锻炼,那么只要爱国精神还活跃在集体心中,从中就会产生一支技艺高超的高效军事团体。即便高傲的德意志骑士会取笑这些被封为骑士的意大利木匠和工匠,但是他们还是甚至敢于面对由国王带队翻越阿尔卑斯山的德意志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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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93846 军旗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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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93848 我们知道意大利市镇实行且一直实行骑士类型的军制,但其特点是:与同时代的其他地区相比,步兵在混合作战中发挥的作用要更强,有时甚至要强得多。但意大利步兵还没有达到希腊方阵、罗马军团那样真正的紧密战术单元。我们可以将军旗战车视为缺失的战术单元的替代品。它是一部由8头公牛拉的重型战车,车上立有一根高高的旗杆,杆上挂着军旗,往往还有主保圣人的圣像。车上还站着多位牧师。这种神圣的战车一向与以色列人的约柜相提并论,倒也不无恰当。我们知道松散的步兵面对骑兵是脆弱的。于是,将军旗战车置于前排后侧是为了充当集合点,一时被击退或陷入混乱的人远远看见它就能重新整队。伤员也会被转移到车上,伤重不治者也能在死前由牧师免去罪孽。我们可以假定,意大利人每逢战前都要重申不应丢弃手持的军旗,但到了最危急的关头,他们应该聚集在圣车周围,车在人在,车亡人亡。组织严密和统率得力的罗马军团本来自然就具备的坚定精神和胜利信心(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鹰徽),现在要由军旗战车来人为激发,并通过符号的宗教属性来强化。史料中首次提及军旗战车是在1039年的米兰,恰好是意大利市镇在阶层融合的作用下形成的,长期不习兵事的市民再次拿起武器的时代。用文献里的话说,黑里贝特大主教(Archbishop Heribert)[99]将所有人武装了起来,“从农夫到骑士,从贫民到富人”(a rustico ad militem, ab inope usque ad divitem)。31因此,早在作为城市象征的军旗战车第一次出现(至少是第一次记载)时,教会就是它的支持者。后来教会与市镇的盟友关系更进一步强化了军旗战车的宗教属性。战车也出现于阿尔卑斯山以北,特别是与教会关系密切的军队中。1086年布莱希菲尔德会战(battle of Bleichfeld)中,亨利四世的对手有军旗战车;1138年诺萨勒顿会战中,约克大主教统率的英格兰民兵有它;1191年,狮心王理查在叙利亚征战时也有它。另外,1214年布汶会战的奥托四世军中,1288年瓦林根会战的科隆军中,1298年阿尔蔡围城战(seige of Alzey)的美因茨军中都有军旗战车。在整个十二三世纪,只要意大利市民上战场,军旗战车无疑都是标准配置。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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