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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雅恩的描述，作者说他的主要观点的依据是埃内亚·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教宗庇护二世）。后者不仅是胡斯战争同时代的人，而且与最熟悉胡斯派军事体系的人关系密切。教宗在巴塞尔宗教会议上表现活跃，与切萨利尼枢机（Cardinal Cesarini）亲近。枢机亲自领导了最后一次针对胡斯派的十字军征讨，并于和谈期间要求波希米亚将领普罗科皮乌斯（Procopius）[139]讲解了胡斯派军事体系。埃内亚·西尔维娅去过波希米亚，甚至去过塔博尔。后来，他还亲自与胡斯派运动幸存的领袖进行过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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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指望有人会比亲自动笔的教宗掌握更多的信息，而且就算教宗本人缺乏批判性，他的记载也经过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的考辨。雅恩的主要观点并不直接来自教宗，而是通过波希米亚历史学家帕拉茨基（Palacky）[140]的中介。就连最近介绍这一时期的作者劳瑟斯教授（Professor Loserth）在《晚期中世纪史》（Geschichte des späteren Mittelalters）第490页中也简要给出了同样的说法。后来，雅恩在《军学史》（Geschichte der Kriegswissenschaften 1：303）中继续坚持之前的观点，并提供了新的文献佐证。关于车营用于进攻一事，他专门引用了恺撒的两段话，他在前面介绍赫尔维蒂人和日耳曼人时已经讲过了同样的内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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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希米亚历史学家帕拉茨基相信，尼古拉斯·冯·胡斯（Nicolaus von Huss）和日什卡“制定了一套有机融合罗马人的古老经验和原则与基于火药的最新战争艺术发展的新战法，或许也有其他专家的协助参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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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原始史料已经散失，那么在历史批判中反对一种得到广泛认可的历史叙事当然是非常困难的。雅恩是普鲁士总参谋部军官和军事科学院教授，他的《军事史手册》是献给毛奇元帅的，他的《军学史》得到了慕尼黑历史委员会的赞助。他的著作基于水平极高的史料（谁能质疑恺撒在战争记录方面的权威？），他还有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为自己站台。尽管如此，他的叙事整个都是虚假的。从最开始研究军事史的时候起，我就坚信——依据客观分析——车营不可能用于进攻。但为了用史料反驳这种说法，我就必须找到一位懂捷克语的学者。我在每个学期的研讨课上都会问班上有没有斯拉夫学者。最后，我找到来自波罗的海地区的马克斯·冯·武尔夫（Max von Wulf）先生。他懂俄语，自信也能掌握捷克语。他接受了这项任务，而且可以说出色地解决了问题。但我当时还不是教员，所以花了不少工夫才让他的指导教授通过了他的论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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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恩对恺撒的引述从一开始就透着不靠谱，因为他引用的段落根本没有他读出来的意思。武尔夫接下来证明，就连雅恩引用的埃内亚·西尔维奥段落也是子虚乌有。娴熟机动和字母形状的记载最早出自17世纪耶稣会士巴尔比努斯（Balbinus）的著作。历史学家阿施巴赫（Aschbach）[141]的《西吉斯蒙德皇帝传》（Geschichte Kaiser Sigismunds）中有一段描述来自巴尔比努斯。迈纳特（Meynert）[142]在《军事艺术史》（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中原封不动地照抄了阿施巴赫，不仅没有注明原作者，而且错误地加上了“埃内亚·西尔维奥写道”。接下来，雅恩沿用了迈纳特的说法，而没有检查埃内亚·西尔维奥是不是真的说过那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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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战车的熟练机动不能追溯到原始文献一样，车辆移动时用锁链拴在一起的说法同样没有史料依据，纯属帕拉茨基捏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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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依然是，见多识广如埃内亚·西尔维奥确实写了车营用于攻势，而且雷根斯堡的安德烈亚（Andreas of Regensburg）对克拉托维会战（battle of Klattau）（1426年）的记载从正面佐证了他的说法。但武尔夫不仅证明这两则互相支持、看似无懈可击的证据是基于误解，还发现了误解的来源。幸好乌尔姆军队司令海因里希·冯·施托费尔（Heinrich von Stoffel）寄回本城的克拉托维战报保存了下来，让我们得以纠正安德烈亚的记述。至于埃内亚·西尔维奥的错误，我们之后会更详细地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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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这条错误链以及这些错误最终是如何解决的：一是因为有史学方法的价值；二是因为军事史中多有类似情节。但在其他大部分情况下，从史料出发的澄清研究做不到同样的程度，所以学术界还是很难抛弃文献记载，哪怕行家一看就知道是错误。学者传抄千年，直到蒙森都不愿意抛弃的李维（8.8）对罗马支队战术的描述；至今依然有人相信的罗马军团士兵近战时彼此隔着6英尺（约1.8米）；查理曼的农民大军；步兵三角阵——我相信，这些记载和雅恩笔下的攻势车营——“移动堡垒”完全是一样的。当只有一匹马被敌人的矛或者箭击倒，这座“移动堡垒”会怎么样呢？敌军难道会放任胡斯军的车夫横行阵中，然后以旗为号，摆出复杂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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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李维将操练变为实战，埃内亚·西尔维奥也是如此——按照武尔夫的说法4——也没能区分马车行军纵队和战斗阵形。25年后记述当年情形时，他漫不经心地将两者融合为一幅虚假的车营进攻画面。于是，与李维一样，埃内亚·西尔维奥最初的记载原本是好的，只是后人传抄时产生了误解，将其扭曲成了从客观角度看骇人听闻的描述。但这些后世的评论者没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勇气，而是试图用经不起推敲的答案和掩饰手段来营造出一种实际有可能发生过的样子，如此必然会偏离了追求真知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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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解胡斯派的特色战车战法之前，我要先简短介绍一下它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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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车主要使用于上古时代，也就是本书的起点以前。它后来以镰刀战车的形式出现了几次，但成效不大。5在恺撒笔下，名为“埃塞迪”（essedi），用法与《伊利亚德》中一样的布立吞人（Briton）[143]战车非常实用而高效。但恺撒并未效仿，也没有像对待日耳曼骑兵那样招至麾下，所以战车的这种用法不过是军事史上的昙花一现，不值得多加考虑。既然现在讲到了战车无可置疑地大放异彩的历史时刻，所以我们回溯了一下它的过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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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现在讨论的战车与镰刀战车，与作用相当于马鞍的战车毫无关系，而是专门用来组成车营工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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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远古时代，人们就认识到车营是一种有效的防御武器。欧里庇得斯的《腓尼基女人》（Phoenician Women）（第450行）中写道，一方用车辆组成堡垒抵御对方。在日耳曼人携家带口地迁徙时，车营无疑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阿德里安堡就是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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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中世纪，车营同样不时见于史册。随行车辆平时可作为轻便的营地屏障，如有必要可用来堵路，这样的想法并不稀奇。有一份1413年（早于胡斯战争）由文策斯劳斯国王（King Wenceslaus）手下战将豪耶廷的哈耶克（Hajek of Hodjetin）发出的波希米亚军令中就对战车和车营做了规定。现在，胡斯运动突然又将这种传统的营地工事发扬到了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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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斯运动具有宗教和爱国双重性质，是一场捷克民族主义运动。战争刚爆发时，布拉格市发布公告称德意志人是“捷克人的天敌”7。日什卡在一份檄文中宣称，他拿起武器不只是为了挽救神的律法真意，更是为了解放波希米亚和斯拉夫民族。8部分贵族、布拉格和许多其他城市的政府也加入了运动。但是，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是觉醒的市民和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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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市民和农民征召兵的战斗力是何等低微。骑士把他们的队伍击溃，一点儿不当回事。纵使宗教热情与爱国热情的结合有着无俦的威力，能够在个体心中唤起澎湃的勇气，却还是无法将集体的战斗力提升到能打赢职业军人的程度——正如为自己的财产和生命、妻子和子女而战的意识没能让法兰克王国和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百姓成功抵挡维京人，也没能让罗马人战胜日耳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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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波希米亚人起初也不能在野战中打赢西吉斯蒙德国王率领的德意志平叛军。国王兵临布拉格城下，试图发起围攻但失败了。十字军内部的不和让他无可作为，波希米亚人保卫家园又相当坚决，国王只得撤走。与他对抗的不只是无序的群众，还有为数不少的波希米亚贵族领主，后者才是运动的领导者。战争第一阶段的大量战斗——德意志军还打赢了不少场——除了波希米亚领主和骑士得到了众多为这场宗教爱国运动而拿起武器的市民和农民的支持，给人的印象与中世纪晚期的其他战斗并无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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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战局很快进入僵持，胡斯派获得了适应战争并在实战中开创新战法的时间。最初支持运动的保守派很快就与激进派闹翻。激进派在随之而来的内战中占据上风，而且发展出了新的战法。但他们仍然没有大举进攻的能力。直到战争开始后的第八年（1427年），胡斯派才开始侵入德意志。这一过程与后来的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相当类似。1792年法兰西共和国之所以能击败普奥联军的入侵，更多是凭借向共和国投诚的王室旧军和要塞堡垒，而非动员起来的志愿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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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斯派领导人的首要任务是让士兵能顶住骑士冲锋。胡斯军的兵器是有什么就用什么——长矛、斧枪、斧头、刺棒、连枷——而且基本没有头盔、身甲、盾牌一类的护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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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将车营用来防御并付诸实施的人很可能就是日什卡，一位久历战阵的贵族。一开始很可能就是把普通的农家大车聚在一起，但后来就有专门制造的战车了。战车有结实的木板保护；车轮之间挂着长条木板，免得敌人爬进去；车队还会带着铁锁链，可以将车连起来，以免个别车辆撤出战斗时露出空当。一辆车配4匹马。每当有敌人在附近，战车就会尽量以多列平行纵队行进，方便迅速组成方阵。他们备着铲子、斧子和鹤嘴锄，必要时用来开路；当然，只有在最终选定阵地时才会这样做。战车前方经常会挖一道沟，土就扬到车轮上用来掩护。车的前后各有一扇打开的暗门，暗门一开始大概是用特殊的盾牌盖住的。只要有可能，车营都会在山脊上列阵，守军手持远程武器立于车后——标枪、投石器、石块、弓弩。每辆配10人的普通战车之间是火器车，当时军队使用火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10德军若要攻击这样的车营，骑士们先要下马，穿着沉重的盔甲爬山坡，期间不断遭到射击，尤其是来自火器的射击。即便他们来到了战车面前，要突破也不容易，白白蒙受损失又不能给敌人造成任何严重的杀伤。但是，一旦发现敌军有任何混乱或后退的迹象，整装待命的胡斯军预备队就会拿着近战武器从暗门里冲出去——当然，只有在群众被宗教热情点燃、斗志充盈、满怀自信和对头领的信任，而头领经过历练、成竹在胸、掌握驭众之道的情况下，这样的壮举才有可能发生。我们必须注意和明白一点：并不是随便一支其他时代的农民起义军都能凭借临时拼凑的车营击败骑士军队的。胡斯军战术的成就不仅需要宗教和民族基础，以便形成良好的秩序、领导、组织、信赖和信任，也需要懂得如何组建和运用农民军的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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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内亚·西尔维奥记载了重装士兵是如何在进攻高地上的车营时轻易丧命，这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典型通俗历史叙事。11他将失败归咎于胡斯军的一个花招：妇女们将袍子铺在战车前方的地上，下马骑士走上去时马刺会被缠住，然后倒地被杀。这则小故事让我不禁想起波利比乌斯笔下一则罗马人讲述的故事，说高卢人赤身裸体，手持软剑；只不过在这里高卢人蠢笨，罗马人狡诈（参见第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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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斯军运用火器取得了巨大战果，于是有人认为日什卡改良了火器技术。但我们看不到有这种情况；关键点要到别处寻找。胡斯军在火器数量或样式方面并不优于对手。火枪露天放在专门制造的火器车上，用铁条固定在结实的木台上。每次组成车营时，枪口都会朝外，但在这个位置上既不能抬高，也不能偏转。12装填复杂而缓慢。这种武器根本不能在行军和进攻时使用，却恰好适合胡斯军，因为他们的战术以等待敌人进攻为基础。敌人靠近便火枪齐发，这自然会造成深刻的印象，大概比实际效果还要厉害得多。因此，胡斯军火器的优越性主要不在武器本身，而在战术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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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波希米亚年鉴中是这样描述1423年的霍日采会战（battle of Horic）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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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什卡与众人驻扎在圣戈特哈德教堂附近，方便将火器布置在高地上，骑兵来攻时必须先下马，而且不仅没有地方拴马，盔甲也比步卒更沉重。他们爬上去冲击马车时已经没劲了。日什卡率众拿着火器以逸待劳，敌人冲击战车前会惨遭收割，等他们被打退了，日什卡又会放出生力军追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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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对1423年日什卡在匈牙利的战斗也给出了类似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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