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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组建“敕令军团”对法国军事史和法国国家的巩固都具有重大意义，但它的规模还是太小了，不足以满足大国法国的需求。除了敕令军团以外，战时征召全体骑士（贵族）和封地持有者的制度依然存在，也有过实践。但是，附庸们如今也被整编为军团，并根据装备水平给予相应报酬。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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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射手看似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英法战争期间的训练水平来看，该兵种的实力犹有不足。因此，国王试图单独建立一支庞大的射手部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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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五世早在1368年就下令全国练习箭术，1394年又重申了命令。两次命令据说都被撤回了，因为贵族们害怕人民习武并对此予以压制。16更可能的原因是命令成效不佳，因为弓箭难以大批制造，人民本身的练箭积极性估计也很有限。因此，贵族根本没有理由担忧。现在国王不再要求全民习武了，而是于1448年下令每50户出一健儿，由地方选练为射手。健儿每逢假日都要练习射术，而且要发誓随时遵从王命上阵。起初健儿要自带装备，但后来加了一条说家境不富裕的人也可以出征，武器由地方提供。与骑士类似，射手被编为军团，由负责召集兵员、偶尔还会一同训练的团长统领。作为补偿，射手免交盐税和战争特别税的一切税费，因此有“免税射手”（francs archers）之称。应征参战时，他们有4镑的月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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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证明，这种组织不堪大用。他们使用弓弩的操练强度不够，而且更重要的是，平民射手缺乏好战精神，应付不了战场上的种种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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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七世的儿子路易十一就算没有正式废除免税射手，也是任其废弛。因此，将其视为法国现代步兵的源头是完全错误的。恰恰相反，免税射手是一个建军失败的负面例子，就此而言，它与成功的正面范例同样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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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明免税射手失败教训的最好方式就是与一个学术界到今天还相信的观点做一番比较，即查理曼的军队是由轮流征召服役的农民组成的。与8世纪的民兵相比，查理七世的免税射手显然有着巨大的优势：查理七世只要求每50户农家出一人，而不是3户到6户出一人，因此选出身体强壮、有意从军者要容易得多。中选者不只是背上了一项负担，也得到了一些回报：平时不用交税，战时免于摊派。他还有团长负责训练和管理兵员。然而，免税射手还是不可用，据说他们只会杀鸡。那么，据说每隔几年就有义务自费出征，跋涉数百英里的征召兵又会是什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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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卷会讨论取代免税射手的部队——法国现代步兵的真正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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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免税射手衰落了，“敕令军团”却维持了自身地位，并通过另一位法国诸侯大胆查理的组织才能而发展到顶峰。凭借勃艮第公爵的头衔，他将法德两国的一批封地、弗兰德斯、布拉班特、埃诺、卢森堡、勃艮第自由伯爵领（Free County of Burgundy）[148]和勃艮第本土统合在自己一人的统治之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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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公认的封建武士在军事层面的缺陷——贵族们不能按时从命，不可靠，装备低劣，训练水平不尽如人意——已经大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18查理采取了两种补救办法。对于承诺随时准备上马出征，且集结时本人及装备状况尚可的贵族，他为其提供了一小笔定期发放的报酬。这就是所谓的“私募军”（soudoyers à gages ménagers）19，但他们还是不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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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15世纪常有人抱怨封建武士装备水平、训练素质、可靠性都不尽如人意，那么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红胡子或查理曼的时代，但封建制度在这方面确实无法改变。佣兵制的发展不仅拉高了封建服役的报酬，也引发了封建制度的解体。查理颁布了大刀阔斧的法令，并凭借自己赢得的资源，以表亲法国国王为榜样，于1471年组建了自己的“敕令骑士”。20他规定了明确的编制：一个团最初由10个单位组成，每个单位有10个枪队；后来改成一团分4路（escadre），一路分4帐（chambre），一帐为6个枪队，路长另为一个枪队，因此一路共25个枪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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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团团长的旗帜花色不同，下设单位以军旗上C的数目区分，绣着几个C就是第几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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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队不只有骑兵和射手，也有步兵。一个枪队包括一名骑士、一名轻骑兵、一名见习骑士、三名骑马弓手、一名骑马弩手、一名火枪手（culverin）和一名步行矛手，共计9人，而且常会再加几名志愿兵。21查理颁布了关于军粮、军饷、告假和军纪的条令。平时一路告假者不得超过5名骑士和15名射手，战时不得超过两名骑士和6名射手。每团随军妇女不得超过30人，且任何人不得霸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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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枪队以外，查理还实施了一种按武器划分的编制，这种编制在实战中常常是必要的。最后，他甚至颁布了多份详细的操练条令，其中一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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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通过训练提高士兵在战时的武器运用能力，公爵有令：驻守镇堡或其他有空余时间的情况下，团长、路长、帐长应时常率领骑士到操场训练，有时可以只穿上半身盔甲，有时须身穿全甲。在操场上，骑士应练习紧密阵形，放下骑枪发起全速冲刺，同时不得远离团旗，或者按照命令散开，然后重新聚合，互相支持，共同阻止敌军进攻。射手也要带着坐骑参加训练，要精通下马后开弓的技术。为此要向他们展示如何将马牵到后方，整齐地排好，每三匹马的笼头栓到一匹扈从坐骑鞍桥的钩子上。射手要快速整队开始射击，不得忙乱，最后还要让矛手以紧密阵形挡在射手前方。但在发出指定信号后，矛手应单膝跪地，矛尖向上，举到马胸的高度，形成一堵墙，以便后方的射手放箭。发现敌军陷入混乱时，矛手应按照教导的方式发起冲锋。为了抵御两边的进攻，矛手还应练习贴背阵、方阵和圆阵。矛手永远应该以紧密阵形挡在射手外侧，以便击退敌军骑兵进攻，同时还要将射手坐骑和扈从围在中间。军官一开始可以分小组练习，待一组熟练，再教下一组。这也是监督士卒，让他们不敢开小差或卖掉马匹装备的一种手段，因为他们提前不知道军官何时要操练。如此一来，人人就会恪尽职守，为战争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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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这些操练条令时，我们会感觉中世纪被远远抛在身后，有些操课甚至会给人相当现代的印象，但这种印象是骗人的，世界史的时代转型不会发生得这么快，这么容易。如前所述，法国国王费尽辛苦才将佣兵团改造为正规军团。同理，我们接下来会看到现代骑兵和步兵脱胎于中世纪骑士和步卒的过程是相当缓慢而艰难的。大胆查理的操典甚至算不上迈向现代的一步，它产生于一个精干、聪敏、雄壮的灵魂，也恰好走上了正确的方向。但它仍然没有迈进新时代，因为它凭借的要素很快就会被一股强大得多的力量压倒。这位末代勃艮第公爵的军制毫无现代色彩，相反，它是中世纪最晚出、最细致——甚至可以说最微妙——的产物。从后续发展来看，这套制度真正重要的地方在于它有了兵种划分的萌芽。但操典是虚假的，最起码这些操典取得的成果与今天理解的操练没有半分关系。现代操典要求的兵力运用方式与查理条令完全不是一类事物，后者充其量是一些好的建议。本书之后还会用大量篇幅讨论这个问题。就“敕令军团”全军骑马这一点来看，它确实是从骑士到现代骑兵转化过程中的一环，但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说到头，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骑士。而“军团”中的步卒和射手就与欧洲日后的步兵完全没有关联了，后者的根源完全不一样。“敕令军团”之所以仍然属于中世纪军队的范畴，决定性因素在于组织形式，也就是以“枪队”为基础的编制。“枪队”的固有内涵是：骑士是战斗员，其余人都是辅助。事实上，辅助部队的数量是如此庞大，以至于我们可以将骑士设想为小队的军官。回想一下与平民士兵并肩作战的下马骑士确实发挥了提振众人士气的作用，这一点也是朝向现代军官概念的进步。但在敕令军团中，现代军官概念也只是有所暗示罢了；“枪队”中的骑士绝对不是我们和军事史中所说的“军官”，而仍然是主战兵力。此外，大胆查理划分兵种是一个指向未来的举措，但也抹杀了骑士的“军官化”，因为这时骑士和步卒根本不在一起作战。于是，“敕令军团”下的枪队只是中世纪编制的一种寻常改良，也就是通过引入辅助兵种和一定程度的秩序规范，从而为“混合作战”中的骑士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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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中的君主国在中世纪末期采取这套制度是符合逻辑的，但归根结底，它必然不会开花结果。一股完全不同的力量很快就要后来居上了。因此，我们不必像对待中世纪前中期那样深入探究15世纪军制的细节。一旦我们看到即将为骑士带来终结的新兴力量，末日前的改良努力便失去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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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7 坦嫩贝格会战、蒙莱里会战及同时期的其他若干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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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嫩贝格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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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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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坦嫩贝格会战（battle of Tannenberg）本身和结果都很重要，尽管时人有大量记述，但流传下来的只有很不确切的记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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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写德特马（Detmar）《吕贝克编年史》的作者说波兰-立陶宛联军有510万人，甚至比历史之父笔下的薛西斯大军还要多。马格德堡《世俗法官编年史》的记载与其相符，说战死者总数为63万。编年史中给出的最小兵力数字是德军8.3万，波兰军16.3万。海威克（Heveker）[149]估计条顿骑士团的兵力为1.1万人左右，包括3850名重装武士、3000名侍从和4000名骑马行军下马作战的射手。此外还有少数步兵，他们没有上阵，交战期间一直守在车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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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威克估计波兰-立陶宛联军的兵力为16500名骑兵，大约比德军总兵力多一半。此战最重要的信息来源——波兰人德乌古什（Dlugoss）[150]也说联军兵力大得多。联军统帅是拉迪斯劳斯·雅盖隆国王（King Ladislaus Jagiello），但真正的灵魂人物是国王的堂弟、立陶宛大公维托尔德（Wit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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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团长乌尔里希·冯·永京根（Ulrich von Jungingen）将主动权让给了波兰人。当波兰人沿着维斯图拉河右岸行军时，他将阵地选在维斯图拉河支流德尔文察河（Drewenz）之后。据文献记载，德军似乎曾在库尔泽尼克（Kauernick）附近阻止敌军渡过德尔文察河。我很难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双方迟早会有一战。或许是因为普鲁士人尚未集结完毕，或者是他们有半渡而击的打算吧。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波兰人都知难而退，转向东行，准备在德尔文察河的源头处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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