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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通过训练提高士兵在战时的武器运用能力，公爵有令：驻守镇堡或其他有空余时间的情况下，团长、路长、帐长应时常率领骑士到操场训练，有时可以只穿上半身盔甲，有时须身穿全甲。在操场上，骑士应练习紧密阵形，放下骑枪发起全速冲刺，同时不得远离团旗，或者按照命令散开，然后重新聚合，互相支持，共同阻止敌军进攻。射手也要带着坐骑参加训练，要精通下马后开弓的技术。为此要向他们展示如何将马牵到后方，整齐地排好，每三匹马的笼头栓到一匹扈从坐骑鞍桥的钩子上。射手要快速整队开始射击，不得忙乱，最后还要让矛手以紧密阵形挡在射手前方。但在发出指定信号后，矛手应单膝跪地，矛尖向上，举到马胸的高度，形成一堵墙，以便后方的射手放箭。发现敌军陷入混乱时，矛手应按照教导的方式发起冲锋。为了抵御两边的进攻，矛手还应练习贴背阵、方阵和圆阵。矛手永远应该以紧密阵形挡在射手外侧，以便击退敌军骑兵进攻，同时还要将射手坐骑和扈从围在中间。军官一开始可以分小组练习，待一组熟练，再教下一组。这也是监督士卒，让他们不敢开小差或卖掉马匹装备的一种手段，因为他们提前不知道军官何时要操练。如此一来，人人就会恪尽职守，为战争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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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这些操练条令时，我们会感觉中世纪被远远抛在身后，有些操课甚至会给人相当现代的印象，但这种印象是骗人的，世界史的时代转型不会发生得这么快，这么容易。如前所述，法国国王费尽辛苦才将佣兵团改造为正规军团。同理，我们接下来会看到现代骑兵和步兵脱胎于中世纪骑士和步卒的过程是相当缓慢而艰难的。大胆查理的操典甚至算不上迈向现代的一步，它产生于一个精干、聪敏、雄壮的灵魂，也恰好走上了正确的方向。但它仍然没有迈进新时代，因为它凭借的要素很快就会被一股强大得多的力量压倒。这位末代勃艮第公爵的军制毫无现代色彩，相反，它是中世纪最晚出、最细致——甚至可以说最微妙——的产物。从后续发展来看，这套制度真正重要的地方在于它有了兵种划分的萌芽。但操典是虚假的，最起码这些操典取得的成果与今天理解的操练没有半分关系。现代操典要求的兵力运用方式与查理条令完全不是一类事物，后者充其量是一些好的建议。本书之后还会用大量篇幅讨论这个问题。就“敕令军团”全军骑马这一点来看，它确实是从骑士到现代骑兵转化过程中的一环，但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说到头，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骑士。而“军团”中的步卒和射手就与欧洲日后的步兵完全没有关联了，后者的根源完全不一样。“敕令军团”之所以仍然属于中世纪军队的范畴，决定性因素在于组织形式，也就是以“枪队”为基础的编制。“枪队”的固有内涵是：骑士是战斗员，其余人都是辅助。事实上，辅助部队的数量是如此庞大，以至于我们可以将骑士设想为小队的军官。回想一下与平民士兵并肩作战的下马骑士确实发挥了提振众人士气的作用，这一点也是朝向现代军官概念的进步。但在敕令军团中，现代军官概念也只是有所暗示罢了；“枪队”中的骑士绝对不是我们和军事史中所说的“军官”，而仍然是主战兵力。此外，大胆查理划分兵种是一个指向未来的举措，但也抹杀了骑士的“军官化”，因为这时骑士和步卒根本不在一起作战。于是，“敕令军团”下的枪队只是中世纪编制的一种寻常改良，也就是通过引入辅助兵种和一定程度的秩序规范，从而为“混合作战”中的骑士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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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中的君主国在中世纪末期采取这套制度是符合逻辑的，但归根结底，它必然不会开花结果。一股完全不同的力量很快就要后来居上了。因此，我们不必像对待中世纪前中期那样深入探究15世纪军制的细节。一旦我们看到即将为骑士带来终结的新兴力量，末日前的改良努力便失去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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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7 坦嫩贝格会战、蒙莱里会战及同时期的其他若干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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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嫩贝格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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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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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坦嫩贝格会战（battle of Tannenberg）本身和结果都很重要，尽管时人有大量记述，但流传下来的只有很不确切的记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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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写德特马（Detmar）《吕贝克编年史》的作者说波兰-立陶宛联军有510万人，甚至比历史之父笔下的薛西斯大军还要多。马格德堡《世俗法官编年史》的记载与其相符，说战死者总数为63万。编年史中给出的最小兵力数字是德军8.3万，波兰军16.3万。海威克（Heveker）[149]估计条顿骑士团的兵力为1.1万人左右，包括3850名重装武士、3000名侍从和4000名骑马行军下马作战的射手。此外还有少数步兵，他们没有上阵，交战期间一直守在车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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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威克估计波兰-立陶宛联军的兵力为16500名骑兵，大约比德军总兵力多一半。此战最重要的信息来源——波兰人德乌古什（Dlugoss）[150]也说联军兵力大得多。联军统帅是拉迪斯劳斯·雅盖隆国王（King Ladislaus Jagiello），但真正的灵魂人物是国王的堂弟、立陶宛大公维托尔德（Wit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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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团长乌尔里希·冯·永京根（Ulrich von Jungingen）将主动权让给了波兰人。当波兰人沿着维斯图拉河右岸行军时，他将阵地选在维斯图拉河支流德尔文察河（Drewenz）之后。据文献记载，德军似乎曾在库尔泽尼克（Kauernick）附近阻止敌军渡过德尔文察河。我很难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双方迟早会有一战。或许是因为普鲁士人尚未集结完毕，或者是他们有半渡而击的打算吧。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波兰人都知难而退，转向东行，准备在德尔文察河的源头处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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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平行地跟着波军前进。接着由于德尔文察河急拐向北，德军决定渡河，然后在敌营眼皮底下的村庄坦嫩贝格附近摆开了阵势。有关德波双方的文献一致认为，条顿骑士团消极等待而没有趁波军列队未成之际立即发起进攻是一个错误。但这显然不过是事后诸葛。普鲁士后军直到会战快打完时才赶到，重型火炮来得也太迟了，只能安放守营而已。因此可以说，骑士团在开战时也没有部署完毕；文献记载，等了很久的人恰好站在前排，不理解为什么要等那么久。他们是夜里从刚下过大雨的卢巴瓦（Löbau）城郊启程，顶着7月的大太阳走过来的，直线距离不少于25千米。因此，部署自然要花很长时间。至于波兰人，他们早晨6点左右才出发，只走了7英里（约11千米），而且已经挖好了壕沟，只需要在军营前列阵即可。因此，突袭是想都不要想了。如果我们假定大团长的意图是打一场防守反击战，那么他的战略就是明智而前后一贯的。他的弩兵很厉害，甚至还有强大的炮兵；后者只有在防守中才能发挥最大效能。倘若他计划在坦嫩贝格主动进攻的话，那我们就不能理解他为什么5天前在库尔泽尼克没有出击，又为什么会任由波兰人在普鲁士境内大肆劫掠那么长时间。但如果他打算迫使敌军进攻的话，那么一切就清楚了：他在本土等待敌军，列阵于德尔文察河之后，在坦嫩贝格让部下呆立了那么久。他的阵地紧贴着波兰人行军路线的侧面，堵住了对方的去路。他的右翼可占据格林费尔德森林（Grünfeld Forest）的有利地势，左侧是坦嫩贝格村，前方整体是一块平地，但有些许起伏，且有多条小的沟谷，因此仍然会为进攻方造成许多困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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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接到条顿军逼近的消息时，波兰人立即备鞍上马，要尽快列阵。这时，两名信使来到拉迪斯劳斯国王面前，代表大团长献上两把剑作为挑战。如果可以认为大团长的礼仪行为是为了争取时间的话，那么这一点同样符合我们对会战的整体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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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大概已经注意到了，条顿军的阵地位置与尼科波尔会战中巴耶济德非常类似。尽管文献中没说德军射手像耶尼切里那样在身前树起了栅栏（巧合的是，有记载专门说他们在库尔泽尼克这样做了），但他们在正面有一排火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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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战果与尼科波尔恰恰相反。火炮的作用本来就很小，加上开战时的雷雨打湿了火药，更是雪上加霜。弓弩手至少在左翼对立陶宛的轻装部队取得了不错战果。接下来骑士发起冲锋，将立陶宛人打到溃逃。但中央和右翼的德军苦战之后还是被优势巨大的波兰人击败了。波军没有重蹈法军在克雷西和尼科波尔的覆辙，分批零星地进攻，而是首先将部队完全展开，然后全军同时出击。在人多势众的敌军面前，普鲁士的弩手和火炮派不上用场，条顿骑士的勇猛也无济于事。就连从追击立陶宛人的行动中返回的骑士也不能扭转大势。骑士团内部后来有一个背叛致败的说法：来自库尔姆的骑士不服骑士团领导，降下旗帜，逃离了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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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必相信此说。在考察尼科波尔与坦嫩贝格的不同结局时，我们只能假定骑士团从境内征调的射手和骑兵，不管从军事素质还是奉献程度来看，都与巴耶济德的耶尼切里和斯帕西不可同日而语。穆罕默德的教诲和随之而来的纪律性都蕴含着极为强大的好战气魄。再考虑到数量关系反转的因素——巴耶济德很可能具有兵力优势，永京根的兵力则肯定大大少于对手，而且开战时甚至还没有全军到齐——两场会战在相似的战场条件、相似的战术下产生了不同的结局就不再稀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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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于阵后并安放重炮的条顿车营被追上来的波兰人攻破了。大团长和205名骑士团成员阵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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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斯特勒莱对坦嫩贝格会战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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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展现事件会被时间歪曲到何等程度，我这里要举出法国人蒙斯特勒莱（Monstrelet）[151]对坦嫩贝格会战的记载为例。他续写了傅华萨的编年史，是当时最重要、运用最广泛的史料作者之一。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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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年6月16日，普鲁士大团长率领大批骑士——包括骑士团成员和其他列国骑士——共计30万名基督徒侵入立陶宛，要将它夷为平地。立陶宛国王和萨尔玛提亚人的国王立即率领大约40万撒拉逊人迎战，双方打了一仗。基督徒赢得了胜利，大约3.6万名撒拉逊人阵亡，包括立陶宛海军统帅和萨尔玛提亚人的元帅，幸存者逃之夭夭。基督徒一方约有200人战死，但伤者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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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普鲁士大团长的大敌、刚刚为了赢得波兰王位而假意皈依的波兰国王率领波兰人来援助前面提到过的撒拉逊人，鼓动他们再次对普鲁士开战。于是，上次战败8天后，双方再次针锋相对：一方是波兰国王和前面提到的两位国王，约有60万战士；一方是普鲁士大团长和其他几位基督徒大领主。后者被撒拉逊人打败，阵亡者达6万以上，包括普鲁士大团长、诺曼底贵族维厄维尔领主（seigneur de Vieuville）之子让·德费里埃爵士（Sir Jean de Ferrière），还有同样来自皮卡第（Picardy）的杜布瓦·德内坎领主（seigneur du Bois d’Annequin）之子。战败原因通常认为是匈牙利王军司令的过错，他在基督徒军的第二梯队，带着全部匈牙利人临阵脱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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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撒拉逊人的胜利和荣耀也不是没有代价，因为据先锋官和名为亨贝伯爵（count de Hembe）的苏格兰私生子报告，除了1万名波兰人以外，还有12万名撒拉逊人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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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米讷对蒙莱里会战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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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5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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