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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1700085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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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2 莫尔加滕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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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早期的历史掩埋在无数如同瓦砾的传说记载底下，必须先费力搬开它们才能研究。莫尔加滕会战（battle on the Morgarten）（1315年11月15日）就是如此。有的传说是关于个人的，比如奥地利骑士胡嫩贝格（Hünenberg）。据说他将一张写着“小心守卫莫尔加滕”的纸条绑在箭上，射给瑞士人报警。还有战况描述让学者搞错了战场位置，以为在莫尔加滕以南半小时路程的菲格勒富鲁湖（Figlerfluh）边上。因为这座在文献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湖没有那么大，所以历史学家们就假设当时的水位比现在高得多。真相是两名业余学者发现的：一位是医生克里斯蒂安·伊滕（Christian Ithen）；一位是皮革厂老板卡尔·比尔克里（Karl Bürkli）。他们面对所有职业军人和专家学者坚持己见，最终得到了认可。早在1818年，伊滕就向祖尔劳本将军（General Zurlauben）说明湖的水位不曾变化，这一点得到了历史学和地理学两方面的检验。比尔克里回溯了当时的文献，借助军事知识和地形考据进行解读，从而发现了战略和战术的正确关系，如今他的观点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可。我是通过他写的《真实的温克尔里德》（Der wahre Winkelried）一书关注他的。该书面世时，我的《希波战争与勃艮第战争》（Perse-und Burgunderkriege）正要出版。1888年，我途经苏黎世时拜访了他，他是一位不同凡响的老先生。他自述年轻时曾跟随维克多·孔西得朗（Victor Considérant）[156]赴得克萨斯州，要在那里建立一座乌托邦社区。尽管资金充足，社区还是失败了。他又去墨西哥军队服役，经历了无数冒险，然后才回国。作为一名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家，他一直是公众人物，同时无疑也是一位争议人物，除了政治理念以外，还因为他对本国军事史的若干问题持有异端看法，所以瑞士学术界都不愿意听他说话。但他不仅阅读量很大，而且天生具有历史批判的本能，对过往时代也有惊人的观察力，尤其在军事史方面。他有时会被奔放的想象力引上歧途，发表一些不能直接从文献中推导出来的言论，但他很少讲本身不可能发生或者不可思议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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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出发点是：这不是一个原本和平的农民被逼到走投无路，只得揭竿而起的问题，而是一个由久经战阵的长官指挥，由属于自己的政权统领的好战共同体精心策划的一场战争。既然他们是有军事经验的人，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把关于他们的现存个别记载和行为迹象串联成一套有计划、有条理的行动，并以此为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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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远古时代开始，山民就会建造工事阻绝谷口，强化天然屏障。在瑞士，这种障碍物叫作“letzi”或“letzinen”（关卡），与“lass”（放行）一词相关，最高级形式是“letzt”；至今可确认的尚有85座。1勒艾伊本关卡（Röuschiben letzi）据说源于前罗马时代；瑟维尔泽关卡（Serviezel letzi）源于罗马时期，奈福尔斯关卡（Nöfels）的地基也一样；另有4座据说始建于4世纪。施维茨有6座经过确认的关卡，不仅覆盖了入境口，还有几座在四森林州湖（Vierwaldstätter Lake）和楚格湖（Zuger Lake）岸边设置了树篱，阻止敌人登陆。当然，部分工事可以追溯到13世纪乃至更早，比莫尔加滕会战早得多。如今摆脱伯爵统治的决战即将爆发，施维茨人的头等大事莫过于加固关卡。2有一份文件显示，边区共同体（施维茨人）于1310年将几块土地卖给了一对兄弟，所得款项用于“阿尔特马特的罗腾海姆关卡”（an die Mur ze Altum mata），其中一座塔楼至今尚存。但最基本的一点，我们必须假定施维茨人于1315年从罗斯山（Rossberg）[位于楚格湖与埃格里湖（Aegeri Lake）之间]到里吉山（Rigi）修建了一条长达5千米的雄关，将整个楚格湖南端和湖岸道路全部封死。尽管最早记载具体修建日期的文献写于1571年，但一份1354年的文献已经确认了它的存在。从逻辑来看，它的修建必定与解放战争的局势有关。它不可能早于解放战争，因为施维茨本土没有到那么远，而只到劳瓦兹湖（Lowerzer Lake）为止。但战争爆发时，原为哈布斯堡领地的阿尔特边区（Arth）加入施维茨一方，因此必须要保护。工事主体至今尚存，直到1805年的规模还非常大，时人精准地描绘了关卡的样子。那是一道长5千米，高度不小于12英尺（约3.7米）的厚墙，有多座大门和三座雄伟的塔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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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尔特马特和阿尔特的出入口之间还有一条沿埃格里湖东岸，经莫尔加滕、绍尔努（Schorno）和萨特尔（Sattel）至施维茨的道路。3有人由此会以为这条路也有关卡把守，但现存文献告诉我们，直到1322年，施维茨人才用卖出5块土地的所得款项在绍尔努附近修了一座关卡。假如那里1315年就有关卡，1322年只是修缮加固的话，那么施维茨当时就已经是一座大型要塞了。但1315年施维茨人是有意不修绍尔努关卡，让埃格里湖门户洞开，这种情况也未必全无可能。4不管每一处天堑或工事有多么牢固，把守这么长的连续防线依然是非常困难的。一支敏锐而坚韧的敌军轻易就能发现薄弱地段，突破后便可从后方攻击守军。希腊人在温泉关就经历过这样的事。由维尔纳·施陶法赫尔从官指挥的施维茨人很可能从一开始就有一套完全不同的计划，有意让出绍尔努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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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波德公爵将本部骑士集结于楚格（Zug）附近，会同苏黎世、楚格、温特图尔（Winterthur）和卢塞恩来的援军。他们没有走楚格湖左侧或右侧途径阿尔特的道路，因为施维茨人已经在那里树起了高墙，而是沿着埃格里湖东岸行军。利奥波德公爵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沿线确实没有工事，也可能是他认为那里的工事更容易包抄或突袭。他的兵力可能在2000人到3000人之间，放在当时相当可观，面对区区一群农民更是非比寻常的大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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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里向施维茨派来了援军，翁特瓦尔登则存疑。出于谨慎，利奥波德公爵让手下的一名伯爵从因特拉肯（Interlaken）出发，翻越布吕尼希山口（Brünig Pass）[157]同时对施维茨发起进攻。不过，联邦军——统帅大概是维尔纳·施陶法赫尔6——的兵力估计在3000人至4000人之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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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莫尔加滕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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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不是预先算计好的，施陶法赫尔肯定预见到公爵会走莫尔加滕。施维茨派出去的侦察兵和观察员带回奥地利军正沿莫尔加滕进军时，施陶法赫尔便立即率军赶往马特里古什（Mattligütsch），一道俯瞰埃格里湖的山脊。瑞士人可以隐蔽于此，很难被发现，因为面对敌人的右侧有一道树木葱郁的深沟，名为“哈泽马图斯”（Haselmattruse）。从马特里古什出发，顺着几条草坡可以下到湖边，坡多少有些陡，但大体可以通行。山在南侧贴着湖边陡升，只要一根树干就能轻易将路阻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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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陶法赫尔派出一小队人把守这处布赫维尔德里（Buchwäldli）附近的狭径，这些人是他手下的先锋，大概以弩手为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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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利奥波德公爵了解施维茨人的战斗力，指望着打一场恶战，但他没料到这么早就会遇到敌方，因为布赫维尔德里附近的这处狭径在施维茨境外。联邦军不在本土御敌，而是进入楚格镇境内，到敌人的地盘迎敌，这是够大胆的了。毋庸置疑，施陶法赫尔对整片地区进行了长期研究，才选出这一处合宜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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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奥军前锋发现布赫维尔德里附近道路受阻，又不能用射手和散兵驱散敌军时，一批步卒或下马骑士大概就开始爬左侧的草坡了，目的是包抄临时搭建的关卡，从上方赶走守军。这需要时间，同时骑士纵队越走越近，挤在路障面前，紧贴在一起，向草坡上比较平的地方散开。施陶法赫尔等的就是这一刻。骑兵身后的陡坡上突然滚下石块圆木，联邦军全员排成紧密阵形，以雷霆万钧之势从山脊扑来。接战前夕，瑞士人大力将“满手”的石头投向骑士和马匹，随即以绝对优势兵力杀入乱作一团的骑士和士卒，又是砍，又是刺。他们的主战武器是斧枪（halberd），不久前才初次见于史册。这个词的意思是“Halmbarte”[158]，也就是装着长柄的斧子，还有一个铁尖，结合了斧和枪两种武器。它是对骑士盔甲越来越坚固，只有沉重的长柄斧才能击穿这一现象的回应，因此是无甲步兵对抗重甲骑兵的武器。后来，斧枪演变为后侧带钩的形态，目的是勾住骑士的盔甲，把他从马上拽下来。斧枪有时还配有尖头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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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士要如何对抗这些手持骇人兵器的农民发起的疯狂冲锋呢？他们不能上山仰攻，身后是湖水，也无路可退。在肉搏战中，他们无法控制因滚石和投石而受惊的坐骑。不能行动的坐骑对骑手有害无益，因为一部分体力和注意力必须放到马身上，一旦马匹发狂，骑手也就根本无法作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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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施维茨人战斗计划的威力不仅在于狭径突袭，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由路障和埋伏于布赫维尔德里两侧高地造成的拥堵。假如施维茨人从莫尔加滕山进攻行进中的奥地利军侧翼，他们肯定会取胜，但只会是小胜；没有受到直接攻击的部队会尽快撤离，就连跑到前面去的人大多也会绕远路或走野路脱逃。但攻击前的堵塞吸引了就算不是全部，也是很大一部分奥地利军，使其既不能后退，在拥挤的狭径中又不能作战。比尔克里最重要的成就在于正确认识了上述过程。这种分析不仅与军事头脑相关，也与他从内心完全摆脱了传说束缚有关，即施维茨人是和平的农夫和牧民。只要抱有这种看法，那自然就不可能认识到施维茨人会深谋远虑、运筹精妙。但交战频仍的施维茨人已经采用了农民对抗骑士的特殊武器：斧枪。他们还有取胜所需的自信心和施陶法赫尔的领导——他当得起将军之名——激励联军为自救而战，同时写下了世界史上的重要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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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从后方往前赶的奥地利军无力援救挤作一团的战友，很快也被大溃逃所裹挟。前队中挤作一团的骑士兵卒大多被瑞士人屠杀，或落入湖水溺亡。利奥波德公爵仅以身免。记载此战的温特图尔修道士约翰（John of Winterthur，又名维托杜兰，Vitoduran）讲述了儿时亲眼见到公爵骑马逃入温特图尔、一副丧魂落魄的样子：“他似乎因极度悲伤而丢了半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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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讲到了一个比尔克里没有讲的重要问题，那就是强调施维茨人在战略和战术上的领导统筹。有后世传说和虚假记载将胜利归功于两个人：一是胡嫩贝格骑士，他据说让施维茨人注意到了莫尔加滕的位置；二是贵族伊特·雷丁（Itel Reding），他据说给了好的建议，比尔克里对此大为光火。他的愤怒有点过头了，因为传闻中的偏误绝没有减损群众所获得的成就，而只是一个我们已经熟悉的心理因素：用精彩的个人故事替代难以理解的史实。但比尔克里认为一场莫尔加滕这样的会战是群众的直接行动，或者说是民众本能的表达，这就完全错了。他很好地指出施维茨人早有预谋，但这是领袖做的事。不管施维茨农民的军事经验有多么丰富，但归根结底，这个上万人的共同体原本未必干得成。他们必定有一套运行良好的侦察通信手段；哈布斯堡军队的集结地楚格与施维茨边境只有三小时路程。维托杜兰写道，施维茨人是通过吐根堡伯爵（count of Toggenburg）得知了利奥波德进军的消息。这段记载完全不可信；伯爵的叛逆之举会把自己害死，因为作为一名忠于国王的骑士，他在莫尔加滕被杀了。我们也不能相信他是在斡旋过程中无疑泄露了公爵的计划。即便真有此事，那也不紧要——哪怕在出发的那一刻，谁能保证公爵不会改走阿尔特或阿尔特马特？施维茨统帅肯定对这种可能性也做了预备。楚格附近的侦察员和信使肯定也足够警惕机智，不会被佯攻骗了。维托杜兰明确说利奥波德不止走莫尔加滕一路，而是多路并进；得知主力战败后，其他几路纷纷掉头逃跑，避免了损失。利奥波德为何要多路并进，而不合兵一处呢？他当然是考虑打一场恶战，若能一举决胜，其余几路也就无所谓了。旁支兵力不会很多；骑士肯定全在公爵身边。利奥波德大概是这样预计的：如果他遇到激烈抵抗，位置可能在绍尔努附近的关卡，那么当施维茨人得知左侧或右侧也有敌人时会退兵。或者，利奥波德认为分兵能从源头上误导敌人，使之将兵力分散于各处关卡。而对施维茨人来说，足够早地辨明真正的主攻方向，从而尽可能集中兵力对敌是至关重要的。不能靠撞大运，必须有周详果断的领导。接到敌军正沿埃格里湖东岸行进的报告时，统帅必须对自己的信使和计划满怀信心，立即下令进军。不管是在阿尔特附近的关卡集结，还是在施维茨附近的关卡，他们的行军路程都不比公爵短多少。假如他们晚到一小时，也就是说，假如布赫维尔德里关卡已经被攻克，奥军主力已经通过，那便是满盘皆输，施维茨很可能就不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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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施维茨统帅不仅要明辨地形、耳目灵通、领导得力，更要有对部下彻底的掌控力，兵士信任他的领导，得令便立即动身。战士大会实施不了如此依赖雷厉风行的作战计划，随意选定的带头人也做不到。我们不妨将他与马拉松会战中的雅典统帅米提亚德相提并论。但米提亚德的社会地位远远高于普通雅典市民，只要他被选为将军，群众自然就会服从他。而莫尔加滕会战中的施维茨统帅农民施陶法赫尔的权威源于别处。我们在日耳曼古代史中已经对此有所了解——施维茨统帅也是共同体（边区人民的联合）政治和经济事务的管理者，他的军权源于以他为首的群众整体。在莫尔加滕会战中，民众之所以能击败骑士，只是因为原初意义上的古日耳曼宗族在施维茨依然活跃，因为个人的战斗力融入具有统一意志的强大集体，因为他们的民主是有统帅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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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加滕会战的主要史料是温特图尔修道士约翰（又名“维托杜兰”）写于战后25年至30年间的长篇记述。温特图尔当时从属于哈布斯堡家族，向利奥波德派出了一队人马，其中只有一人身亡。因此，约翰有来自目击者的报告，最重要的一位是当时也在场的约翰之父。但从记载明显看得出他也掌握了施维茨方面的信息。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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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3 劳彭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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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策林根家族于1218年绝嗣时，部分领地转到神圣罗马帝国名下。当时正值霍亨斯陶芬王朝末代皇帝腓特烈二世统治时期，帝国权威正在瓦解，于是在施瓦本公国和勃艮第王国的边界地带出现了一批由帝国直辖的独立小块土地和城市（有一些特别小），包括不久前由策林根末代领主建立的伯尔尼城。上级权威在这片山区消失带来的结果就是相邻势力间私斗不断。在一个世纪的私斗中，伯尔尼赢得许多次胜利，不仅收服了乡村，还迫使贵族连同其土地城堡加入这座城市的政治体。伯尔尼有一套专门适合于征服政策的体制：有一个凭借贵族的政治直觉和主政意识来施行统治的贵族议事会，还有另一个议事会作为辅助，后者并非真正自由民主的机关，但仍然足够接地气，能够将全体公民拧成一股绳，力往一处使，共同为政府方针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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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伯尔尼人大胆而卓有成效的四面出击逼得它的主要对手、相距仅18英里（约29千米）且同样由策林根家族创立的弗里堡（Fribourg）出手，与格吕耶尔（Greyerz）、诺伊恩堡（Neuenburg）、瓦朗然（Valengin）、尼道（Nidau）、沃州（Waadt）、阿尔堡（Aarburg）诸伯爵和其他周边小势力联合，第一个目标是将位于萨讷河（Saane）附近森瑟河畔（Sense）的小镇劳彭（Laupen）从伯尔尼手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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