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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施维茨人战斗计划的威力不仅在于狭径突袭，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由路障和埋伏于布赫维尔德里两侧高地造成的拥堵。假如施维茨人从莫尔加滕山进攻行进中的奥地利军侧翼，他们肯定会取胜，但只会是小胜；没有受到直接攻击的部队会尽快撤离，就连跑到前面去的人大多也会绕远路或走野路脱逃。但攻击前的堵塞吸引了就算不是全部，也是很大一部分奥地利军，使其既不能后退，在拥挤的狭径中又不能作战。比尔克里最重要的成就在于正确认识了上述过程。这种分析不仅与军事头脑相关，也与他从内心完全摆脱了传说束缚有关，即施维茨人是和平的农夫和牧民。只要抱有这种看法，那自然就不可能认识到施维茨人会深谋远虑、运筹精妙。但交战频仍的施维茨人已经采用了农民对抗骑士的特殊武器：斧枪。他们还有取胜所需的自信心和施陶法赫尔的领导——他当得起将军之名——激励联军为自救而战，同时写下了世界史上的重要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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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从后方往前赶的奥地利军无力援救挤作一团的战友，很快也被大溃逃所裹挟。前队中挤作一团的骑士兵卒大多被瑞士人屠杀，或落入湖水溺亡。利奥波德公爵仅以身免。记载此战的温特图尔修道士约翰（John of Winterthur，又名维托杜兰，Vitoduran）讲述了儿时亲眼见到公爵骑马逃入温特图尔、一副丧魂落魄的样子：“他似乎因极度悲伤而丢了半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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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讲到了一个比尔克里没有讲的重要问题，那就是强调施维茨人在战略和战术上的领导统筹。有后世传说和虚假记载将胜利归功于两个人：一是胡嫩贝格骑士，他据说让施维茨人注意到了莫尔加滕的位置；二是贵族伊特·雷丁（Itel Reding），他据说给了好的建议，比尔克里对此大为光火。他的愤怒有点过头了，因为传闻中的偏误绝没有减损群众所获得的成就，而只是一个我们已经熟悉的心理因素：用精彩的个人故事替代难以理解的史实。但比尔克里认为一场莫尔加滕这样的会战是群众的直接行动，或者说是民众本能的表达，这就完全错了。他很好地指出施维茨人早有预谋，但这是领袖做的事。不管施维茨农民的军事经验有多么丰富，但归根结底，这个上万人的共同体原本未必干得成。他们必定有一套运行良好的侦察通信手段；哈布斯堡军队的集结地楚格与施维茨边境只有三小时路程。维托杜兰写道，施维茨人是通过吐根堡伯爵（count of Toggenburg）得知了利奥波德进军的消息。这段记载完全不可信；伯爵的叛逆之举会把自己害死，因为作为一名忠于国王的骑士，他在莫尔加滕被杀了。我们也不能相信他是在斡旋过程中无疑泄露了公爵的计划。即便真有此事，那也不紧要——哪怕在出发的那一刻，谁能保证公爵不会改走阿尔特或阿尔特马特？施维茨统帅肯定对这种可能性也做了预备。楚格附近的侦察员和信使肯定也足够警惕机智，不会被佯攻骗了。维托杜兰明确说利奥波德不止走莫尔加滕一路，而是多路并进；得知主力战败后，其他几路纷纷掉头逃跑，避免了损失。利奥波德为何要多路并进，而不合兵一处呢？他当然是考虑打一场恶战，若能一举决胜，其余几路也就无所谓了。旁支兵力不会很多；骑士肯定全在公爵身边。利奥波德大概是这样预计的：如果他遇到激烈抵抗，位置可能在绍尔努附近的关卡，那么当施维茨人得知左侧或右侧也有敌人时会退兵。或者，利奥波德认为分兵能从源头上误导敌人，使之将兵力分散于各处关卡。而对施维茨人来说，足够早地辨明真正的主攻方向，从而尽可能集中兵力对敌是至关重要的。不能靠撞大运，必须有周详果断的领导。接到敌军正沿埃格里湖东岸行进的报告时，统帅必须对自己的信使和计划满怀信心，立即下令进军。不管是在阿尔特附近的关卡集结，还是在施维茨附近的关卡，他们的行军路程都不比公爵短多少。假如他们晚到一小时，也就是说，假如布赫维尔德里关卡已经被攻克，奥军主力已经通过，那便是满盘皆输，施维茨很可能就不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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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施维茨统帅不仅要明辨地形、耳目灵通、领导得力，更要有对部下彻底的掌控力，兵士信任他的领导，得令便立即动身。战士大会实施不了如此依赖雷厉风行的作战计划，随意选定的带头人也做不到。我们不妨将他与马拉松会战中的雅典统帅米提亚德相提并论。但米提亚德的社会地位远远高于普通雅典市民，只要他被选为将军，群众自然就会服从他。而莫尔加滕会战中的施维茨统帅农民施陶法赫尔的权威源于别处。我们在日耳曼古代史中已经对此有所了解——施维茨统帅也是共同体（边区人民的联合）政治和经济事务的管理者，他的军权源于以他为首的群众整体。在莫尔加滕会战中，民众之所以能击败骑士，只是因为原初意义上的古日耳曼宗族在施维茨依然活跃，因为个人的战斗力融入具有统一意志的强大集体，因为他们的民主是有统帅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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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加滕会战的主要史料是温特图尔修道士约翰（又名“维托杜兰”）写于战后25年至30年间的长篇记述。温特图尔当时从属于哈布斯堡家族，向利奥波德派出了一队人马，其中只有一人身亡。因此，约翰有来自目击者的报告，最重要的一位是当时也在场的约翰之父。但从记载明显看得出他也掌握了施维茨方面的信息。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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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3 劳彭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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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策林根家族于1218年绝嗣时，部分领地转到神圣罗马帝国名下。当时正值霍亨斯陶芬王朝末代皇帝腓特烈二世统治时期，帝国权威正在瓦解，于是在施瓦本公国和勃艮第王国的边界地带出现了一批由帝国直辖的独立小块土地和城市（有一些特别小），包括不久前由策林根末代领主建立的伯尔尼城。上级权威在这片山区消失带来的结果就是相邻势力间私斗不断。在一个世纪的私斗中，伯尔尼赢得许多次胜利，不仅收服了乡村，还迫使贵族连同其土地城堡加入这座城市的政治体。伯尔尼有一套专门适合于征服政策的体制：有一个凭借贵族的政治直觉和主政意识来施行统治的贵族议事会，还有另一个议事会作为辅助，后者并非真正自由民主的机关，但仍然足够接地气，能够将全体公民拧成一股绳，力往一处使，共同为政府方针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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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伯尔尼人大胆而卓有成效的四面出击逼得它的主要对手、相距仅18英里（约29千米）且同样由策林根家族创立的弗里堡（Fribourg）出手，与格吕耶尔（Greyerz）、诺伊恩堡（Neuenburg）、瓦朗然（Valengin）、尼道（Nidau）、沃州（Waadt）、阿尔堡（Aarburg）诸伯爵和其他周边小势力联合，第一个目标是将位于萨讷河（Saane）附近森瑟河畔（Sense）的小镇劳彭（Laupen）从伯尔尼手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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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浩大的联军，伯尔尼人有些气馁；只有索洛图恩（Solothurn）一城站在它一边，但凭借富有远见的政略，他们有能力应付局面。伯尔尼的扩张政策已经推进至布里恩兹湖（Brienze）对面的高地（Oberland）一带，与翁特瓦尔登和乌里取得了联系。莫尔加滕会战以来，这两个森林州威名远播，伯尔尼遂主动上前拉拢。伯尔尼现在请求援助，有回报的援助；劳彭之争又与林地诸州的政治利益完全无关。1于是，仍然发生于瑞士境内的劳彭争夺战正是日后发展壮大的瑞士佣兵（Reisläufer）的先声。一份偶然保存至今的档案显示，乌里战胜后获得了重量为250磅的便士银币。当时的伯尔尼地盘还很小，但意志坚决的市政府依然竭尽民力，凑出雄厚资金，从而将有经过实战证明的军事实力却无力自行制订政治目标的农民纳入麾下。争夺战有一层更深的政治背景，尽管它无疑只是幌子：伯尔尼不承认巴伐利亚公爵路易的帝位，而与教廷联手。教区神父迪博尔德·巴塞尔文（Diebold Baselwind）利用这一点来加强和激发群众的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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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争夺过程和劳彭会战（1339年6月21日）经过，一份显然出自教士圈子的作品《劳彭战斗》（Conflictus Laupensis）有详尽的描述，但它被誉为“军事史文献中的重大成就”是名不副实的。2在关键的军事问题上，我们从中只能得到相当不确切、不直接的答案。写于战后约80年的尤斯廷格（Justinger）《伯尔尼编年》（Bernese Chronicle）明显充斥着传闻野谈，可用于参照的另一方记载又付之阙如，因此考虑到劳彭会战在军事史上无疑占有重要地位。我们希望能把它讲得确切一些，结果却不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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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军包围了由600名伯尔尼人守卫的劳彭并发起进攻。到了第十二天，伯尔尼及其盟友终于率兵来救（1339年6月21日）。《劳彭战斗》说围城军有1.6万名步兵和1000名骑兵；尤斯廷格更是宣称总兵力达3万人。这些数字当然毫无意义。假如弗里堡和联军各势力能凑出4000人上阵，那就已经很可观了。《劳彭战斗》说伯尔尼军共有6000人，其中1000人来自林地诸州。这个数字似乎相当可信。3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假定地盘较大，又有森林州援军的伯尔尼能拉出的兵力大于对手，因为只有弗里堡一城能大规模征兵，与之结盟的伯爵们只能带来本部骑士和兵卒，数目必然很少。4联军的胜算自然不在于兵多，而在于步骑武士的素质优于对面的普通市民农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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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尔尼军走出本城与劳彭之间的森林，来到布兰贝格（Bramberg）的高地，俯瞰朝他们走了一小段距离的联军。尽管战场与劳彭只有2千米到2.5千米的距离，但被围的守军在城中还是看不到战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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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尔尼人并未立即出击，而是列阵于高地，显然是想引诱敌军（尤其是骑士）向占有地利、有天险可资的伯尔尼人发起进攻。他们可以假定联军要么出击，要么撤围，因为联军若不先击退近在眼前的援军，继续围困劳彭，侧翼便会暴露于突袭之下。因此，形势与尼科波尔肖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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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尔尼军大概列为三个方阵。前锋是林地诸州的1000人，长宽各约30人。大阵有2500人，长宽各约50人。后卫有2000人，长宽各约40人。阵前都有游击射手。5射手和方阵之间是骑士及其骑马随从，尽管数目很少。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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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尔尼人占据地利，联军犹豫要不要直接进攻，于是先派一部分人从侧面包抄，同时让骑士在敌军阵前耀武扬威，还临时授封年轻贵族为骑士。包抄完成时已经快到傍晚，伯尔尼后卫见状马上就跑了。但面对弗里堡人发动的正面进攻，大阵岿然不动，发弩投石迎击，继而转入攻势，向敌军势如雷霆地冲杀上去，打散了弗里堡人。先锋与大阵同时发起冲锋，但刚下山就遭到骑士攻击，战况陷入胶着状态，旋即四面被围。即便骑士无法突入矛尖朝外，排成一圈的严密“豪猪”阵，但只要敌方射手赶上来，林地军马上就会落败。但与此同时，伯尔尼大阵已经取胜。林地军将骑士吸引了过来，让伯尔尼军只需要对付弗里堡军，这就算完成使命了。伯尔尼人解决战斗后立即转向，从后方扑向骑士。骑士无法应对，只得逃之夭夭，被杀者甚多。先前击败伯尔尼后卫的联军部队从未重新参战。他们估计要么不听长官号令，要么根本没有真正的长官，只顾着追击败逃的敌军，抓俘虏，抢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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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尔尼人在劳彭会战中表现出了高度的战略和战术思维，让人不禁想问：如此壮举是哪一位将军的手笔。先占据富有威慑力的防御位置，然后由守转攻的操作让我们回想起了马拉松会战；而且奇怪的是，有一份文献笔下的伯尔尼人将军很像米提亚德。当然，同时期的《劳彭战斗》全未提及统帅一事，但这份记载从军事角度看完全不合格。而尤斯廷格则写道——当然，史实和传说在他的记述中已经难解难分了——统帅是骑士鲁道夫·冯·埃拉赫（Rudolf von Erlach）。此人深受尊重，广有家财，既是联军成员尼道伯爵的附庸，又是伯尔尼市民。战争阴云酝酿之际，他脱离了封建领主，为伯尔尼人效力。他的父亲曾于1298年指挥了发生于多恩比勒（Dornbühl）的一场遭遇战，他则“在六场战斗中证明了自己”。伯尔尼人相信他是统帅的合适人选，“他会示范善始善终之道，因为打仗斗智不斗力”。但埃拉赫起初犹豫要不要接受，因为市民过于傲慢，而且有意严厉治军的统帅不得不担心市民会秋后算账，为自己带来损害和羞辱。经过长时间的恳求，最终全体市民同意向他宣誓万事服从。若有不从号令者受罚，即便统帅伤了他乃至杀了他，市当局或受罚者的朋友都不得把账算到统帅头上，也不得日后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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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埃拉赫接过原本属于市长（Schultheiss）的统帅权。时任市长约翰·冯·巴本贝格（Johann von Bubenberg）也是一名骑士，而且出身名门；他的儿子负责指挥劳彭守军。尽管同时代文献只字不提埃拉赫统军一事值得注意，但这段记载不可能纯属虚构。对伯尔尼人来说，此战是命脉所系，因此，他们会寻求最有能力的军人来担任统帅。在多年后的穆尔滕会战中，指挥权也是交给了一名骑士——当然是出于别的原因——而编年史几乎完全掩盖了这个事实。因此，鲁道夫·冯·埃拉德骑士指挥劳彭会战的记载尽管晚出，尽管富有传奇色彩，但未必全无可信度。我们从此战中能感到有一位真正的将军在指挥。假如他同时担任市长，那么肯定会在伯尔尼的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劳彭战斗》的作者看待一切事物都从教士视角出发，对军事缺乏兴趣，也不了解军事，可能单纯忘记了统帅的姓名，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因此，那位纵马奔腾于劳彭原野的卓越战士就是鲁道夫·冯·埃拉赫，我对此毫不犹豫。尽管同时代的编年史作者没有记下他的名字，他的胜利者身份还是保留在了世世代代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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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核心举措是专门要求市民正式向自己宣誓服从，而且能凭借他的人格力量使之有意义。次年，他有一次部署埋伏弗里堡人时，8名士兵为偷马擅自出击，结果被敌人围住。他禁止别人去援救，任由他们被活活捅死，“因为他们是发伪誓的无赖，比起伯尔尼的荣誉，他们更在意自己的战利品”7。他对部下控御如此，所以在劳彭才能收住取胜的主力，率其从后方攻击敌军骑士。如果没有这样的将领，仗会打输的，因为林地军被击败后，骑士无疑也会击败阵形不整、无力抵挡骑士的伯尔尼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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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4 森巴赫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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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加滕的胜利固然辉煌，计谋和奇袭的成分还是太重，不足以一举决定强大的哈布斯堡家族和独立农民军之间的胜负。条顿堡森林会战之所以让日耳曼人赢得了独立，并不是凭借会战本身，而只是凭借它与罗马帝国内部状况的相互作用。莫尔加滕会战也是如此，它的完整意义只在于它是政治大格局中的一环。林地诸州当初获得帝国直辖的法定地位是有背景的，先有腓特烈二世时期教会与帝国相争，后有大诸侯争夺帝位。现在，哈布斯堡家族之所以没有报莫尔加滕战败的仇，是因为它的全部力量都用来与巴伐利亚公爵路易交战。而后者确认了3个州的帝国自由领地地位，并颁发了相应的令状。但哈布斯堡家族没有与林地诸州签订和约，而只是停战，以免永久失去领地。停战逐年续签，一时有冲突，过后又恢复停战，从而让联邦得以巩固自身的独立地位。联邦在劳彭会战中为伯尔尼提供的强力支援提高了他们的声望，就连苏黎世和卢塞恩都来交好结盟（1332年与卢塞恩结盟；1351年，林地四州与苏黎世结盟）。最终，联邦充分意识到了自身的实力，无疑也受到伯尔尼扩张霸权的鼓舞，于是转入攻势。至此仍为奥地利地方市镇的卢塞恩想要彻底摆脱枷锁，遂将周边奥属乡村和小镇森巴赫（Sempach）纳入羽翼之下，脱离了领主利奥波德三世公爵的统治。哈布斯堡家族在当地的城堡被击毁，忠于旧主的地方化为丘墟。公爵徒劳地试图绥靖宁人；联邦则连连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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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利奥波德最终决定集合全部兵力，以图挽救家族的领地和荣誉，若能取胜，或许还能夺回早已失去的地盘。他将意大利的城市拿去换钱，还四处寻求与骑士领主和佣兵结盟。他甚至获得了来自蒂罗尔和米兰的援助。我们可以假定他的军队比他叔叔利奥波德一世投入莫尔加滕的兵力大得多，但林地四州的军队很可能也有当年的两倍之多，不仅因为卢塞恩加盟，还因为施维茨的大大扩张。参加森巴赫会战（1386年7月9日）的利奥波德军估计有3000人，可能有4000人，联邦军则在6000人至8000人之间。文献中给出的瑞士兵力从1300人[尤斯廷格和鲁斯（Russ）]到3.3万人（德特马）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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