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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直辖村社存在于从迪特马申（Ditmarsh）到弗里斯兰的北海海滨、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摩泽尔河两岸、韦特劳（Wetterau）、阿尔萨斯、施瓦本（平原和阿尔卑斯山谷都有分布）。有的村社发展为完全独立、长久存在的共和国，如迪特马申。有的被暴力推翻，如威悉河下游的施泰丁根（Stedingen），它于1234年在阿尔滕内施（Altenesch）被不来梅大主教及其佣兵击败。有的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自治，直到1803年。[154]但在世界史上留下长远影响的当属阿尔卑斯山区的自由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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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世纪，武士阶层与农夫阶层的区别在法兰克帝国的德意志部分同样逐渐形成，阿尔卑斯山区也不例外。阿勒曼尼公爵领（Duchy of Alamannia）或施瓦本各世袭伯爵领境内的山谷中也产生了拥有城堡和武士的伯爵家族、骑士家族和自由程度千差万别的农夫。在原先面积广大的边区（march）中，随着农业的传播，地势较低的部分被分割为一个个新建的小村庄，但山谷中却保留了大片公有边区——尽管人口有所增长，还有新兴的城镇。因为就算在中世纪，山谷中的农业规模也比现在大，但当地的主要经济活动一直是在大片公有土地（allmende）上放牧。与公有边区一同保存下来的是边区全民大会；在大会与传统政治体百户重合的地方，这种组织尤其强健。施维茨（Schwyz）就是如此，区内公地长10时[155]（48千米），宽5时（24千米），至今尚在。施维茨镇东南方是“自由会场（Weidhub），常用于开庭”，也是地方百户成员大会的会场。1217年，康拉德百户长（Konrad Hunn）代表共同体与爱恩西德伦修道院（monastery of Einsiedeln）签订了一份和平条约，不管他当时担任百户长的官职1，或者祖上当过百户长，便以百户长为姓氏。从13世纪起，“从官”（ammann）成了百户长的通称。有人认为，施维茨边区——在古日耳曼人的意义上，也可以叫作“百户”或“宗域”——14世纪的人口密度已经不亚于今日。因此，边区共有约1.8万人2，意味着成年男子有4000多人。其中3000人可随时由从官征召，几个小时内就能有序集结，保卫家园。施维茨也有一些农场属于外人，有的属于伦茨堡伯爵（count of Lenzburg），有的属于爱恩西德伦修道院，但绝大部分居民都是自耕农，公有边区也将疏离者与社会整体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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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边区的凝聚力很强，就连乌里（Uri）这样居住着属民——有的属于苏黎世女修院，有的属于阿丁豪森男爵（baron of Attinghausen）等贵族——的地方也以边区形式保留了紧密的共同体。从现实角度看，远方修道院的所有权效力微弱，属民和自由民没多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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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地理经济因素为一些地域共同体的强大组织性提供了基础，它同样也维系和滋养着这些共同体的尚武精神。我们知道，骑士阶层在十二三世纪越来越贵族化，人数也越来越少，愈发需要平民精锐士卒的补充。在不列颠群岛，威尔士山区一直是英格兰国王的一大募兵源泉，阿尔卑斯山区对德意志国王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与从事农耕的低地相比，山区牧人猎户的生活更适合培养冒险尚武的精神，而贫苦生活也逼得山民向外求取利润或军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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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的文献中提到了施维茨人和乌里人当雇佣兵。31289年，哈布斯堡伯爵鲁道夫征讨勃艮第的军中就有不少于1500名施维茨人。这些战士无疑可以追溯到史籍留名之前很久。施维茨人与最主要的邻居爱恩西德伦修道院反复发生摩擦，可见其好斗的性格。早在亨利五世皇帝时期（1114年），他们就与修道院产生了一次边界纠纷，而这场纠纷又可以追溯到一百年前的亨利二世时期，施维茨人动不动就因之寻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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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里和翁特瓦尔登（Unterwalden），自耕农沦为世袭农奴的状况比在施维茨更严重。但在腓特烈二世时期，乌里（1231年）和施维茨（1240年）先后取得了自由状，规定当地居民不属于任何伯爵或其他封建贵族，而由帝国直辖。随着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灭亡，帝国彻底无力化，皇帝颁发的自由状对各州（canton）不再有实效；自由状反映和证明的是争取自由的努力和意志，而不是实现自由的手段。决定性因素在于，这些农民团体手里有武器，有能力对抗骑士的统治。早在腓特烈二世统治末期，施维茨、乌里、翁特瓦尔登和卢塞恩市（city of Lucerne）便自行结盟。尽管它们与完全独立还差得远，但我们仍然会发现，伯爵领主对待他们是小心协商的态度，甚至登上王位后也是如此。我说的是哈布斯堡伯爵鲁道夫。他的家族将女儿们嫁到伯爵和领主家，等夫家逐渐绝嗣后，领地便由哈布斯堡继承。通过这种方式，哈布斯堡将瑞士和阿尔萨斯的大片土地连成一片。在鲁道夫去世的鼓动下，3个农业州结成“永久联邦”（1291年8月1日），只接受由本地人或同族人担任的法官。他们尚未提出从官由本地人选本地人当的要求，但阿尔布雷希特国王预料到了他们的愿望，于是只从阿丁豪森家族、施陶法赫尔家族（Stauffacher）和其他本土豪族中选任从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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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8年，阿尔布雷希特被侄子谋杀，这些未经明确界定、以相互谅解和约束为基础的政治关系产生了动荡。在局势鼓动之下，农民团体开始考虑彻底拒绝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选侯们选择卢森堡伯爵亨利七世为王，于是哈布斯堡家族失去了王位。1309年，亨利宣布联邦脱离哈布斯堡家族。亨利去世后，王位人选产生了分歧，哈布斯堡的腓特烈和巴伐利亚的路易两方面各有人支持。这时，联邦公开支持后者，对故主发起了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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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施维茨与如今归属哈布斯堡家族的爱恩西德伦修道院有宿怨。施维茨人原本就经常到爱恩西德伦的地盘抢掠，哈布斯堡派来的总督尽管有权力管，却不敢插手。现在施维茨人有了自己的从官维尔纳·施陶法赫尔，他们将修道院洗劫一空，还抓了一批修道士俘虏。4于是，腓特烈国王的弟弟利奥波德公爵要惩罚这些农民。他们在王朝内战中是巴伐利亚的路易一党，因此加倍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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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2 莫尔加滕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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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早期的历史掩埋在无数如同瓦砾的传说记载底下，必须先费力搬开它们才能研究。莫尔加滕会战（battle on the Morgarten）（1315年11月15日）就是如此。有的传说是关于个人的，比如奥地利骑士胡嫩贝格（Hünenberg）。据说他将一张写着“小心守卫莫尔加滕”的纸条绑在箭上，射给瑞士人报警。还有战况描述让学者搞错了战场位置，以为在莫尔加滕以南半小时路程的菲格勒富鲁湖（Figlerfluh）边上。因为这座在文献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湖没有那么大，所以历史学家们就假设当时的水位比现在高得多。真相是两名业余学者发现的：一位是医生克里斯蒂安·伊滕（Christian Ithen）；一位是皮革厂老板卡尔·比尔克里（Karl Bürkli）。他们面对所有职业军人和专家学者坚持己见，最终得到了认可。早在1818年，伊滕就向祖尔劳本将军（General Zurlauben）说明湖的水位不曾变化，这一点得到了历史学和地理学两方面的检验。比尔克里回溯了当时的文献，借助军事知识和地形考据进行解读，从而发现了战略和战术的正确关系，如今他的观点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可。我是通过他写的《真实的温克尔里德》（Der wahre Winkelried）一书关注他的。该书面世时，我的《希波战争与勃艮第战争》（Perse-und Burgunderkriege）正要出版。1888年，我途经苏黎世时拜访了他，他是一位不同凡响的老先生。他自述年轻时曾跟随维克多·孔西得朗（Victor Considérant）[156]赴得克萨斯州，要在那里建立一座乌托邦社区。尽管资金充足，社区还是失败了。他又去墨西哥军队服役，经历了无数冒险，然后才回国。作为一名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家，他一直是公众人物，同时无疑也是一位争议人物，除了政治理念以外，还因为他对本国军事史的若干问题持有异端看法，所以瑞士学术界都不愿意听他说话。但他不仅阅读量很大，而且天生具有历史批判的本能，对过往时代也有惊人的观察力，尤其在军事史方面。他有时会被奔放的想象力引上歧途，发表一些不能直接从文献中推导出来的言论，但他很少讲本身不可能发生或者不可思议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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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出发点是：这不是一个原本和平的农民被逼到走投无路，只得揭竿而起的问题，而是一个由久经战阵的长官指挥，由属于自己的政权统领的好战共同体精心策划的一场战争。既然他们是有军事经验的人，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把关于他们的现存个别记载和行为迹象串联成一套有计划、有条理的行动，并以此为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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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远古时代开始，山民就会建造工事阻绝谷口，强化天然屏障。在瑞士，这种障碍物叫作“letzi”或“letzinen”（关卡），与“lass”（放行）一词相关，最高级形式是“letzt”；至今可确认的尚有85座。1勒艾伊本关卡（Röuschiben letzi）据说源于前罗马时代；瑟维尔泽关卡（Serviezel letzi）源于罗马时期，奈福尔斯关卡（Nöfels）的地基也一样；另有4座据说始建于4世纪。施维茨有6座经过确认的关卡，不仅覆盖了入境口，还有几座在四森林州湖（Vierwaldstätter Lake）和楚格湖（Zuger Lake）岸边设置了树篱，阻止敌人登陆。当然，部分工事可以追溯到13世纪乃至更早，比莫尔加滕会战早得多。如今摆脱伯爵统治的决战即将爆发，施维茨人的头等大事莫过于加固关卡。2有一份文件显示，边区共同体（施维茨人）于1310年将几块土地卖给了一对兄弟，所得款项用于“阿尔特马特的罗腾海姆关卡”（an die Mur ze Altum mata），其中一座塔楼至今尚存。但最基本的一点，我们必须假定施维茨人于1315年从罗斯山（Rossberg）[位于楚格湖与埃格里湖（Aegeri Lake）之间]到里吉山（Rigi）修建了一条长达5千米的雄关，将整个楚格湖南端和湖岸道路全部封死。尽管最早记载具体修建日期的文献写于1571年，但一份1354年的文献已经确认了它的存在。从逻辑来看，它的修建必定与解放战争的局势有关。它不可能早于解放战争，因为施维茨本土没有到那么远，而只到劳瓦兹湖（Lowerzer Lake）为止。但战争爆发时，原为哈布斯堡领地的阿尔特边区（Arth）加入施维茨一方，因此必须要保护。工事主体至今尚存，直到1805年的规模还非常大，时人精准地描绘了关卡的样子。那是一道长5千米，高度不小于12英尺（约3.7米）的厚墙，有多座大门和三座雄伟的塔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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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尔特马特和阿尔特的出入口之间还有一条沿埃格里湖东岸，经莫尔加滕、绍尔努（Schorno）和萨特尔（Sattel）至施维茨的道路。3有人由此会以为这条路也有关卡把守，但现存文献告诉我们，直到1322年，施维茨人才用卖出5块土地的所得款项在绍尔努附近修了一座关卡。假如那里1315年就有关卡，1322年只是修缮加固的话，那么施维茨当时就已经是一座大型要塞了。但1315年施维茨人是有意不修绍尔努关卡，让埃格里湖门户洞开，这种情况也未必全无可能。4不管每一处天堑或工事有多么牢固，把守这么长的连续防线依然是非常困难的。一支敏锐而坚韧的敌军轻易就能发现薄弱地段，突破后便可从后方攻击守军。希腊人在温泉关就经历过这样的事。由维尔纳·施陶法赫尔从官指挥的施维茨人很可能从一开始就有一套完全不同的计划，有意让出绍尔努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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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波德公爵将本部骑士集结于楚格（Zug）附近，会同苏黎世、楚格、温特图尔（Winterthur）和卢塞恩来的援军。他们没有走楚格湖左侧或右侧途径阿尔特的道路，因为施维茨人已经在那里树起了高墙，而是沿着埃格里湖东岸行军。利奥波德公爵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沿线确实没有工事，也可能是他认为那里的工事更容易包抄或突袭。他的兵力可能在2000人到3000人之间，放在当时相当可观，面对区区一群农民更是非比寻常的大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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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里向施维茨派来了援军，翁特瓦尔登则存疑。出于谨慎，利奥波德公爵让手下的一名伯爵从因特拉肯（Interlaken）出发，翻越布吕尼希山口（Brünig Pass）[157]同时对施维茨发起进攻。不过，联邦军——统帅大概是维尔纳·施陶法赫尔6——的兵力估计在3000人至4000人之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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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莫尔加滕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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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不是预先算计好的，施陶法赫尔肯定预见到公爵会走莫尔加滕。施维茨派出去的侦察兵和观察员带回奥地利军正沿莫尔加滕进军时，施陶法赫尔便立即率军赶往马特里古什（Mattligütsch），一道俯瞰埃格里湖的山脊。瑞士人可以隐蔽于此，很难被发现，因为面对敌人的右侧有一道树木葱郁的深沟，名为“哈泽马图斯”（Haselmattruse）。从马特里古什出发，顺着几条草坡可以下到湖边，坡多少有些陡，但大体可以通行。山在南侧贴着湖边陡升，只要一根树干就能轻易将路阻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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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陶法赫尔派出一小队人把守这处布赫维尔德里（Buchwäldli）附近的狭径，这些人是他手下的先锋，大概以弩手为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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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利奥波德公爵了解施维茨人的战斗力，指望着打一场恶战，但他没料到这么早就会遇到敌方，因为布赫维尔德里附近的这处狭径在施维茨境外。联邦军不在本土御敌，而是进入楚格镇境内，到敌人的地盘迎敌，这是够大胆的了。毋庸置疑，施陶法赫尔对整片地区进行了长期研究，才选出这一处合宜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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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奥军前锋发现布赫维尔德里附近道路受阻，又不能用射手和散兵驱散敌军时，一批步卒或下马骑士大概就开始爬左侧的草坡了，目的是包抄临时搭建的关卡，从上方赶走守军。这需要时间，同时骑士纵队越走越近，挤在路障面前，紧贴在一起，向草坡上比较平的地方散开。施陶法赫尔等的就是这一刻。骑兵身后的陡坡上突然滚下石块圆木，联邦军全员排成紧密阵形，以雷霆万钧之势从山脊扑来。接战前夕，瑞士人大力将“满手”的石头投向骑士和马匹，随即以绝对优势兵力杀入乱作一团的骑士和士卒，又是砍，又是刺。他们的主战武器是斧枪（halberd），不久前才初次见于史册。这个词的意思是“Halmbarte”[158]，也就是装着长柄的斧子，还有一个铁尖，结合了斧和枪两种武器。它是对骑士盔甲越来越坚固，只有沉重的长柄斧才能击穿这一现象的回应，因此是无甲步兵对抗重甲骑兵的武器。后来，斧枪演变为后侧带钩的形态，目的是勾住骑士的盔甲，把他从马上拽下来。斧枪有时还配有尖头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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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士要如何对抗这些手持骇人兵器的农民发起的疯狂冲锋呢？他们不能上山仰攻，身后是湖水，也无路可退。在肉搏战中，他们无法控制因滚石和投石而受惊的坐骑。不能行动的坐骑对骑手有害无益，因为一部分体力和注意力必须放到马身上，一旦马匹发狂，骑手也就根本无法作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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