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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十四五世纪，来自热那亚和伦巴第的意大利射手都享有盛名。他们在大胆查理的军队中也发挥着中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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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通常的中世纪军队一样，意大利佣兵也以骑兵为主。这也是马基雅维利痛恨蔑视他们的一个原因，因为他认为罗马式的步兵才是决定性兵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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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瑞士人和国土佣仆的战绩传到意大利时，很快就有敏锐的军人希望引入新战法。当时的意大利相比于其他地方——比如法国——可造之材的数量和质量都优越得多。西班牙阿约拉人贡萨洛曾在米兰学习新军技艺。佣兵世家维泰利三兄弟在罗马涅地区的卡斯泰洛城（Città di Castello）这块小领地。1496年，他们着手建立一支前所未有的意大利人步兵。他们从本领居民中募兵，与有经验的战士混编，为他们配备了比德意志人的矛还要长一埃尔[4]的长矛。伊奥韦斯明确写道，三兄弟教士兵“随旗号而动，依鼓点而行，以纵队前进，以蜗牛阵转向，最后凭借高超技艺和严密阵形打垮敌人”。（Signa sequi,tympanorum certis pulsibus scienter obtemperare,convertere dirigereque aciem,in cocleam decurrere,et denique multa arte hostem ferire,exacteque ordines servare）。在1497年1月26日的索里亚诺会战（battle of Soriano）中，为教宗亚历山大六世效力的维泰洛佐（Vitellozzo）率领1000人击败了800名德意志国土佣仆。但这支新军的创始人刚刚取得成绩就灭亡了。卡米洛·维泰洛（Camillo Vitello）早在1496年为法军服役时就死在了那不勒斯，保罗于1499年被佛罗伦萨人斩首，维泰洛佐于1503年被切萨雷·波吉亚下令勒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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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萨雷·波吉亚继承发扬了维泰利兄弟的事业。他覆亡后，罗马涅军作为佣兵效力于威尼斯，水平确实很高。但长远来看，这些尝试的规模还是太小了，而且没有政治强权的支持，哪怕在危机过后也无以为继。马基雅维利试图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组建一支有素质的本土民兵，此举在观念上就有问题，事实上也失败了。威尼斯共和国控制着大批依附于自己的农民，本来是最有条件组建新军的。但威尼斯政府不愿意武装本国属民，宁愿从别处招兵，尤其是罗马涅。原本有可能成为意大利人步兵骨干核心的罗马涅军先在1509年的瓦埃拉会战（battle of Vaila）输给了瑞士人，后在1513年的拉莫塔会战（battle of La Motta）被西班牙人和国土佣仆击败，于是被消灭了。从此以后，意大利步兵总被视为与法国步兵一样无用，甚至更无用，尽管作为个体的意大利人有善战之名，以至于法国冒险团的不少部将就是意大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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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以肯定，如果说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在军事革新方面落后于德意志人和西班牙人的话，这一现象与民族性毫无关系，因为法国人后来表现出了杰出的军事素养，而意大利人直到文艺复兴为止都被视为优秀的战士。这是环境和机缘的结果。德意志人得益于最早在马克西米利安帐下与瑞士人共同作战。因此，瑞士人自己成了国土佣仆形成骨干。两家分道扬镳后，国土佣仆不仅是瑞士人眼中的竞争对手，更是死敌。马克西米利安麾下有几位高层明白了新军的原理，遂通过操练加以实现。当编成一批秉承新精神、富有自信心的国土佣仆骨干，又有一批广受尊重信赖的将佐进入高层时，制度化的国土佣仆遂凭借自身实力而不受阻碍地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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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人常会提一个问题：法国为什么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过去的看法是，这是因为有人不想让老百姓变得尚武，以方便控制。据说这是贵族的观念，国王是受其影响。16此说与法国曾多次尝试组建法国人步兵的事实相抵触。但尝试没有成功，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达到瑞士人和国土佣仆那样的能力和自信心，而法国国王无疑更青睐精锐之师，而非无用之兵。因此，法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起步不利，没有依赖瑞士人建军。当然，法国国王手下也有瑞士士兵，但法军单位不可能像施瓦本人和蒂罗尔人那样与瑞士人共同组成更大的建制。瑞士人对法国人的示范效应停留在理论层面上。要编成法国人步兵，一定要引入新的种子。但法国人觉得没必要耗费所需的工夫和精力，因为从瑞士招兵就能得到最优秀的战士，何其便利。瑞士人与国土佣仆为敌是符合法王利益的。1509年，当路易十二与瑞士人发生龃龉，瑞士人拒绝提供兵员时，他就转而招募国土佣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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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总体情况恰恰相反。西班牙人一旦理解了新军之道，严酷的局势就逼得他们采用新方法训练本国士兵。就算地理上的困难没有现实中那么大，阿拉贡和卡斯蒂尔国王哪来那么多钱填满德意志士兵的胃口呢？那时大洋彼岸的贵金属开采才刚刚起步。最后还有一点应该记住：在意大利，组建或多或少具有常备性质的军队会让各个共和国和其他小势力落入依附于军队首领的危险境地。而大国国王本身就是军队领袖，用不着太担心这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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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2 火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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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药的发明与发火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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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等到此时才插入《火器》的一章，是因为尽管火器投入使用已有150年，我之前也经常提到火器，但直到我们现在讨论的时代为止，火器都没有真正发挥重要的作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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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火药的发现，最近依然有种种相差巨大的观点，而且即便到了今天，相关研究仍然没有就火药发源地和发明年代得出明确结论。几年前，人们还认为“希腊火”——首次见于史册是在7世纪（678年的塞西卡斯围城战）——肯定与火药，也就是硝石、木炭、硫黄制成的爆炸物无关。它被认为是一种主要成分为生石灰或类似物质的可燃物。但现在从10世纪的拜占庭手抄本中发现了一张草图，图中内容只能解释为火药爆炸。草图被发现后，人们重新开始研究希腊火的相关记述，同样得出了火药是最恰当、最自然解释的结论。2果真如此，这就是火药首次出现有确凿历史证据。但有迹象表明，火药的发源地不是拜占庭，而是中国。爆炸性火药的配方是6硝1炭1硫黄。成品是一种燃烧速度极快的粉末状物质，以气体为主的燃烧产物占据的空间是火药燃烧前的1000倍左右。因此，火药的主要成分是硝石。但天然硝石在西方古典世界非常少见，在蒙古和中国却是寻常之物。那里的人们肯定很早就注意到，传统可燃物混入硝石后的燃烧过程会释放巨大能量，接下来发现火药就很容易了。此外，阿拉伯人将硝石称为“中国雪”，这似乎也表明火药三种成分的正确配比是在中国被发现的，然后传到了阿拉伯和东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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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后来也将火药用于军事，但那是13世纪的事了。希腊人很久以前就将火药用于战争了，而在西欧，关于火药和火器的记载不久之后就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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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年的汴京保卫战用到了火箭、铁壳手雷和地雷。1259年，竹管火器出现，中国人称之为“突火枪”。今天它是一种烟花，叫作“罗马蜡烛”。[6]这已经算得上是射击了，因为它有一根枪管，凭借爆炸的威力将物体抛射到大约100英尺（约30米）外的地方。但突火枪的用途仅限于点燃，因此还不能称为火器，中国人后来也没有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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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最早的正确火药配方（比例为6
:1：1）见于一份署名马库斯·格雷库斯（Marcus Graecus）的拉丁语文本，年代为13世纪中期前后。它无疑是从一份介绍各种与火相关的技艺的希腊语文献翻译过来的。大阿尔伯图斯（Albertus Magnus，死于1280年）和罗杰·培根（Roger Bacon，死于1294年）笔下的火药配方也是直接或间接源于同一份文献。但上述文献全都表明，火药当时还没有用于射击。这一点从马库斯·格雷库斯著作的标题就能明显看出来，即《火烧敌军之书》（“liber ignium ad comburendos hostes”）。同时期的阿拉伯著作和稍晚的西班牙著作也差别不大。这些书的作者是哈桑·拉玛（Hassan Alrammah，死于1290年前后）、优素福（Jussuf）和沙玛埃丁-穆罕默德（Schemaeddin-Mohammed），里面记载了火药配方，还讲解了如何利用火药的威力烧死敌人，可没教如何射死敌人。尤其是有一种叫“马德法”（madfaa）的装置，它是用火药的力量向敌人抛出燃烧物（不是箭矢，也不是弹丸），与中国的突火枪如出一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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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火药配方是通过翻译一部东罗马帝国的希腊语著作传到西欧的。在中国被叫作“突火枪”的器具在西方名为“罗马蜡烛”，由此我们会猜想：火药的这种用法随着配方一同从东罗马帝国传入了西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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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金术士对火药巨大威力的解释如下：硫黄是热性的，硝石是寒性的，所以不能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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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哈桑·拉玛描述了一种武器，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种自驱动鱼雷，虽然原始，但本身的完成度已经很高了。4因此，鱼雷的发明时间比加农炮和火绳枪还要早，这或许体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即便有了火药，发明火器也不容易。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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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战场上第一次有确凿史料证明使用了火器的战斗发生在1331年，巴伐利亚公爵路易担任皇帝时期。在意大利与德意志交界的弗留利地区（Friuli），克鲁斯佩格（Cruspergo）和斯皮林贝戈（Spilimbergo）两位骑士在攻打奇维达莱镇（Cividale）。编年史中写道，他们“派船向城市开去……从远处用斯克洛普斯向战场开火，没有造成损伤”。斯克洛普斯（sclopus，又称“sclopetum”）在意大利语中写作“schioppo”，意思是“发出雷鸣的东西”，后来指一种与火炮相对的手持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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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4年，奇维达莱会战3年后，埃斯特（Este）家族的编年史写道，藩侯制造了大批各式火炮（“praeparari fecit maximam quantitatem balistarum,sclopetorum,spingardarum”：“他制造了大批石炮、雷鸣炮和弩炮”）。当时，弩炮（spingardarum）未必指的是火器，但石炮（vasa）和雷鸣炮（sclopeta）无疑是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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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份关于火器的早期可靠证词不久前才在教廷文献里发现。6文中说，教廷军围攻特尔尼（Terni）时试用了发射弩箭的雷瓶（“edificium de ferro,quod vocatur tromba marina”“tubarum marinarum seu bombardarum de ferro”：“一种名叫海管的铁制武器”“海管或铁质投石器”）。文中还说，1350年围攻萨鲁艾劳洛（Saluerolo）要塞时使用了能发射300克铁弹的火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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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编年史最早提到这种新式武器时就有许多种称谓，这或许意味着火炮早期有各种类型，因此火炮的发明可能要更早。由于大阿尔伯图斯、罗杰·培根和哈桑·拉玛对火炮尚无了解，那么它的发明时间可能在1300年左右或稍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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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最古老的火器没有留下文字描述或图片。可以肯定的是，一份写于1325—1327年前后的英格兰插图编年史中有一幅插图，图中无疑是一门火炮。7因此，它比奇维达莱会战的年代要早。形制是一个置于木架上的大号广肚瓶，瓶口塞着一个木块，木块上绑着一根重箭。后面有一个人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将一根棍子伸向明显区别于瓶子的火门。它的目标是一座紧闭的要塞大门。尽管图很有意思，但它不可能是当时火器的忠实再现。如果瓶中的火药量与木块加重箭的重量与指向城门的强度相称的话，如果瓶子是用足够坚固的金属制成，那么开炮的后坐力不仅会让随随便便搁在轻木架上面的瓶子粉碎，炮手也难逃一死，即便他谨慎地保持了距离。因此，绘图人想必从未亲眼见过火炮，只是听说了这种神奇的武器发明，听到别人含混的描述后就画了出来。话虽如此，这幅图仍然是一份有趣的证据，表明文人圈子里已经在讨论这种刚刚引入西方的武器，同时展现了当时人对火炮的看法。但是，我们重构早期火炮的实际形象时绝不能依据这幅图，而要根据后来出现的写实描述和手中的真实文物。8证据表明，最早的火器无疑是相当短小的，而两种不同的基本形制很早就出现了。一种是给枪管配备长柄，射手夹在腋下或插在地上开火。另一种口径要大一些，枪管绑在一根木梁上，有的搁在地面上，有的后半部分插进挖好的坑里。我们不可能判定哪一种早期形制更早出现。不过，从这个时期倒推之前用火药放火伤敌的阶段，追溯火器的发展路径似乎并非不可能。加长手柄与“马德法”上发现的手柄类似。至于口径较大的那一种，前文提到的拜占庭武器——插画绘制于公元10世纪——可以设想为它的前身。两者体积相仿，都是大啤酒杯的形状，手柄在下，火门在上，用途是向冲到近前的敌人喷出火舌。当然，我们对这种拜占庭武器也要有所怀疑：它是真正的实用兵器，还是某人想象力的产物。喷火距离连一米都不到，操作者要面临很大的危险。还没等火烧到敌人，敌人的近战武器——刀剑或枪矛——就已经到眼前了。再说了，喷出的火最多只会让敌人害怕，实际伤害很小。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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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药用起来有一个特殊的麻烦事，由于硝石经常掺杂着其他盐类或尘土，火药会因为杂质而受潮，保质期很短。因此，生产合用火药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硝石纯化或结晶技术。对纯化技术的探索从13世纪就开始了，但进展相当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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