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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人行事必有好的理由。一军之将更不能轻易发动会战，而没有要通过会战达成的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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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会战的理由可以是迫使敌军从你的城池下撤围，或者将敌军赶出占领的省份；也可以是进入敌境，或围攻敌城，最终目的是粉碎不愿求和敌人的顽强抵抗，或者惩罚敌人犯下的一个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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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强行军至敌军身后，切断其与后方兵力的联系时，或者威胁一座敌方极为看重的城市时，这便会迫使敌军会战。但进行此类机动时务必要特别小心，还要小心不要陷入类似的不利境地，也不要占据可以被敌方切断与仓库联系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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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准则以外，我还要加上一条：我国不适合打持久战，战争一定要短促主动，因为长期战争会不经意间损害我军引以为傲的纪律，会减少我国的人口，消耗我国的资源……一句话，兵事上一定要遵循犹太公会的原则，一人身死好过全员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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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1750年前后的《战争艺术》（Art de guerre）有言（10：268）：“若无强有力的理由，绝不要参加死者数量骇人的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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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于1755年写《兵论总纲》（Pensées et règles générales pour la guerre）时无疑意识到了酝酿中的风暴，书中没有直接建议寻求决战，反而在关于战役方案的一篇中说，好的战役方案能够凭借“军队战斗力、时机或最初占据的位置所确保的”优势而决定战争的结果。文章接下来说：“战争计划的价值在于让自己承担很少的风险，却将敌人置于失去一切的危险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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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3年，腓特烈为帐下军官制作了福拉尔长篇著作的节录本并亲自撰写导言。他在导言中说，当时可资战争艺术研究的古典著作只有寥寥几本。“《恺撒战记》给出的教导与我们从当代潘都尔战争中看到的差不多；恺撒出征大不列颠的行动无甚新鲜；只有恺撒在法萨卢斯会战中对骑兵的运用是当今将领用得上的内容。”这句话似为无稽之谈，乍看不知所云。但我们试着去理解它就会发现，它是一个清醒务实、不囿于旧说的人做出的反应，是对一种错误教条的反对。如前所见，那个时代的理论家想要将恺撒塞进消耗战略的套子里。腓特烈发现这是不正确的，他通过比较恺撒的教导与潘都尔战争意识到了问题，但他当然不能发现问题的根源，于是便做出了这样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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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1759年秋的《论查理十二的军事才能》（Betrachtungen über das militärische Talent und den Charakter Karls XII）中说道，国王有很多次本来是可以少流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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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战不可的情况当然是有的，但只有当我方战胜得益大，战败代价小，当营中或行军中的敌军疏忽大意，或者当一场决定性胜利便可迫使敌方求和时，我方才应该做出开战的决定。此外，大部分轻易被引入会战的将军肯定是因为不知道还有别的办法。这是才能平庸的迹象，而绝不值得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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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在《七年战争史》（Geschichte des Siebenjährigen Krieges）导言中说道恩的战法“无疑是好的”，接着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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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将者坚持攻打山中或不规则地形中的敌人是错误的。在情势的逼迫下，我有时不得不采取这样极端的行动，但在敌我兵力相当的情况下，为将者可凭借机诈智谋为自己创造一定的优势，而不必以身犯险。优势可以积少成多。再说了，攻打守备严密的阵地是一项困难的任务，很容易被打退击败。如果取胜付出的代价是1.5万人到2万人，军队就危急了。就算你有充足的新兵，但新兵能弥补损失的兵力数目，却替代不了老兵的素质。补充兵员会减少国内人口。军队素质会变差，而且如果战事连绵不绝，你迟早会发现手下是一帮训练差、纪律差的农民，你甚至不敢领着他们与敌人照面。逆境中或可打破规矩，放手一搏，万不得已才能铤而走险，正如医生无药可用时才会给病人催吐药。但除了这种情况，我认为将领都应该注意保存实力，行动必有合理依据，因为少依赖偶然才是战争中的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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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后（1768年），国王在一篇军事论文中阐发了同样的观点，而且更加强调机动战略的优势。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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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野战与阵地战同样危险的看法大错特错。火炮在开阔的平原威力骇人。如果你进攻时敌人就把炮位都布置好了，你刚开始布置炮位，敌人的炮弹已经打过来了，这可就糟了，此间的差别大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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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在下一场与奥地利的战争中，他准备这样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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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首先夺取一大片足供军需的土地，既养活了自己，又损害了敌人，接下来选择对我最有利的作战区域；我会赶在敌军来到附近之前尽快修筑防线。我会将哨骑派到尽可能远的地方，侦察四周地形；我会尽快制作所有适合敌军扎营的区域，以及所有通往这些区域的路线地图。这样一来，我便了解了当地的地理，地图能让我明白奥地利人可能扎营的地点中哪些打得下来，哪些打不下来。我不会挑起大战，因为夺取一处阵地必定要付出相当代价，也因为当地多山，追击不可能取得决定性战果，但我会重点加固自己的营地；我会精心修建工事，我的所有作战计划都要以全歼敌方偏师为目标，因为消灭一路偏师可扰乱敌方全军。歼灭1.5万人远比击败8万人容易，而且尽管风险小了，成果却几乎一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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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攻打完备阵地中的敌人就像领着一帮手持木棍的农民去打全副武装的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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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在1775年战役方案（Projets de campagne）中写道：“永远不要只为了击败敌人而发动会战，而应该执行不发动会战就会受阻的作战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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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的言论不曾脱离两端摇摆的消耗战略框架。法国大臣舒瓦瑟尔、法国驻奥地利大本营全权代表蒙特泽（Montazet）、奥地利大臣考尼茨（Kaunitz）、弗朗茨一世皇帝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同一条原则，即主要问题是消灭腓特烈的军队。我们可以将其解读为歼灭战略的体现。1757年7月31日，弗朗茨皇帝在写给弟弟洛林公子查尔斯（Charles of Lorraine）的信中说：“我们绝不能想着征服土地，要一心一意消灭他的军队，因为如果消灭了他的军队，各地自然会变成我们的。”腓特烈从没有说过这种话。恰恰相反，劳埃德将军和其他人当时确立了一种观点，认为军事行动可以像几何学一样严格，发动战争可以从头到尾不打一场会战。腓特烈的著作中也找不到这种观念。他有时偏向会战一端，提出普鲁士的战争一定要短促主动，战争成败由会战胜负决定；有时又偏向机动战一端，将自己打的会战描述为孤注一掷，说发起会战是欠缺才智的表现，还建议截击敌方偏师，不建议打会战。但如果有人认为这是自相矛盾，那就完全搞错了。马基雅维利同时点出了歼灭战略和消耗战略的原则，这里确实有无法解决的矛盾。腓特烈则是消耗战略心态的明白无疑的代表。消耗战略的本质里包含着这样一种可能性：依据具体形势，甚至单纯因为心情，一个人这时强调或运用一种方法，那时又强调另一种方法。腓特烈本人常说，他遵循与蒂雷纳、孔代、卡蒂纳、卢森堡、欧根亲王、德绍公子利奥波德这些法国伟大统帅一样的原则。29后面还可以加上韦格蒂乌斯以来的所有将军和军事理论家，只有观点自相矛盾的马基雅维利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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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与同时期人的理论差异在于，腓特烈在个人军事生涯的顶峰（1757—1759）比当时的大多数人都更靠近会战一端。我们不能说“所有人”，因为前面已经看到，有的言论甚至比他还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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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纯理论上看，还是更倾向于机动战略。萨克森选侯于1752年颁布的条令中写道：“会战是战争中最重大也最危险的活动。在没有堡垒的旷野中输掉一场会战可能就会决定战争的结局，所以少有人冒此风险，更没有人推崇会战。良将的本领是通过机警、稳妥的机动达到战役的最终目的，同时不涉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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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9年5月，亨利王子（Prince Henry）在国王的催促下侵入法兰克尼亚，摧毁了皇帝军的仓库。雷措（Retzow）评论道，此次得手“对国王的价值肯定比打赢一场会战还要大。因为如果将军精干的话，即使会战失败，他依然能在战后短时间内集结兵力一雪前耻了；而如果粮草尽丧，那便不可能发起重大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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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艺复兴到腓特烈大帝的这段时间里，所有兵种的战术都在变化，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全新面貌。大纵深密集方阵变成了窄长线列；像比武赛场上一样骑着高头大马交战的重装骑士变成了以袭步进攻的密集骑兵方队；炮兵的数目和威力提高了上百倍。但在这三个世纪里，战略基本原则一直没变。圭恰迪尼讲了1512年拉文纳会战之前，西班牙总督为了掩护罗马涅诸城免受法军围攻、堵截法军去往罗马的道路是如何机动的，讲了后勤供给在机动过程中的作用，讲了会战是如何引发的，还讲了法军的大捷没有留下任何长期影响。这些内容都完全可以放到17世纪或18世纪的某次战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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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格局必须经历一次深刻而彻底的变化，另一种战略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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