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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利希《兵书》（Kriegsbuch）（1607年）第2部第一篇中告诫道：“若无万分必要与十成把握，不应接受会战，因为会战胜负难料却必有损伤，不战亦无得远胜于战而败损。”但他说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应该彻底避战，那就太蠢了。他说仗在有利的条件下可以打，要先祷告上帝；节气要合适；天不能太潮，以免打湿火药；要在敌军疲敝而我军尚有锐气时，或者趁着其他有利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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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2年，J.德比永（J.de Billon）在《兵道要纲》（Die fürn-embsten Hauptstücke der Kriegskunst）（1613年德文版，第160页）中向统帅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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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帅在训导好士兵之前不应率领他们上阵打仗，更好的办法是疲敌，通过机动和绕圈子压倒击败敌人，而非寄托于战场上的难测运势。会战凶险，如无绝对必要则不应开战，等士兵习惯了拼杀和危险，锻炼成了坚兵，之后方可开战，因为新兵刚上阵会怕得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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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年的一份小册子写道；“布阔伊伯爵以不愿带着士兵去送死而为人称道。”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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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迈尔·冯·拉姆斯拉是三十年战争时期的一位高产的军事学兵学家，他提出了会战适宜时机的问题。他列出了55条理由，其中一条是“别无他法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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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泰库科利（1609—1681）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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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相信不打会战就能推动战局、夺取重要目标的人都是自相矛盾，至少是异想天开、引人发笑的。当然，我知道名将拉扎勒斯·施文迪主张不应该冒会战的风险，企图纯取守势，从敌人手中偷来一定的优势（施文迪其实没有说得这么极端！——德尔布吕克按）。但如果部下意识到了这一点，那是何其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志气啊！为上阵搏杀做好准备是绝对必要的。当然，永远不要在莽撞无虑的情况下被诱入会战，更不要被逼入会战，但应该认清合适的战机。人称拖延者的法比乌斯绝非避战如虎，而只是在有胜算时才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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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泰库科利在另一段中写道（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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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会战赢得的不只是一次战役，更是一大片疆土。因此，一个人只要懂得严阵出战，那么他之前在行军途中犯的错误都可以被容忍；但如果他会战无方，那么即便他在其他方面证明了自己，依然不能体面地结束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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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雷纳曾向孔代建议，与其围攻和夺取城市，不如多在野战中伤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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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笛福在《计划论》（Essay on Projects，1697年，原书引自费舍尔译德文版，第118页）中声称：“发现敌人，就地消灭。”这在英国内战时期还被奉为圭臬，现在崇尚的却是“如无明显优势，绝不要交战”。他说，战争因此变得旷日持久，结果是最能打仗的不是剑最长的人，而是钱包最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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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登藩侯路德维希在1694年战记中讲述了这样以此行动：“殿下下定了决心，只要敌军求战，他便奉陪到底。于是，这份意愿让敌人们明白了他奋战的决心，绝不让祖宗之地变成一片废墟。”实际结果是几次侦察行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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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大帝极为赞赏弗基埃（1648—1711）的回忆录，以至于把书发给军官并命令他们用餐时朗读给部下听。他本人的军事著作常有与弗基埃类似的内容。后者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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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会战是军队的首要任务，往往能决定整场战争的胜负，至少几乎总能决定战役的成败，所以除非形势严峻到了非战不可的地步，且有重大的开战理由，否则不应进行会战。寻敌求战的理由包括：己方具有数量和质量的双重优势；敌将存在利益和观点分歧，或者能力平庸、麻痹大意；解围；己方不取得一场胜利就有军队瓦解之虞，或者敌方援军将至；我方作战已经得利；最后一个理由，我方相信会战能立即结束整场战争。反之，若有下列情况则应避免交战：取胜得到的益处恐怕不及失败带来的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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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或质量方面不是敌军的对手；己方正在等待援军；发现敌军部署于有利位置，或者拖延回避交战有可能让敌军自行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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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圣克鲁斯伯爵（marquis of Santa Cruz）（1687—1732）的兵学巨著《反思录》（Reflections）中写到了“必须寻求会战的条件”。他认为，战场上能导致战败的偶然因素五花八门，人数优势和素质优势都不能确保胜利。“没有任何事物比会战结果更加不确定……如果阵地不是十分有利，或者不确切知晓敌我兵力，那就不应该冒险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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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根亲王赞扬了这位理论家，腓特烈也将其奉为“经典”兵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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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伊塞居元帅（1654—1743）的《战争艺术》（1748年由其子出版）一书因编排严谨而享有盛名，然而并没有从根本上探讨会战的必要时机。不过，他的论述的一大特点是将蒂雷纳和恺撒归为一类统帅，而没有注意到两人战略的内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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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拉尔（生于1669年）有一段被腓特烈大帝收入文摘的话：“古今最伟大的将领从来不算敌人有多少，只问敌人在何处，直奔而去开战。”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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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元帅克芬许勒伯爵（1683—1744）写过一本《兵事要略》，书中阐发了“或战或否”的理由。开战的理由：（1）有胜算；（2）解救被围的城市；（3）支援遭到攻击的友军；（4）要缓解粮草军需匮乏的问题；（5）不给敌方待援的时间；（6）利用敌人露出的破绽，例如行军时侧面暴露、身处狭谷、分散兵力或其他类似原因。避战的理由：（1）战败的损失大于战胜的收获；（2）敌军有兵力优势；（3）己方兵力未聚齐；（4）敌军占据地利。注：敌军常因无人统领或将领失和而自行败亡。另一段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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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统帅若能使敌军四处移动、折返往复、疲于奔命，然后抓住有利时机，一举破敌，那便是懂得了战争艺术的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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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大帝的不同言论异常清晰地展现了消耗战略在两极间摇摆的性质。在他的一生中，他的话有时偏向一端，有时偏向另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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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5年霍亨弗里德堡会战之前，他自称别无他法才被迫开战。在一封写给萨克森元帅的信（1746年10月3日）中，他承认1744年之役的失败是因为自己操之过急，但他说自己已经吸取了教训，不会再犯了。“法比乌斯总能变成汉尼拔，但我不相信汉尼拔能效仿法比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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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战争原理》（1748年）的《发动会战的适当时机与方式》（Wann und wie man Bataillen liefern soll）一章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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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战决定国运；战争当然总会迎来决定性的时刻，要么从战争的窘境中退出，要么让敌人处于类似的窘境，要么解决不打一仗就永远不会结束的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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