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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圣克鲁斯伯爵（marquis of Santa Cruz）（1687—1732）的兵学巨著《反思录》（Reflections）中写到了“必须寻求会战的条件”。他认为，战场上能导致战败的偶然因素五花八门，人数优势和素质优势都不能确保胜利。“没有任何事物比会战结果更加不确定……如果阵地不是十分有利，或者不确切知晓敌我兵力，那就不应该冒险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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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根亲王赞扬了这位理论家，腓特烈也将其奉为“经典”兵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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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伊塞居元帅（1654—1743）的《战争艺术》（1748年由其子出版）一书因编排严谨而享有盛名，然而并没有从根本上探讨会战的必要时机。不过，他的论述的一大特点是将蒂雷纳和恺撒归为一类统帅，而没有注意到两人战略的内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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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拉尔（生于1669年）有一段被腓特烈大帝收入文摘的话：“古今最伟大的将领从来不算敌人有多少，只问敌人在何处，直奔而去开战。”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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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元帅克芬许勒伯爵（1683—1744）写过一本《兵事要略》，书中阐发了“或战或否”的理由。开战的理由：（1）有胜算；（2）解救被围的城市；（3）支援遭到攻击的友军；（4）要缓解粮草军需匮乏的问题；（5）不给敌方待援的时间；（6）利用敌人露出的破绽，例如行军时侧面暴露、身处狭谷、分散兵力或其他类似原因。避战的理由：（1）战败的损失大于战胜的收获；（2）敌军有兵力优势；（3）己方兵力未聚齐；（4）敌军占据地利。注：敌军常因无人统领或将领失和而自行败亡。另一段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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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统帅若能使敌军四处移动、折返往复、疲于奔命，然后抓住有利时机，一举破敌，那便是懂得了战争艺术的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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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大帝的不同言论异常清晰地展现了消耗战略在两极间摇摆的性质。在他的一生中，他的话有时偏向一端，有时偏向另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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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5年霍亨弗里德堡会战之前，他自称别无他法才被迫开战。在一封写给萨克森元帅的信（1746年10月3日）中，他承认1744年之役的失败是因为自己操之过急，但他说自己已经吸取了教训，不会再犯了。“法比乌斯总能变成汉尼拔，但我不相信汉尼拔能效仿法比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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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战争原理》（1748年）的《发动会战的适当时机与方式》（Wann und wie man Bataillen liefern soll）一章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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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战决定国运；战争当然总会迎来决定性的时刻，要么从战争的窘境中退出，要么让敌人处于类似的窘境，要么解决不打一仗就永远不会结束的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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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人行事必有好的理由。一军之将更不能轻易发动会战，而没有要通过会战达成的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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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会战的理由可以是迫使敌军从你的城池下撤围，或者将敌军赶出占领的省份；也可以是进入敌境，或围攻敌城，最终目的是粉碎不愿求和敌人的顽强抵抗，或者惩罚敌人犯下的一个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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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强行军至敌军身后，切断其与后方兵力的联系时，或者威胁一座敌方极为看重的城市时，这便会迫使敌军会战。但进行此类机动时务必要特别小心，还要小心不要陷入类似的不利境地，也不要占据可以被敌方切断与仓库联系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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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准则以外，我还要加上一条：我国不适合打持久战，战争一定要短促主动，因为长期战争会不经意间损害我军引以为傲的纪律，会减少我国的人口，消耗我国的资源……一句话，兵事上一定要遵循犹太公会的原则，一人身死好过全员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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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1750年前后的《战争艺术》（Art de guerre）有言（10：268）：“若无强有力的理由，绝不要参加死者数量骇人的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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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于1755年写《兵论总纲》（Pensées et règles générales pour la guerre）时无疑意识到了酝酿中的风暴，书中没有直接建议寻求决战，反而在关于战役方案的一篇中说，好的战役方案能够凭借“军队战斗力、时机或最初占据的位置所确保的”优势而决定战争的结果。文章接下来说：“战争计划的价值在于让自己承担很少的风险，却将敌人置于失去一切的危险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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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3年，腓特烈为帐下军官制作了福拉尔长篇著作的节录本并亲自撰写导言。他在导言中说，当时可资战争艺术研究的古典著作只有寥寥几本。“《恺撒战记》给出的教导与我们从当代潘都尔战争中看到的差不多；恺撒出征大不列颠的行动无甚新鲜；只有恺撒在法萨卢斯会战中对骑兵的运用是当今将领用得上的内容。”这句话似为无稽之谈，乍看不知所云。但我们试着去理解它就会发现，它是一个清醒务实、不囿于旧说的人做出的反应，是对一种错误教条的反对。如前所见，那个时代的理论家想要将恺撒塞进消耗战略的套子里。腓特烈发现这是不正确的，他通过比较恺撒的教导与潘都尔战争意识到了问题，但他当然不能发现问题的根源，于是便做出了这样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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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1759年秋的《论查理十二的军事才能》（Betrachtungen über das militärische Talent und den Charakter Karls XII）中说道，国王有很多次本来是可以少流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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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战不可的情况当然是有的，但只有当我方战胜得益大，战败代价小，当营中或行军中的敌军疏忽大意，或者当一场决定性胜利便可迫使敌方求和时，我方才应该做出开战的决定。此外，大部分轻易被引入会战的将军肯定是因为不知道还有别的办法。这是才能平庸的迹象，而绝不值得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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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在《七年战争史》（Geschichte des Siebenjährigen Krieges）导言中说道恩的战法“无疑是好的”，接着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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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将者坚持攻打山中或不规则地形中的敌人是错误的。在情势的逼迫下，我有时不得不采取这样极端的行动，但在敌我兵力相当的情况下，为将者可凭借机诈智谋为自己创造一定的优势，而不必以身犯险。优势可以积少成多。再说了，攻打守备严密的阵地是一项困难的任务，很容易被打退击败。如果取胜付出的代价是1.5万人到2万人，军队就危急了。就算你有充足的新兵，但新兵能弥补损失的兵力数目，却替代不了老兵的素质。补充兵员会减少国内人口。军队素质会变差，而且如果战事连绵不绝，你迟早会发现手下是一帮训练差、纪律差的农民，你甚至不敢领着他们与敌人照面。逆境中或可打破规矩，放手一搏，万不得已才能铤而走险，正如医生无药可用时才会给病人催吐药。但除了这种情况，我认为将领都应该注意保存实力，行动必有合理依据，因为少依赖偶然才是战争中的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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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后（1768年），国王在一篇军事论文中阐发了同样的观点，而且更加强调机动战略的优势。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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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野战与阵地战同样危险的看法大错特错。火炮在开阔的平原威力骇人。如果你进攻时敌人就把炮位都布置好了，你刚开始布置炮位，敌人的炮弹已经打过来了，这可就糟了，此间的差别大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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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在下一场与奥地利的战争中，他准备这样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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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首先夺取一大片足供军需的土地，既养活了自己，又损害了敌人，接下来选择对我最有利的作战区域；我会赶在敌军来到附近之前尽快修筑防线。我会将哨骑派到尽可能远的地方，侦察四周地形；我会尽快制作所有适合敌军扎营的区域，以及所有通往这些区域的路线地图。这样一来，我便了解了当地的地理，地图能让我明白奥地利人可能扎营的地点中哪些打得下来，哪些打不下来。我不会挑起大战，因为夺取一处阵地必定要付出相当代价，也因为当地多山，追击不可能取得决定性战果，但我会重点加固自己的营地；我会精心修建工事，我的所有作战计划都要以全歼敌方偏师为目标，因为消灭一路偏师可扰乱敌方全军。歼灭1.5万人远比击败8万人容易，而且尽管风险小了，成果却几乎一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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