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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战略攻势时间短、推进慢的话，那就很容易主动或被迫转入守势。攻势与守势快速交替、彼此交融。战略进攻未能一举强力夺取并保持主动态势。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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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基本状况最重要的实际影响就是冬季休战的惯例。对士兵来说，冬季作战的条件非常严酷。除了条件艰苦和患病造成的伤亡，还有逃兵增多——因为佣兵们觉得长官要得太多了。如果统帅相信将军事行动坚持到底能迫使敌方议和，那就会愿意承受这些损失。但如果指望不上，他就要考虑损失是不是大于预期收益了，而且双方的想法都一样，军事行动就逐渐平息下来，各自撤回冬季营地。双方会将主力撤回，然后布置岗哨以防备可能的突袭。事实上，双方有时会达成在特定时间内停止进攻的协议。吕岑会战和洛伊滕会战的主导因素都是撤回冬季营地。与洛林公爵查理一样，瓦伦斯坦以为当年的战事已经结束，当听到敌军逼近的报告时他根本没有发动会战的想法，于是命令部队在防御阵地展开（11月6日和12月5日）。为了争取一定的优势，战役有时会延续到12月乃至1月。新一轮战役往往到6月才开始，以便在原野里找到马吃的青饲料。实际发生的冬季战役应视为例外。23冬季休战期是部队全方位休整的时间，尤其是征募兵员，拉壮丁（如果身在敌境，甚至会就地招兵）并进行操练，以便新兵在战端重开时能补充到各单位。军队里没有专门训练新兵的团；冬季休战期可以说替代了新兵团的功能，还有能够将全部合适兵员送上战场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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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和偶然在所有战争行为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统帅最重要的素质之一就是果断，以此驾驭晦暗不明的不确定性。这一因素在腓特烈的时代变得尤为重要，因为又长又细的步兵线列太脆弱了。在极短时间内，在一瞬间，会战胜负便决出了。战场容不得拖延，为援军赶来争取时间，改正错误，或者在不蒙受惨重损失的情况下脱离接触。24统帅从远处就能尽收眼底的地形很少见。战场上可能藏着会打乱阵形的障碍物——池塘、沼泽、悬崖——如此一来，部队必然会失去秩序，进而败北。统帅应该允许会战展开吗？决断是很难的。我之后会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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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腓特烈的时代，即便敌军露了破绽或提供了有利战机，利用机会还是有难度，因为线列战术要求将全体兵员展开为密集队形，不方便随机应变。索尔会战和罗斯巴赫会战倒是有临场变阵，但它们恰恰是腓特烈国王之统帅天才与普鲁士军队之战术素养的特殊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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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对16世纪至18世纪的军事理论做一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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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杜贝莱在1535年提出，为将者如果不是完全确信自己占据优势，那便不应冒险开战，而应拖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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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扎勒斯·施文迪（Lazarus Schwendi）（1522—1584）主张主战务求稳妥，不可过分冒险，哪怕手握胜算。“明明可以拖垮敌军或待其断粮却非要打会战，这是愚蠢的行为。但若是以寡击众且不可持久，那倒是有理由铤而走险，试试战场上的运气。”“一味防守，败则损失惨重，胜亦无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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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人门多萨于1595年写道[《战争艺术》德文版（Krie-gskunst），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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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哪怕被逼到万不得已的地步，也要尽力避免开战。不要带领全军投入战斗。哪怕打了胜仗，那也没什么好高兴的，因为取胜的代价很大，伤亡者众。朝着战场要谨慎地、缓缓地爬过去，脚里要像灌了铅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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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7年，奥兰治家族的威廉·路易向堂弟莫里斯建议：“我们行事不应受制于战场上的意外……除非极为必要，否则不应进行会战。”25他举出了坎尼会战前法比乌斯·马克西穆斯的做法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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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利希《兵书》（Kriegsbuch）（1607年）第2部第一篇中告诫道：“若无万分必要与十成把握，不应接受会战，因为会战胜负难料却必有损伤，不战亦无得远胜于战而败损。”但他说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应该彻底避战，那就太蠢了。他说仗在有利的条件下可以打，要先祷告上帝；节气要合适；天不能太潮，以免打湿火药；要在敌军疲敝而我军尚有锐气时，或者趁着其他有利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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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2年，J.德比永（J.de Billon）在《兵道要纲》（Die fürn-embsten Hauptstücke der Kriegskunst）（1613年德文版，第160页）中向统帅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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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帅在训导好士兵之前不应率领他们上阵打仗，更好的办法是疲敌，通过机动和绕圈子压倒击败敌人，而非寄托于战场上的难测运势。会战凶险，如无绝对必要则不应开战，等士兵习惯了拼杀和危险，锻炼成了坚兵，之后方可开战，因为新兵刚上阵会怕得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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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年的一份小册子写道；“布阔伊伯爵以不愿带着士兵去送死而为人称道。”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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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迈尔·冯·拉姆斯拉是三十年战争时期的一位高产的军事学兵学家，他提出了会战适宜时机的问题。他列出了55条理由，其中一条是“别无他法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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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泰库科利（1609—1681）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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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相信不打会战就能推动战局、夺取重要目标的人都是自相矛盾，至少是异想天开、引人发笑的。当然，我知道名将拉扎勒斯·施文迪主张不应该冒会战的风险，企图纯取守势，从敌人手中偷来一定的优势（施文迪其实没有说得这么极端！——德尔布吕克按）。但如果部下意识到了这一点，那是何其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志气啊！为上阵搏杀做好准备是绝对必要的。当然，永远不要在莽撞无虑的情况下被诱入会战，更不要被逼入会战，但应该认清合适的战机。人称拖延者的法比乌斯绝非避战如虎，而只是在有胜算时才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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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泰库科利在另一段中写道（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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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会战赢得的不只是一次战役，更是一大片疆土。因此，一个人只要懂得严阵出战，那么他之前在行军途中犯的错误都可以被容忍；但如果他会战无方，那么即便他在其他方面证明了自己，依然不能体面地结束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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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雷纳曾向孔代建议，与其围攻和夺取城市，不如多在野战中伤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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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笛福在《计划论》（Essay on Projects，1697年，原书引自费舍尔译德文版，第118页）中声称：“发现敌人，就地消灭。”这在英国内战时期还被奉为圭臬，现在崇尚的却是“如无明显优势，绝不要交战”。他说，战争因此变得旷日持久，结果是最能打仗的不是剑最长的人，而是钱包最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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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登藩侯路德维希在1694年战记中讲述了这样以此行动：“殿下下定了决心，只要敌军求战，他便奉陪到底。于是，这份意愿让敌人们明白了他奋战的决心，绝不让祖宗之地变成一片废墟。”实际结果是几次侦察行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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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大帝极为赞赏弗基埃（1648—1711）的回忆录，以至于把书发给军官并命令他们用餐时朗读给部下听。他本人的军事著作常有与弗基埃类似的内容。后者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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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会战是军队的首要任务，往往能决定整场战争的胜负，至少几乎总能决定战役的成败，所以除非形势严峻到了非战不可的地步，且有重大的开战理由，否则不应进行会战。寻敌求战的理由包括：己方具有数量和质量的双重优势；敌将存在利益和观点分歧，或者能力平庸、麻痹大意；解围；己方不取得一场胜利就有军队瓦解之虞，或者敌方援军将至；我方作战已经得利；最后一个理由，我方相信会战能立即结束整场战争。反之，若有下列情况则应避免交战：取胜得到的益处恐怕不及失败带来的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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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或质量方面不是敌军的对手；己方正在等待援军；发现敌军部署于有利位置，或者拖延回避交战有可能让敌军自行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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