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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奥军此时凭借兵力优势全力开战，那么普军实难自守。贝伦霍斯特后来写道：“普军取胜是对战争艺术的蔑视。”沙恩霍斯特答道：“他们是通过尊重战争艺术取胜的。”尽管查尔斯公子想要突袭营中的普军，但他并不打算直接攻打，而是等着敌方仓皇逃跑，从而带来歼灭敌军的机会。奥军轻步兵已经到了普军营地的另一侧，冲进去大肆劫掠，甚至在国王率军出战时夺走了国王本人的全部行李。决绝果断让普军赢得了胜利，统帅的谨小慎微让奥军输掉了会战。14由于奥军本身还在展开过程中，而且原本打算静观其变，于是就等着普军来攻，甚至挤在一条山脊上的奥军骑兵都没有主动出击，而是留在原地挨打。奥军骑兵被打退了，普军从这一侧继续出击，支援正面进攻，遂击破奥军中央，奥军右翼随之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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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霍亨弗里德堡会战一样，索尔会战是指挥才能、果断决策、优秀军纪的杰作。但索尔会战的战略影响甚至还不如霍亨弗里德堡会战。两场胜利都让普军脱离了十万火急的险境，但也仅此而已。一个从歼灭战略角度看完全无法理解又令人惊讶的事实是，胜利者留在战场上耀武扬威了几日，之后竟然退兵了。腓特烈去了西里西亚，被击败的奥军返回了之前被占领的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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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军也没有被吓倒，几周后便再次大举迈进。萨克森军号召奥军一起翻越劳西茨山（Lausitz），进攻勃兰登堡。出了萨克森边境，3天便可来到柏林城下。11月21日，腓特烈从侧面的西里西亚插入劳西茨山，从而阻断了敌军的行动，又命令带着一支掩护部队在哈雷的老将德绍出兵攻打萨克森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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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行动引发了一种令人惊奇万分的战略局面。查尔斯公子率领奥军从波希米亚最北边驰援萨克森。普鲁士国王在易北河北岸，德累斯顿近在眼前，但他没有与经莱比锡赶来的德绍军会合，而只派莱瓦尔德将军（General Lehwaldt）带着8500人经迈森前去。国王本人与主力在一起，他认为有必要与西里西亚保持联系，还要保护仓库和通往柏林的道路。12月15日，德绍在德累斯顿正面不远处的凯塞尔斯多夫（Kesselsdorf）进攻萨克森军，当时奥军已经到了他身后。萨克森军与奥地利军再要几个小时就能会师，那样德绍便输了。腓特烈极其严厉地批评了他，近年来的作品中依然有人鹦鹉学舌，说这是因为他没能加快脚步转向托尔高。但具体研究已经表明，老元帅在每个时刻的做法都是完全符合情势和命令的，而他与国王的看法差别只是因为两人相距遥远、通信速度慢和局势复杂。15多地协作不可避免地会有摩擦。腓特烈显然是想打赢一场会战的，假如他为此而牺牲几天的自身安全和联络渠道，不是只派出莱瓦尔德的部队去，而是率领全军渡过易北河去迈森与德绍会合的话，那么德绍面临的险境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腓特烈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如果德绍被打败了，那么他会立即提兵再战，将败兵放到第二梯队。就此而言，我们必须说国王不仅是消耗战略的追随者，更是一名完全信奉消耗战略原则的统帅。如果战败后两军还有可能会合，那就表明让两军不能在会战前会合，以利于会战的各个次要原因的重要性被高估了。这是一场危如累卵的会战。如果打输了，那么批评者不会放过腓特烈国王，事实上也不能放过他。他本人经常讲集结全部兵力打会战的原则。尽管如此，他本人不仅在此处违背了这条原则，后来也违背过；而且不光是他违背，欧根和马尔伯勒在赫希施泰特会战中也违背了，这在前面已经讲过。问题恰恰在于：指挥官为了发动一场会战，能从另外的地方抽出多少兵力？在评估这些理由时，信奉两极战略的指挥官与信奉单极战略的指挥官是完全不同的。如此便可以解释腓特烈在凯塞尔斯多夫会战中的行为了。16至于他是否高估了在当时的特殊情境下应该按兵不动的理由，这个问题的意义就不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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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与托尔斯滕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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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对前文概述的腓特烈诸战役与托尔斯滕松的几次战役作一比较。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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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滕松在阿尔特马克（Altmark）接手瑞典军指挥权后突然出兵（1642年），穿过西里西亚进入摩拉维亚，夺取格洛高（Glogau）和奥尔米茨（Olmütz）两座要塞并留兵驻守后再次启程，于1642年11月2日在莱比锡击败了一支皇帝军。次年，他二入摩拉维亚，没能发动会战便撤回，接着遵照本国政府命令击败了丹麦。加拉斯统率的皇帝军一直尾随他到荷尔斯泰因（Holstein）。这时，托尔斯滕松再次返身侵入波希米亚，意图“夺取多瑙河畔的据点”，接着“奋力返回”基地（“交通线”）。几路皇帝军集合了起来，萨克森军和约翰·冯·沃特统率的巴伐利亚军也加入了进来。于是，扬考会战于1645年3月6日爆发了。双方兵力大致相当；哈茨费尔德（Hatzfeld）指挥的皇帝军有5000名步兵、1万名骑兵和26门火炮；瑞典军有6000名步兵，9000名骑兵和60门火炮。双方打得都很英勇。瑞典军凭借将领素质和服从号令取得了胜利，因为皇帝军在不利于发挥己方骑兵优势的地形上接受了会战，而且诸将各行其是，不听统帅调遣。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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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滕松进抵维也纳门户，夺取了桥头堡狼穴（Wolfss-chanze）以及多瑙河畔的两座要塞——科尔新堡（Korn-neuburg）和克雷姆斯（Krems）。但他手里只有不到1.5万人，无力夺取维也纳，甚至围攻布吕恩4个月后也失败了。克雷姆斯和科尔新堡之后分别留在瑞典人手中数月和一年半时间，奥尔米茨直到战争结束都属于瑞典。因此，托尔斯滕松达到了“插入皇帝心脏”的目的，但这不足以直接迫使皇帝议和。与腓特烈一样，托尔斯滕松明白自己比敌人善战，也追求决战，但他并不比腓特烈更能利用决战的成果赢得战争。两人都只能依循消耗战略的原则行事；托尔斯滕松取得的成绩比腓特烈大，但腓特烈还是更快地达到了目标。这要如何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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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见，托尔斯滕松的军队比腓特烈的军队灵活得多，既有兵少的原因，也有兵种构成——以骑兵为主——的原因。但托尔斯滕松之所以进退举止比腓特烈大胆得多，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腓特烈明白军灭即国破。因此，他的行动更为谨慎。1741年的时候，他没有强攻固守坚垒的敌军。1742年，他只打防御战。1744年，他最远只敢走到布德韦斯，而且之后不经一战便撤出波希米亚。1745年，尽管打赢了霍亨弗里德堡会战，但他只走了3天就又停下了。托尔斯滕松敢在波希米亚腹地作战，敢一路推到多瑙河，是因为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他或许确实冒着丧军的风险，却没有亡国之忧。当年古斯塔夫·阿道夫渡海时，瑞典国会就得出了丧师于德意志无损国防的结论，因为本国手里还有30艘大船和民兵。19开姆尼茨在布赖滕费尔德会战前的作战会议上表达了同样的想法。20“瑞典与这里相距遥远，还隔着大海，本土危险不大，也没有险要的障碍要越过。”因此，腓特烈的速胜不能只用战绩来解释，还要看政治局势。经过一年半的战争，玛丽亚·特雷莎愿意将一个广大富庶的省份割让给他，好腾出手来抵御其他更强大的对手。腓特烈的前两场西里西亚战争都必须综合战略和政治两方面来解释。如果说一贯有人认为，腓特烈时代的政治军事行动以倾向于不打持久战、短促痛击对手、尽快达成有利和议为特征的话，那么这种看法更多反映了普鲁士国王的真诚愿望，而非实际行动。人们以为他追求的短促痛击在哪里呢？在莫尔维茨，他是因为断了退路而不得不战；在霍图西采，他是被攻击的一方；在1744年，他根本没打会战；在索尔，他也是被攻击的一方。短促痛击只有两次，霍亨弗里德堡会战和凯塞尔斯多夫会战。但1745年签订的和平协议完全称不上有利，而只是承认了占领状态。要想正确评价腓特烈作为战略家的水平，我们还必须牢记一点：他的宏图伟业以政治为决定性因素，大胆却谨慎的战略只是权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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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雷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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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战争期间，与托尔斯滕松同时期的法军统帅是蒂雷纳。讲述战争艺术史必然要提到他，因为传统上认为他是第一个将后勤摆到决定性地位上强调的统帅，他宁愿放弃一次有利的行动，也不愿危及军需供给。因此，他大体上被视为机动战略的创始人，精明主动但避免交战。克劳塞维茨对他有一句经常被引用的评语（9：193），说他的战争艺术恰好只适合他那个时代，而放到当代战争中就像廷臣的阅兵用剑摆在骑士用剑里面一样扎眼。尽管这段描述和比喻既生动又恰当，但还是会给人留下错误的印象。蒂雷纳的母亲是奥兰治家族的公主，他本人信奉尼德兰的军事思想，将按时发放粮饷视为最神圣的战争准则之一。因此，他只是因循而已。但在三十年战争的统帅中，他或许确实比同时代的人更多考虑后勤体系。1644年，当他已经迫使梅西将军退出弗赖堡，积极追击大有可能成功的时候，他决定放弃。他在回忆录中解释道：“与常年在德意志服役的老兵们一样，我们的全体步兵都习惯直接领到烤好的面包，不习惯自己烤面包，所以我们不可能跟着敌人去符腾堡，因为我们在那里没有准备好军需站。因此，我们没有渡过莱茵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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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忆录的其他地方，他也一再强调后勤，1654年阿拉斯解围战就是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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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雷纳的统帅生涯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从三十年战争末期和投石党战争至1659年《比利牛斯和约》签订；后期一直到他1675年去世为止，包括路易十四亲征之初的前几场战争。如前所见，后期的军队规模达到了前期的两三倍大，于是后勤体系逐渐成为重中之重，腓特烈大帝时期也是如此。因此，沿用克劳塞维茨的修辞，当时所有统帅手中的实战用剑都变成了阅兵用剑，但阅兵用剑也是锋利尖锐的，放到勇猛精干的击剑士手中也是凶器。蒂雷纳也懂得如何运用这把剑，发挥杀敌的威力。他没有巴纳的维特施托克会战那样的大战，也没有托尔斯滕松那样的长途远征，但他在1674年通过机动战将大选侯逼出了阿尔萨斯，正如1744年特劳恩以同样的方式将腓特烈大帝赶出了波希米亚。如果遭受失败，他会立即占据一处易守难攻的阵地，让敌军不敢再靠近（例如，1652年投石党战争期间进驻奥尔良），在这一点上消似腓特烈大帝。他偶然谈过一次会战的重要性（针对1646年的战事），说会战胜利的主要成果是掌控了一片地区，从而增强了自己，削弱了敌人。因此，蒂雷纳虽在战略发展史和伟大统帅的行列中占据一席之地，却不能被视为某种特殊战法的模范。我们更不能认为他代表着一种与腓特烈对立的理论，毕竟后者从未自称与法国元帅们有原则上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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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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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查理十二，我计划另写专著，这里只给出几条思路提示。就战略而言，查理十二仍然属于三十年战争的时代，因为他统率的军队人数少而多骑兵，能够驰骋于广大地域，且动机中的政治因素大于军事因素。1707年，查理离开萨克森，此时的他站在权力的巅峰，手下有16200名步兵和20700名骑兵（包括龙骑兵）。他在波尔塔瓦（Poltawa）会战中共有16500名战斗员，上阵者12500人。与三十年战争的情况相反，瑞典国王面对的不是旗鼓相当的对手，敌军虽素质低劣，但人数却大得多。俄军尚在组建过程中，且苦于本国士兵与大多来自外国的军官之间的对立。波兰国王的军队是一支缺乏纪律的中世纪征召军。指挥萨克森军的舒伦贝格（Schulenberg）将军向国王汇报说，他的部下一看到瑞典人就溃散了。21考虑部队素质的差异，再加上作战地域的广大以及当地的农业、道路、气候状况，那么对查理十二的征战史就必须要用完全不同于路易十四或腓特烈的标准来看待。出身维特尔斯巴赫家族旁支，头戴瑞典王冠的他不仅是世界史上当之无愧的最伟大的英雄之一，也是一位会战指挥得当、以个人的风姿与绝对的信心激励部下的伟大将军。不过，若说他是一位与古斯塔夫·阿道夫、腓特烈、拿破仑并列的战略家，则还是有所欠缺，光靠“不屈不挠”或“冒险家”这样的词是不能奠定战略家地位的。问题在于寻找并确定客观形势与主观品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前面讲过的双方军队差异和瑞典政治状况都必须纳入考量。强大的瑞典领土遍及波罗的海沿岸，甚至在北海边也有大片疆土，却仍然没有明确的政治方略，以至于老首相奥克森谢尔纳（Oxenstierna）竟然于1702年建议国王与波兰国王兼萨克森公爵奥古斯特（August of Poland-Saxony）议和，然后把军队租给外国君主，以为这样会增添国王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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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当年强悍的瑞士兵卒也是在这种状况下没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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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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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的权势与功业在七年战争达到了顶峰。他的战略原则一如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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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参战时知道自己占据无可置疑的优势。在10年的和平期，他大大提高了军队的规模和素质，远远超过了对手。他加固了西里西亚的要塞。他的国库里有1600万塔勒现金，而且他预计可以立即征服富庶的萨克森选侯国，合普鲁士与萨克森两国之力每年有750万塔勒的盈余，而腓特烈估算一场战役的开销不会超过500万塔勒。政治上，他明白哈布斯堡王朝与波旁王朝向来彼此嫉妒，于是估计法国只会给予奥地利微薄的援助，没有能力输送大量资金。他相信自己有英国相助，足以拖住俄国，即便拖不住，俄国也取得不了多大的战果；俄国与奥地利加起来都不能与他争锋，因为两国的经济太弱了。即便考虑弗朗茨皇帝拥有耶路撒冷皇帝的头衔，于是以个人名义给妻子预支一笔钱，那也用不了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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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王的估计，他的形势简直太有利了，以至于我们会有一个疑问：这难道不正是转向歼灭战略的恰当时机吗？普鲁士各团6天内即可完成动员；萨克森还没等集结军队就会遭到突袭；奥地利当时可以说毫无预备，而且先要填补平时空架子单位的缺额。1756年7月底，政治条件已经成熟，腓特烈本来有能力以压倒性的优势冲入波希米亚。在他兵临维也纳城下之前，我们看不出奥地利要如何做出普军无法克服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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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国王甚至连考虑过这些想法的迹象都没有。起初，当法军威胁要立即出兵时，他将进攻推迟了4周。这便给了奥地利备战的时间，也让萨克森得以将军队集中于坚固的皮尔纳大营。但腓特烈的算计是，如果他直到8月底才开战，那么法军当年便不能出动了。他之所以愿意接受以上劣势，是因为他本无意打一场歼灭战，只打算占领萨克森和北波希米亚一部。若非如此，法国的威胁自然会迫使他不要推迟进攻，反而要尽快动手，赶在法军长途跋涉到萨勒河之前解决奥地利。在这种情况下，“短促痛击，尽快以有利条件议和”（10年后便发生了这样的事）的原则是恰当的。但腓特烈的想法完全不同。他要求普鲁士参战应短促主动的要求不能按照现代意义去理解，而必须联系前一个时代那种延绵10年、20年乃至30年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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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腓特烈在这一年只是在皮尔纳俘虏了萨克森军队（1.8万人）并控制了萨克森就满意了，不仅拒绝与奥军决战，甚至再次撤出了波希米亚。他通过这第一次战役发现，战争要比他设想中更艰难。由于普鲁士骑兵违反国王命令，擅自出击导致失败，10月1日的罗布西茨会战实际上一开始是败了。国王本来已经离开战场，后来又被叫了回来，因为普军经过苦战从奥军轻步兵手中夺取了一处前哨阵地，普鲁士将军们以为那是奥军的主阵地。他们当时就以为会战打赢了。事实并非如此；奥军主阵地毫发无损，奥军与普军打得旗鼓相当。但普军最后还是成功了，因为布朗（Browne）没有意识到己方占优，于是就不接着打了。他的计划不是与普军交战，而是突然进至易北河对岸，也就是通过机动给萨克森军创造突围的机会，突围后来没有达成。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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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萨克森军投降后，腓特烈当年对奥地利发起一场歼灭战役不能说是一丁点可能都没有。他仍然具有相当大的优势，10万以上对8万。但这纯粹是教条的看法。腓特烈根本没考虑过，普军的内部结构也不允许采取这样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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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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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6年冬至1757年春，奥地利、俄国、法国三大国针对盛气凌人的普鲁士结成了令人畏惧的同盟。反普同盟酝酿很久了，但腓特烈不曾料到会以这种形式达成，而且直到腓特烈本人出兵时同盟才完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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