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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当年强悍的瑞士兵卒也是在这种状况下没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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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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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的权势与功业在七年战争达到了顶峰。他的战略原则一如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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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参战时知道自己占据无可置疑的优势。在10年的和平期，他大大提高了军队的规模和素质，远远超过了对手。他加固了西里西亚的要塞。他的国库里有1600万塔勒现金，而且他预计可以立即征服富庶的萨克森选侯国，合普鲁士与萨克森两国之力每年有750万塔勒的盈余，而腓特烈估算一场战役的开销不会超过500万塔勒。政治上，他明白哈布斯堡王朝与波旁王朝向来彼此嫉妒，于是估计法国只会给予奥地利微薄的援助，没有能力输送大量资金。他相信自己有英国相助，足以拖住俄国，即便拖不住，俄国也取得不了多大的战果；俄国与奥地利加起来都不能与他争锋，因为两国的经济太弱了。即便考虑弗朗茨皇帝拥有耶路撒冷皇帝的头衔，于是以个人名义给妻子预支一笔钱，那也用不了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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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王的估计，他的形势简直太有利了，以至于我们会有一个疑问：这难道不正是转向歼灭战略的恰当时机吗？普鲁士各团6天内即可完成动员；萨克森还没等集结军队就会遭到突袭；奥地利当时可以说毫无预备，而且先要填补平时空架子单位的缺额。1756年7月底，政治条件已经成熟，腓特烈本来有能力以压倒性的优势冲入波希米亚。在他兵临维也纳城下之前，我们看不出奥地利要如何做出普军无法克服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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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国王甚至连考虑过这些想法的迹象都没有。起初，当法军威胁要立即出兵时，他将进攻推迟了4周。这便给了奥地利备战的时间，也让萨克森得以将军队集中于坚固的皮尔纳大营。但腓特烈的算计是，如果他直到8月底才开战，那么法军当年便不能出动了。他之所以愿意接受以上劣势，是因为他本无意打一场歼灭战，只打算占领萨克森和北波希米亚一部。若非如此，法国的威胁自然会迫使他不要推迟进攻，反而要尽快动手，赶在法军长途跋涉到萨勒河之前解决奥地利。在这种情况下，“短促痛击，尽快以有利条件议和”（10年后便发生了这样的事）的原则是恰当的。但腓特烈的想法完全不同。他要求普鲁士参战应短促主动的要求不能按照现代意义去理解，而必须联系前一个时代那种延绵10年、20年乃至30年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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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腓特烈在这一年只是在皮尔纳俘虏了萨克森军队（1.8万人）并控制了萨克森就满意了，不仅拒绝与奥军决战，甚至再次撤出了波希米亚。他通过这第一次战役发现，战争要比他设想中更艰难。由于普鲁士骑兵违反国王命令，擅自出击导致失败，10月1日的罗布西茨会战实际上一开始是败了。国王本来已经离开战场，后来又被叫了回来，因为普军经过苦战从奥军轻步兵手中夺取了一处前哨阵地，普鲁士将军们以为那是奥军的主阵地。他们当时就以为会战打赢了。事实并非如此；奥军主阵地毫发无损，奥军与普军打得旗鼓相当。但普军最后还是成功了，因为布朗（Browne）没有意识到己方占优，于是就不接着打了。他的计划不是与普军交战，而是突然进至易北河对岸，也就是通过机动给萨克森军创造突围的机会，突围后来没有达成。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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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萨克森军投降后，腓特烈当年对奥地利发起一场歼灭战役不能说是一丁点可能都没有。他仍然具有相当大的优势，10万以上对8万。但这纯粹是教条的看法。腓特烈根本没考虑过，普军的内部结构也不允许采取这样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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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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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6年冬至1757年春，奥地利、俄国、法国三大国针对盛气凌人的普鲁士结成了令人畏惧的同盟。反普同盟酝酿很久了，但腓特烈不曾料到会以这种形式达成，而且直到腓特烈本人出兵时同盟才完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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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腓特烈打算保持守势，放弃没有坚固要塞掩护的西里西亚，将主力有序地调入萨克森，视具体情况待奥军或法军于某地逼近时再扑上去。因此，与之前在霍亨弗里德堡一样，他将主动权让给了敌军。这时，温特费尔德（Winterfeld）建议国王自己抓住主动权，4月就入侵波希米亚，在法军现身前击败奥军。国王反驳了他。奥军兵力可能不亚于普军，且与普军一样分为四路驻守于西里西亚和萨克森边境。这个季节的野外找不到人马所需的粮草，所有物资都要随军携带，普军的处境很艰难。若是一路奥军，尤其是位于埃格河下游、正对厄尔士山脉的布朗一路在坚固的要塞里，要是国王率军从德累斯顿前来，顿兵坚城，最后因粮草不继而被迫折返，那么其他几路普军就都危险了，整场行动也就失败了。于是，腓特烈完善了温特费尔德的计划，命令什未林迫使敌人向他靠拢，从永本茨劳（Jung-Bunzlau）出西里西亚，威胁布朗部身后，从而使其撤出坚城并为国王打开道路。这样一来，腓特烈便有望夺取奥军仓库，深入敌境，估计还能找到机会击败某路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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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与料想的方式不同。什未林抵达永本茨劳时运气不错，刚好保住了城中的奥军仓库。若非交了这次好运，他必将陷入绝境。尽管如此，他现在依然无法按预定方向前往利托梅日采（Leitmeritz）或梅尔尼克（Melnik），因为奥军在另一侧威胁着他，他也不能丢掉夺过来的永本茨劳仓库。23因此，国王的计划证明是不可行的，但其实也不必实施，因为布朗被突如其来的敌军吓坏了，已经放弃了帕什科波尔河（Paschkopol）畔埃格河后侧的坚固阵地，向布拉格撤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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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四路普军得以在布拉格城下顺利会师，奥军没能合兵一处趁着普军尚未会合发起进攻。恰恰相反，布拉格城中只有四路奥军中的三路，普军却集合了全部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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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军现在决定寸步不退，在布拉格城东列阵会战，结果被击败并困守于布拉格城内（5月6日）。但在他们即将被迫投降之际，援军到了。这支援军切断了普军与西里西亚的交通线，从而迫使普军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进行会战。6月18日，普军在科林战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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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腓特烈在这场战役中明确有寻求会战之意，而且最终意图是包围敌军主力并一举将其全部消灭，于是我们可能会以为国王在这场战役中转向了歼灭战略。那看起来可能很了不起，但细究下来，上述看法不会抬高反而会贬低国王的声望，既没有正确看待国王作为统帅的伟大之处，也不尊重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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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腓特烈意在歼灭，那就不免会受到转变思想太迟的批评。在战争的第一年，奥地利人还没有做好准备，他或许有能力通过歼灭战达成自己的目标；但到了1757年，普军的数量优势已经不够大了，实际结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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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们还不得不假定国王没有充分意识到自身计划的性质和规模。开战前不久，他将计划透露给了盟友英国国王和在普鲁士统军的莱瓦尔德元帅（4月10日和16日），但只字不提决战，只讲了自己准备夺取奥地利的军需仓库。他希望借此将奥地利人完全赶出波希米亚全境，或者按照他在另一封信中的说话，他希望将奥地利人赶到布拉格城南的伯劳恩河（Beraun）对面。对他来说，整场战役就是一场“奇袭”，打算在5月10日之前就解决战斗，以便调头对付法国或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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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假如他心口不一，其实是打算一击打垮奥地利，那么腓特烈在估算双方兵力上就犯了大错。因为即便他打赢了科林会战，也俘虏了被困在布拉格的军队，他能不能迫使无所畏惧的玛丽亚·特雷莎议和也是极大的未知之数。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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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757年战役应当与腓特烈的所有其他战役一样，也就是从消耗战略的视角去理解，再加上一个补充条件，即腓特烈在此役中最接近会战一端，因而最接近歼灭战略。他的基本观点没有变化，他也没有突然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有人批评他最初的战役方案“怯懦”到不可理喻，他的弟弟亨利则在科林会战后讥讽他“法厄同[66]陨落了”，两种批评意思相反，同样无理。如前所见，腓特烈最初的计划是让敌人先出手，然后他再各个击破。普军自己直扑向最近的敌人，也就是奥地利军，于是越出了计划的限度。最后又发生了完全意料之外的事情，奥军主力在布拉格会战后被困城内，让普军有可能将这支部队全部俘虏。腓特烈甚至在会战当日早晨都想不到这种可能性，因为奥军面北列阵，左依布拉格，因此正常情况下战败后应该穿过布拉格往南跑。凭借巨大的数量优势，腓特烈让基斯带着三分之一军队去布拉格城西，这支部队堵住了奥军从这个方向穿城撤退的路线。腓特烈还命莫里斯公子带着3营步兵和3队骑兵从布拉格上游方向渡过莫尔道河（Moldau），以便继续攻击撤退中的奥军。25这项行动由于浮筒不足失败了，但腓特烈本人也没抱多大希望，在回忆录中根本没有提及这道命令。由于奥军预计的撤退路线距离莫尔道河近4.5英里（约7千米），莫里斯手下的4000人大概发挥不了决定性作用。不过，腓特烈的这道命令证明他想要尽可能发扬战果，这一意图也近于歼灭战略。但当奥军的正面显然不可能从北面击破，普军只能绕弯从东边进攻时，战局整个就变了。奥军的应对手段是背靠布拉格城组成新的正面，最后被赶回了城内。普军直到次日才意识到这一点，自己都觉得惊讶，那时才意识到前日的胜利竟然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功。于是，迫使奥军因饥饿而屈服，进而俘虏奥地利全军的想法萌生了。但国王仍然在消耗战略的框架下行动，因为他考虑的不是得手后进军维也纳，逼迫奥地利求和，然后全力对付法国。相反，他的假定是自己要继续与奥地利交战，只计划派3万人去对付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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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困住敌方全军的大好运气到头来是命运的恶作剧。腓特烈后来在文中将战役计划的失败归咎于“布拉格会战完全是靠军队赢得的，将查尔斯公子全军赶进布拉格，而围城也化为泡影”。因此，认为腓特烈从一开始就准备围歼敌军，并为此提前派出基斯到布拉格城西的看法完全是误解。按照国王的作战原则，基斯部最初的真实目的与他在凯塞尔斯多夫会战中留在易北河北面的目的是一样的。他那时是为了保护去往柏林和西里西亚的道路交通，现在则是为了掩护与萨克森的交通线。由于他没有过河，所以他还有阻止奥军从这一方向撤退的任务，而且如果奥军沿着设想中的路线从莫尔道河对面撤退，他还要派兵去支援那边的莫里斯公子。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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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战役并不是按照预定方案实施的。方案的基本思想竟然证明是不可行的，即什未林从西里西亚赶来，威胁布朗侧翼，从而迫使其撤出埃格河畔的阵地。尽管如此，军队素质和战略最后还是带来了胜利，不单纯是交了好运。普军大胆的行动达到了突然性，成效惊人，一举令敌军丧胆，将帅不敢直缨其锋，放普军进入国境，丝毫没有抵抗。吊诡的是，敌军后来又在布拉格寸步不让，让入侵者如愿有了打一场会战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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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御驾亲征的国王有他一贯的逻辑，计划中容不得任何幻想，而现在正有人批评他怎么不去幻想。如果他最后去追求不可能达到的目标，然后失败了，后人就不会去苛责他，而会说：“我就是喜欢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如果他竟想用小心谨慎浇灭命运赋予他的天才之火，他怎么可能还是那个不断挑战命运，不在任何厄运面前低头的英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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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他打科林会战的原因不是“让困守布拉格的敌军胆寒”，也不是他以追求会战为原则，而是因为道恩已经逼近到眼前，腓特烈再也不能一边围城，一边保护通往西里西亚的道路沿线的仓库[位于布兰迪斯（Brandeis）和尼姆堡（Nimburg）]了。一个事实展现了腓特烈战略与歼灭战略的整体根本区别：甚至是离开布拉格去迎战道恩时，他也没有主动出击的愿望或计划，而只打算通过机动逼退奥军。奥托·赫尔曼有一个说法特别贴切，他说腓特烈认为自己有必要为在科林出击道歉。换作另一位统帅，他或许就要为没有出击而道歉了。因为腓特烈没有仓库就坚持不下去，也不能像拿破仑和克劳塞维茨所说的那样必须让道恩继续靠近，以便抽调围城部队来加强兵力。他没有别的选择，要么攻打道恩已经设好的营地，要么从布拉格撤围而去。万分紧急之下，腓特烈决定冒极大的风险攻打道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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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科林会战不是因为某个个别失误才失败的，而是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打赢，我们今天已经能看明白了。道恩是5.4万人对3.3万人而且占尽地利，不仅难以接近，而且从远处就能发现进攻方的一举一动。腓特烈曾先后在索尔会战（2.2万人对3.9万人）和洛伊滕会战（4万人对6万人）以少胜多，但索尔会战是一场奇袭，敌方或者在整条战线上，或者在成功突破的位置上完全没有料到普军会进攻，且奥军将领没有及时应对。而到了科林会战，奥军将领有能力也确实采取了及时应对，尽管是最后一刻才反应过来。腓特烈自以为再多4个营的步兵就能取胜，这是不可采信的欺人之语。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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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军撤出波希米亚后，腓特烈又想起了最初的战役构想，即不在冬季主动出击，等敌军靠近再动手。假如他自始至终贯彻这一构想的话，他在艰苦的战争中无疑会过得好一些，因为攻势战略已经不可能成功了。但是，他在布拉格和科林损失的数目可以用新兵替换，老兵的素质却补不回来。因此，现代评论者批评腓特烈的首次行动，执着于贯彻战役计划的看法似乎是完全错误的。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将首次行动称作“怯懦”当然是大错特错。战役方案甚至上升到了战术攻势的程度，而且如前所见，采取战略攻势不过是腓特烈一直都有的想法更进了一步。即便实质成果得而复失，但士气上的收获仍然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敌军将领对普鲁士国王做出的决策怀着非同寻常的尊重和真诚的敬畏。科林的失败并未损害腓特烈的声望，就连胜利者道恩元帅都没有看轻对手。事实上，腓特烈的声望反而更高了。他没有一蹶不振，而是愈发确信机动不足以取胜，必须努力逼迫敌军打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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