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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也纳政府的催促和女皇的命令下，道恩终于决心攻击普军了。奥军和俄军分别从两侧进入下西里西亚，中间现在只隔着一条奥得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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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只有3万人，奥军有9万人。7.4万名俄军被亨利王子的3.7万人拖住了。腓特烈自觉兵少不足以一战，只打算继续机动，保护布雷斯劳和施韦德尼茨两城不被围攻，就这样熬过夏天。就在这时，奥军的进攻计划挽救了他。在维也纳的催促下，道恩构思的方案不只是进攻战，更是一场歼灭战。奥军要趁夜三面合围，一举打垮国王的军队。普军自己也在夜里扑向劳顿指挥的2.4万人，在清晨时分奥军主力抵达前将其击退，于是这一路军再也不敢继续按计划完成行动了。因此，我们看到认为道恩完全不懂歼灭战思想的看法是绝对错误的。想打歼灭战容易，但道恩比谴责他的人更明白，对普鲁士国王实施这个方案是非常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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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格尼茨会战的胜利让国王摆脱了眼前万分危急的形势。随着这一年走向终点，他再次试图通过一记重拳扭转命运，遂于1760年11月3日进攻托尔高阵地中的道恩。他无论如何都不得不试着从敌人手中夺回萨克森，而且好像是要为自己开脱似的。他在回忆录中告诉我们，他必须用这一战赌普鲁士的国运，因为他之前没能将道恩从托尔高阵地中调动出来。胜利付出的代价极大，成果却依然有限，因为奥军只后退了3天路程且继续控制着德累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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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线阵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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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线阵可以理解为侧翼战法的一个子类，也就是按照当时的基本战术，以密集单一战线实施的侧翼战法。它只成功过一次，或者更合理地说，它只有一次是胜利的充分条件，那就是洛伊滕会战。腓特烈在洛伊滕会战之后只打过三场大规模阵地战，两场是对付俄军——1758年的曹恩道夫会战、1759年的库诺斯道夫会战——还有一场是对付奥军，即1760年的托尔高会战。国王在洛伊滕会战后发展了自己的战法，不只是沿着敌军正面行进至敌军一翼发起侧面进攻，甚至会整个绕过敌军侧翼从后方进攻，如果敌军没有同样转向的话。但由于敌军转过来了，所以机动的目的就没有达到，事实上打成了正面战。在曹恩道夫会战中，双方甚至这样来回转了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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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库诺斯道夫，俄军侧翼——我们简直不知道该叫它左翼或是右翼——被完全围住，但由于国王谨守正面必须严密的原则，所以一大部分俄军并未遭到攻击。这部分俄军不断向遭到攻击的友军派出增援，最终磨尽了普军进攻的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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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尔高，腓特烈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战法，我们仍可称之为侧翼战法的发展产物。他放弃了严密的正面，将大军分为两路，亲率一路沿着半圆形路线包抄位于北侧的奥军右翼，前后夹击奥军。这样做的难点在于，他不能确保前后两路同时发起进攻。他们既不能约定具体时刻，因为包抄行动的用时没有办法准确估计，又不能依赖会受到风力和天气影响的信号。国王率领的外侧纵队要走的路程不小于18英里（约29千米），还要途经森林。不管是国王进攻早了，还是齐滕进攻迟了，两路没有在同一时间出击。43但仗还是打赢了，因为拉齐（Lascy）指挥的一大批奥军由于不确定齐滕会从何处进攻，于是一直留在左翼，令右翼孤军奋战。与国王一路交战已经深深震撼了奥军，现在齐滕又从另一面攻来，奥军再也顶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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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1758年6月23日），不伦瑞克公爵斐迪南（Ferdinand of Braunschweig）曾在克雷菲尔德（Crefeld）用完全相同的办法攻击法军，他将部队分为间隔很大的三路，其中一路是抄敌人的后路。尽管法军统帅克莱蒙王子兵力优势极大，处事却不够果断，没能亲率部队去迎击孤立的某一路敌军。他甚至在主力没有真正交手之前就下令撤退了。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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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严厉批评了克雷菲尔德和托尔高两场会战中的分进合击，说这种做法违背了战争艺术的所有法则。孤军是有可能被打败的。他还说托尔高会战是腓特烈唯一一场没有显示出天才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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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会发现拿破仑的判断完全可以反过来看，认为分进合击恰恰是创造精神，它让一种已经失去活力的传统作战样式得以回光返照，拿破仑的批评忽略了不同时代战术的区别。道恩在托尔高会战中趁着国王绕路包抄时攻击齐滕，这确实并非不可能做到，但道恩做出这一决策并迅速实施的概率不如腓特烈放手一搏的概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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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1—17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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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列格尼茨和托尔高打了胜仗，但腓特烈在1761年的处境比库诺斯道夫会战和马克森会战后还要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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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无力再战；他让部队躲在野战工事后面[博莱斯瓦维茨（Bunzelwitz）]，逐渐丢掉了格拉茨（Glatz）、施韦德尼茨和科尔贝格要塞。诚然，奥军也到了强弩之末的地步，于是玛丽亚·特雷莎决定裁军（1761年12月），她供养不起钱粮了。每个团裁掉两个连；军官半薪解职，在其他连找到空缺职位者除外。45尽管如此，奥地利依然有信心赢得战争，而1762年1月5日女沙皇叶卡捷琳娜（Czarina Elizabeth）的驾崩彻底改变了局势。俄国不仅退出了与奥地利的同盟，还站到了普鲁士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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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俄国转换阵营，腓特烈现在具有了数量优势。但他不再寻求决战，而是从一开始就以成功的机动为战役的基础。1761年底，奥军夺取了施韦德尼茨要塞，并以其为基础设立了西里西亚冬季营地。普军被推回了布雷斯劳。国王没有动用就是山这一侧集结的部队向奥军发起孤注一掷的进攻，而是派出一大批部队（1.6万人）去上西里西亚，通过包抄行动迫使道恩撤回施韦德尼茨后面。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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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试图将敌军引出阵地，一开始是通过攻打左翼的一处哨所，但被打退了。接着他又北出特鲁特诺夫山口，入侵并蹂躏了波希米亚。但道恩没有被冲昏头脑；他及时保住了位于布劳瑙（Braunau）的仓库，同时留守施韦德尼茨。入侵波希米亚本来很容易招来马克森会战那样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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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腓特烈退出了波希米亚。这表明他绝不单纯是因为实力虚弱和不够果断才采取机动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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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部队交给维德（Wied）指挥。维德之前一直在与奥军左翼周旋。经过连续3天的夜间行军，普军绕过施韦德尼茨后扑向奥军右翼，出其不意地袭击了位于比克斯多夫（Burkersdorf）和洛伊特曼斯多夫（Leutmansdorf）两地的哨所，它们与奥军主力距离约为2.5英里（约4千米），负责掩护主力侧面。奇袭取得了成功，尽管路途极为崎岖。道恩此时不得不远遁山中，普军终于能对施韦德尼茨展开围攻了。由于围城战一直延续到10月9日，所以它标志着战役的结束。腓特烈此举绝没有背叛自己的原则，而是他认为当时的形势可以让他免于风险和成本巨大的会战，于是便顺势而为。6年前，他为了夺取萨克森而开战，如今看来这个目标无论如何是达不成了。现在的问题只是维持现状罢了，不打会战似乎就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当然，会战胜利能加快最终的决断，但经历了那么多的腓特烈现在已经很靠近他的战略中的机动一端了，于是他放弃了在有利条件下打会战的机会。他早已放弃了普鲁士打仗必须“短促主动”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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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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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入侵波希米亚的路线几乎与88年后（1866年）完全一样。腓特烈从西里西亚出纳霍德山口，亨利王子从北面的劳西茨山出发。1866年，这次向心攻势引发了柯尼希格拉茨决战；1778年，列阵于易北河上游和伊萨尔河（Isar）之后的奥军让普军陷入了僵持。1866年的奥军也一度占据了同样的阵地。时代已经完全不同，战略也随之变化，这从事件的反差中就能看出来。1866年，普军能够发动一场决战，结束了战争；战斗总共打了7天。1778年，双方只是对峙观察和小规模推进，普军3个月后越过波希米亚边境的山地回去了，还将这场战役称作“马铃薯之战”，因为它依靠的是采收当时才大规模种植的马铃薯。与1866年一样，双方兵力大致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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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统帅腓特烈留给后人的印象自然主要是，他不得不与兵力优势巨大的敌人交手，不仅稳住阵脚，还击败了对手。而为了理解他的战略，我们当然也必须考察那些他与敌军兵力相当或多于对方的战役，这些战役其实是占多数的。在他的12次战役中，他有4次（1741年、1742年、1756年、1762年）显著兵力占优，有三次半（1744年、1745年、1778年和1757年前半段）大致与敌军兵力相等，剩下的四次半（1757年后半段、1758年、1759年、1760年、1761年）中敌军兵力占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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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7 战略家腓特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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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战术从文艺复兴至腓特烈大帝之间发生了深入乃至地动山摇般的变化，但战略原则还是原样。大纵深的密集步兵方阵变成了窄长的线阵；长矛兵和斧枪兵变成了火枪手；单打独斗的骑士变成了紧密团结的骑兵方队；稀少笨重的大炮变成了数不清的炮组。但将道在几百年间保持了同样的样貌。我们一次又一次见到同样的情形，见到在同样的动机下、以同样的方式做出的决策。双方很少直接向敌人扑过去决一胜负；双方或者自觉较弱的一方常常要寻找难攻不落的阵地；会战打响或者是因为一方认为时机有利——比如在敌方修好野战工事前发起进攻（1620年白山会战；1704年赫希施泰特会战），或者是围攻要塞时。1512年拉文纳会战、1634年讷德林根会战、1709年马尔普拉凯会战都是由此而起：较强的一方计划围攻要塞，对方为了阻挠围城而在附近占据有利位置，结果遭到攻击。科林会战与上述会战的区别只在于围城军往外走了一段距离去打援。反过来的情况也有，援军攻打兵力更强但忙着围城的敌军：1525年帕维亚会战、1706年都灵会战。七年战争多是围绕攻城守城展开的，如布拉格、奥尔米茨、德累斯顿、施韦德尼茨、布雷斯劳、屈斯特林（Küstrin）、尼斯、格拉茨、科瑟尔（Kosel）、科尔贝格、格洛高。查理五世与弗朗索瓦一世之间的争斗、三十年战争、路易十四的历次战争都是如此。在做出决策的方式上，古斯塔夫·阿道夫打布赖滕费尔德、吕岑会战的决定与腓特烈大帝打洛伊滕、托尔高会战的决定如出一辙。每一个时期、每一场战役、每一位统帅的决策都表现出了同样的个人素质，这是值得深思的。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吕岑攻击瓦伦斯坦是不想让他在萨克森过冬，腓特烈在洛伊滕和托尔高攻击奥地利人分别是不能允许他们在西里西亚和萨克森过冬。尽管形势有类似之处，但也有相当的差别，因为腓特烈两次面临的危险都比瑞典国王大得多。另一方面，远征与灵活性为托尔斯滕松的战略赋予了别具一格的风味，但基本原则与古斯塔夫·阿道夫并无差别。甚至统帅个人的征战经历中都能找到令人印象深刻的相似点：欧根和腓特烈的最后一场大战都是损失惨重而战略价值有限，前者是马尔普拉凯会战，后者是托尔高会战，于是两人在之后的战役中再也不主动寻求决战了。用一个古已有之的典故来形容，马尔普拉凯会战是一场“皮洛士式的胜利”，托尔高会战也好不到哪里去。因此，从世界军事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提的问题不是腓特烈为什么在1760年以后如此靠近机动战一端，而是为什么明明有伟大统帅的成例在前，他仍然禁不住会战的激情。我们已经看到，是普鲁士军队素质的提升及其战术机动性最终引发了看似可行的斜线阵思想，同时让一位天才而大胆的统帅看到了发动决战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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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会战本身最大的战术成果也是有限的，不能指望就此达成和议，但会战的附带好处却非常重要，令统帅无法忽视它们，甚至可以为了这些好处而保存兵力，回避大会战。在三十年战争中，绝大部分可用兵力都被用来把守无数座设防的城池，参加会战的兵力都很小。在欧根和马尔伯勒身上——腓特烈也一样——我们一次又一次见到决战有兵力缺席的现象，而从理想角度看，这些兵员本来是可以参加决战的。腓特烈在1748年的《战争原理》中阐述了一条原则，说同时受到多面进攻时，“必须将一个省份牺牲给一方敌人，同时集中全部力量猛攻其他敌人，迫使其参加决战，用尽全力击败之，然后再派兵去打别的敌人。”当他预料到的形势在1756年真正出现时，他却不愿牺牲一个省份，因此也没能集中全部“力量”。他在《战争原理》中还说：“这种战争必然要求士兵大量行军，令士卒疲惫，由此会将军队毁掉。而且这种战争旷日持久，结局不会好看。”因此，他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应用了后世理论中所说的“内线作战”原则。尽管他特别看重以会战决胜负，但他知道自己做不到真正的歼敌，因此保护本国省份和具体行动中的仓库对长期战争的意义并不小于会战。因此，当他又一次提到集结全部兵力于一处的理论观点时，那对他来说只是绝望中的最后手段，目的是光荣地死去。1761—1762年冬是形势危险到极点、外部支援完全断绝的关头。1762年1月9日，在收到女沙皇去世的消息前几天，他集中兵力的方案说给了弟弟亨利王子听，亨利答道，集中全部兵力于一处就是将别处的所有省份和仓库都牺牲给敌人。国王本人也是同样的想法，尽管他的基本原则是会战兵力要尽可能大，但他总是只用部分兵力打会战，因为还要有掩护部队。假如他不考虑防御因素的话，那么他原本可以将更多兵力投入到凯塞尔斯多夫、布拉格、曹恩道夫、库诺斯道夫的战场上。在他围攻奥尔米茨时，俄军进抵奥得河畔，威胁到了柏林。亨利王子想率领萨克森的部队与多纳伯爵部会合，与俄军作战，夺回莫拉瓦河流域。但保护萨克森对国王来说太重要了，于是该计划没有执行。同样的事情一再发生，表明这不是偶然失误，而是原则问题。集中全部兵力的做法容易被视为畏途，因为兵力越大，驾驭越困难。二三十个营一字排开，整齐前进的难度高到无可衡量。1人们考虑的不是集中尽可能多的兵力，而是应不应该给军队规模定一个上限，加大兵力会不会成为最好不要的累赘。人们会思考最优兵力的大小，也就是一支军队正常应该有多少人。马基雅维利当年认为是2.5万人至3万人。他说，这么大的军队能够安居阵地而不至于被迫出战，因此能够拖垮兵力更大的军队，大军毕竟不能持久集结。2蒂雷纳只想指挥兵力不太大（最多两三万人），但骑兵占到一半的军队。3类似地，蒙泰库科利不想指挥3万人以上的部队。“会战斗智多于斗力，”他写道，“所以人多未必就是好。”过分庞大的军队是无用的。4兵力上限后来有所增加。萨克森元帅说是4万。弗莱明（Fleming）写于1726年的《德意志军人全说》（Der volkommene Deutsche Soldat）第260页写道：“一支坚定守纪的四五万人的军队无不可为；说实话，它是有希望征服全世界的。兵力再多就是赘余，徒增麻烦和混乱。”半个世纪后，吉贝尔（Guibert）将上限加到了7万。5甚至到了拿破仑时期，莫罗（Moreau）据说还讲过正常兵力是4万的话，圣西尔元帅（Marshal St.Cyr）则宣称统领10万以上的大军非人力可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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