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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腓特烈过分依赖士气因素时，道恩却成功鼓起了勇气。1758年10月14日，他在霍基尔希（Hochkirch）向营地选址不慎的腓特烈发起进攻并大败之。腓特烈这一次亡羊补牢的办法也不是打赢另一场会战，而是精心规划，快速行军，令奥地利人无法利用和保住占领西里西亚、萨克森境内多处要塞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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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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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在战争的第四年转变了战略，决定采取战略防御的方针；他其实在1757年就有过这样的考虑。他现在打算留在包括萨克森在内的国境之内，让敌军自己过来。我们知道1757年和1758年的两场宏大攻势分别在布拉格和奥尔米茨失败了，但之后的防守行动都成功了。腓特烈在1758年底写了一份备忘录，说失败的原因是奥军防守能力提高了。据说奥军已经凭借筑营术、行军战术和炮火成为防御大师。奥军布阵通常是两侧皆有依凭，周围由无数火炮支撑，部队排成三线：一线正面有缓坡，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扬火力；二线在高处的战壕中，是战斗最激烈的位置，骑兵夹杂其中，只要来攻的敌人有动摇迹象便立即上前出击；三线的任务是增援敌军重点进攻的地段。火炮放在两侧，就像要塞的布置一样。骑兵在开战前夕发起进攻的做法仍然常见，但在这样的阵地和炮火面前似乎已经完全失去了可行性。现在，骑兵一开始会留在手里，等到最后的紧要关头和追击时再投入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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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现在寄希望于奥军因为要夺取西里西亚，迟早会被引到平原地带，从而带给他翘首企盼的进攻机会。谨慎的道恩没有这样做，于是腓特烈最后不再管他，试图去攻打诺伊马克城下的俄军。他尝试了3次：1758年8月25日在曹恩道夫，1759年7月23日在卡伊（Kay），1759年8月12日在库诺斯道夫（Kunersdorf）。1758年曹恩道夫会战的结果已经是不如人意；普军在之后的卡伊会战和库诺斯道夫会战更是彻底被击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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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诺斯道夫会战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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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9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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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军和劳顿部布阵于奥得河右岸的法兰克福城下。腓特烈自南边来，从俄军身边走过，然后在俄军阵地以北渡过奥得河。由于俄军北边有低洼地掩护，他又绕了俄军一圈，以便从东南边包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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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军计划纯粹从侧面进攻，起初取得了很大成效，俄军战线似乎注定要被席卷了。但攻势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俄军正面的南侧也有多处池塘和溪流掩护，普军的进攻正面非常狭窄，尤其是1.3万名骑兵完全无法发挥作用。为免阵形分散，国王不愿意让左翼绕过正面障碍物进攻。于是，俄军一次又一次从没有受到攻击的半边战线投入有生力量，终于凭借数量优势打垮了普军。克劳塞维茨（10：99）有言“或许可以说，国王在这里掉进了他自己挖的斜线阵的陷阱里”，总参谋部著作证实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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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诺斯道夫会战中的侧面进攻比洛伊滕会战时还要明确，因为普军将全部兵力展开于俄军东翼。两场会战中的兵力对比情况大致相同。令普军在洛伊滕取胜，而在库诺斯道夫落败的区别有四点：第一，洛伊滕会战中的奥军正面非常长，受到攻击的一翼无法得到未受攻击的一翼的支援；第二，库诺斯道夫会战中的俄军阵地要有利于防守得多，正面本身和正面前方都是如此；第三，俄军已经占据阵地8天，修建了工事和鹿角；第四，由于正面有屏障，俄方中军没有受到攻击，因此很容易增援受到攻击的一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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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因此经常被人批评，尤其是拿破仑，批评他没有在库诺斯道夫动用更多兵力，毕全功于一役。总参谋部著作（10：84）罗列了他没有那样做的理由，却反而模糊了最重要的一点，即这些理由只有在腓特烈确实且必须依照消耗战略原则行动的假设下才适用成立。假如腓特烈愿意让事态发展到暂时放弃萨克森的地步，他本可以在卡伊会战中派亨利王子率军支援韦德尔（Wedel）。假如他愿意冒失去一部分西里西亚的风险，他本可以将富凯调至施冒特采芬（Schmottseifen），这样在库诺斯道夫决战时就能兵力大增。但总参谋部著作中最不能接受的一点（第85页）是，它说腓特烈不可能任由局势发展到让道恩有可能“带着大部队跟在自己后面”。事实上，这句话或许应该整个倒过来。如果道恩直接尾随腓特烈，他就会离开自己的坚固阵地，最终给普鲁士国王送上期盼已久的机会，也就是在野战中攻击奥军。俄军无法干预，因为他们还在奥得河对岸。这样一来，局势便类似于1815年的拿破仑，他当时希望在两天之内用同一支军队先后击败普军和英军。但腓特烈不能指望部队达成这样的功绩。曹恩道夫会战前的事件也应当这样来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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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挺过了库诺斯道夫会战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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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考察七年战争时往往几乎只从腓特烈国王的功绩和战略角度出发。但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七年战争真正的根本问题在于，腓特烈何以能在库诺斯道夫战败后存活下来？这个问题不能用敌人的无能、不团结、“愚蠢透顶”挽救了他来解答。萨尔特科夫（Soltikoff）和道恩绝非行事没有理由的无能之辈，这些理由值得我们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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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国王预计敌军打赢会战并会师后会发起追击，攻打并消灭他的军队，占领柏林，从而结束战争。按照现代人的看法，这大概是理所当然的。维也纳最高战争委员会也是这样要求的。委员会致信道恩，要他切勿再让敌军脱离双眼与双手所及的范围，应奋力追击并彻底消灭敌军。但尽管普军遭遇惨败，达成这一任务也绝非易事，更非理所当然。腓特烈本人的证词不够可信。哪怕他确实相信万事皆休，希望退位并将最高统帅权交给芬克将军（General Finck），但那只是因为他碰巧是一个比诸如拿破仑这类人敏感得多的人，惨败给他留下的震恐印象不能作为评判局势和对手行动的客观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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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诺斯道夫战场上的普军有近5万人。尽管会战当晚国王身边只剩下1万人，但大半部队其实保全了下来，而损失固然足够惨重，但也仅限于1.9万人和火炮。除了这些人外，国王还有亨利王子和富凯手下的两支部队，外面还有几股小部队，加起来约有7万人。因此，尽管普军遭受了骇人的失败和重大的损失，但可用之兵依然有很多，可战可走。会战后敌军没有直接发起追击，于是失散人员在之后几日里重新集结于战场28英里（约45千米）外的菲尔斯滕瓦尔德（Fürstenwalde）。这并非稀罕之事，因为我们知道追击在任何时代都是很难的，在当时的重要性很低，甚至普军也是如此，而且俄军和奥军在库诺斯道夫会战中也蒙受极大损失（1.7万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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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们过一段时间再恢复行动，那就必须攻打国王在施普雷河（Spree）后面的阵地，而且国王后面还有劳西茨山中亨利王子的部队。鉴于俄奥联军有极大的数量优势，因此攻打无疑是可行的，但前提是两军统帅同心同德，坚决果断。经验表明，盟友之间极难实施这种合作；不仅是将军们有不同意见，不同意见的背后更有巨大的利益分歧。对俄国人来说，针对普鲁士国王的战争只是一场外交战，他们没有任何承受无止境的风险和损失的内在驱动力。他们不愿意为了奥地利人牺牲自己。而向腓特烈国王发起进攻总是有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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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特科夫有过他再也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总参谋部著作，11：82）、甚至不愿意与敌人再有半分瓜葛（总参谋部著作，10：305）的惊人之语。卡伊和库诺斯道夫两场会战的胜利已经让俄军精疲力竭，不再有大举行动的充沛士气，而如果俄军不配合，奥军本身尽管仍然具有数量优势，却还没有强大到能让奥军觉得继续进攻风险不大的地步。因此，道恩只是秉承了个人品性和从一开始拒绝重拳出击、速战速决时就设定的原则。虽然攻打腓特烈国王、攻打亨利王子或进军柏林的想法得到了反复考虑，但这些冒险行动最终还是被否决了。奥军统帅宣称，就是攻占柏林也不算真正的收获，因为奥军在物力耗竭的马尔克地区没有冬季营地可驻扎。因此，两位统帅同意先等待皇帝军占领普军撤出后的萨克森，夺取德累斯顿（事实上也做到了），继而占领西里西亚的冬季营地，攫取大捷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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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库诺斯道夫大捷之威彻底降服普鲁士的想法必须被视为另一种看法的对应物，即腓特烈国王应该将亨利王子的部队也调来攻打俄军。这两种行动都不符合那个时代的整体状况与思维框架。如果我们不要求腓特烈做其中的一件事，那也不能要求道恩做到另一件事。两人都没有做出不可理喻之事；相反，他们是按照自己的原则行事的，这些原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在库诺斯道夫会战中被击败的不是普鲁士全军，而只是普鲁士的一半军队。联军现在利用大捷保住了萨克森和西里西亚，这已经是相当大的成就了，联军可以假定下一场战役就能迫使普鲁士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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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无法付诸行动，因为联军意见不统一，腓特烈国王则积极大胆地运用仅存的兵力，于是敌军最后退回了前一年占领的冬季营地，只保留了德累斯顿一城。不理解两极战略性质的现代理论家通常对机动评价不高。让他们研究一下普鲁士在霍基尔希会战失败后是如何通过机动保全下来的吧，库诺斯道夫会战后也一样。战后3周后，局势发展到了俄奥两军真的计划攻打国王军残部和柏林的地步，这时亨利王子没有从南方背刺联军，反而向南而去，远离联军，其目的是攻击联军交通线并夺取联军仓库。道恩立即折返，放弃了进军柏林的计划，俄奥两军再次远远隔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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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夺取西里西亚的计划实施了，奥军主力正在萨克森。要想能留在西里西亚，俄军至少必须占领格洛高。但在俄军抵达这座要塞之前，腓特烈国王已经强行军赶到了一处让俄军必须先攻击他，然后才能展开围城的阵地。尽管俄军有很大数量优势（劳顿部还在），但他们无意挑起攻势，更不用说他们本来在同意征服西里西亚的整个计划时就不太情愿。对他们来说，西里西亚距离他们在维斯图拉河下游和东普鲁士的基地太远了。奥地利人把他们拉到这么远的地方主要不是为了议和时获得西里西亚，而是因为它对奥军行动来说距离最近、最方便，后勤也有保障。但俄国人觉得不仅让他们长途跋涉，还要让他们暴露于来自马尔克和波美拉尼亚的侧面攻击之下，这个要求实在是过分无理。他们认为前进这么远甚至可能丢掉东普鲁士。41因此，萨尔特科夫从来没有认真对待奥地利提出的围攻格洛高的建议。要不是腓特烈国王最后鲁莽地派芬克插入奥军后方，导致芬克在马克森（Maxen）投降的话，那么库诺斯道夫战败的影响肯定就完全消除了。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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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9年秋，国王怀着最大的真诚反躬自省，他在想自己爱打决战的倾向是不是正道。他反思了瑞典国王查理十二的命运，写下了前文引述过的观察成果。他说，查理十二有很多次本来是可以少流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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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战不可的情况当然是有的，但只有当我方战胜得益大，战败代价小，当营中或行军中的敌军疏忽大意，或者当一场决定性胜利便可迫使敌方求和，我方才应该做出开战的决定。此外，大部分轻易被引入会战的将军肯定是因为不知道还有别的办法。这是才能平庸的迹象，而绝不值得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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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着说没有智慧的勇气一无是处，而且从长远来看，思虑周全的头脑胜过不假思索的大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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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从那时起不再想着与俄军交手，哪怕是在非常有利的条件下。他执拗地将注意力集中于寻找奥军破绽，但我们通过细致考察会发现在战争的前五年里，他在洛伊滕会战后其实只与奥军有过一场激战，那就是托尔高会战。之前在列格尼茨（Liegnitz）采取主动的不是他，而是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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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格尼茨会战与托尔高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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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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