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100220 反击在4个月后到来了。1793年3月18日，法军在内尔温登被奥军击败，退回了边界。但与此同时，国民公会（National Convention）早于2月24日决定将志愿招兵改为强制征兵，首批征召30万人。兵员由各地自选或抽签决定。因此，这部法律很接近义务兵役制，但遭到大部分法国人民的反对并遭到否决。国王被处死时，旺代（Vendée）风平浪静。但现在农家子弟要为反宗教的共和国打仗，于是整个乡村都起来举事了，外省大城里昂、马赛、波尔多闻风而动，83省中有60个随之而起。只有巴黎所在的塞讷河盆地和战区对国民公会保持忠诚。奥地利、英国、普鲁士、皮埃蒙特、西班牙军队自外犯境的同时，一场残酷到骇人听闻的内战席卷了法国腹地。尽管如此，因为对手内部不和，共和国顶住了外敌；由于1791年和1792年由志愿兵组成的民主化军队依然效忠，共和国打赢了内战。春季四处招兵之后，法国在夏季顺利推行了理论上的普遍兵役制（levée en masse）（1793年8月23日）。全体18岁至25岁的未婚适役男子均应征入伍，不得找人代替。于是，据欧马勒公爵估计，法军战斗员数目在1794年1月1日增长到了——当然，肯定没有传闻中说的百万大军——77万人，其中约有50万部队对付外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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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22 这让法军具有了远超旧列强佣兵军队的兵力优势。法军在1793年9月8日的翁斯科特会战（Handschoten）和1793年10月16日的瓦蒂尼会战（Wattignies）都占据数量优势，分别是5万对1.5万和4.5万对1.8万。但他们没能赢得真正的优势，因为实施恐怖政策的政府无力维持人群秩序。9000名旧军官中有三分之二（约6000人）离开了军队；只有3名将军——屈斯蒂纳（Custine）、博阿尔内（Beauharnais）和比龙（Biron）——留了下来，而且都上了断头台。因此，法军必须自下而上地形成一支新军官队伍。国民公会长期对旧王军满怀疑窦，所以不愿意放弃独立的志愿兵营，为建立新军官团平添了困难。曾拿下美因茨的屈斯蒂纳将军按照当时的惯例威胁要枪毙逃兵、哗变者和煽动者时遭到了战争部长布绍特（Bouchotte）的批评，因为自由人下令的效果不能用恐惧来保障，而要通过同胞兄弟之间的信任来达成。屈斯蒂纳答道，自己是一名优秀的共和主义者，不会把一个傻瓜奉为神灵，哪怕那个人是部长。于是，屈斯蒂纳就上了断头台。不过，曾任上尉并于1793年8月被公共安全委员会征辟为战争部长的卡诺（Carnot）议员整合了旧式线列步兵团与志愿兵营，重建了一支堪用的军官团，而且成功对无序、浪费、贪污行为进行了一定的约束。完全无用的兵员再次被遣散。在开战后的第三年（1794年），战争本身让法国形成了一套新的军事体系。在其过渡时期种种对立的特征和现象同时存在。埃利将军（General Elie）曾说，新编营上战场时高喊着“共和国万岁”“山岳派万岁”“必胜”，但子弹刚飞过来，口号就成了“我们输啦”，敌军进攻时又成了“自己逃命吧”。掌管战争部后，卡诺不得不将2.3万名军官解职，因为留在军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奔着当官去的，不想当兵。但另一方面，革命军在少数指挥得力的情况下打得很好，甚至在1793年也一样，土伦围城战就是一个例子，围城军司令是良将迪戈米耶将军（General Dugommier），国民公会派来的政委是愤世嫉俗但勇猛积极的巴拉斯（Barras），炮兵主官是波拿巴少尉。3旺代内战的情况非常类似，举事的农民军和共和国的国民卫队都一样。冯·博古斯拉夫斯基将军（General von Boguslawski）写过一本很好的相关著作（柏林，1894年），书中全面可靠地介绍了征召民兵取得了哪些成就，又有哪些事是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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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24 随着战争的拉长，法军的弱点逐渐被克服，稳定的编制重新出现，但这些单位还是反映了革命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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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26 1796年，时任中尉，后升任将军的萨克森军人蒂尔曼（Thie-lmann）就从大革命战争前线写信给国内说道：“正在与我们交战的大国很快就会为我们规定战争的法则，掌握和平的进程了。我们对这个国家唯有钦佩而已。我昨天俘虏了一名骠骑兵军官，他举止高贵，我们中间恐怕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41808年，他在一份备忘录中记载道：“德意志士兵比法国士兵更信宗教，但法国人更守道德，因为荣誉原则对法国人的影响要比对德意志人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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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28 新军的民主化还带来了一项特殊的优势，那就是军官的要求降低了。辎重队的规模得以大幅缩减，因为军官现在只允许携带必要的行李。毫无疑问，文献中对下至中尉的旧军官带上战场的细软有所夸大，但当官兵差距缩小时，军官在明面上的奢侈品自然不能比士兵高出太多。一名普鲁士中尉配一匹坐骑和一匹驮马，5上尉有3匹到5匹驮马，而且部队后面跟着一大堆超编车辆是常有的事。当然，普鲁士有人说法国军官用不着那么多器物，因为法国军官的社会阶层其实与士官无异，而普鲁士军官可是贵族，如果与普通士兵等量齐观，他们会觉得受到了侮辱和折杀，跌份。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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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30 不仅是军官，法国士兵在保卫祖国时也必须忍受传统佣兵不可能忍受的匮乏之苦。军队取消了帐篷，士兵露宿野外，而每个普鲁士步兵团后面都会跟着至少60匹运帐篷的驮马。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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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32 新军制也带来了新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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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34 尽管有些许差别，但18世纪军队基本都是由职业军人构成的——一面是遵循传统骑士荣誉和忠诚观念的军官，一面是大体上麻木不仁的士卒。军纪将他们铸造成紧密的战术单元，组织越紧密，声望就越高。最理想的类型是3排齐射线列。共和国新军不再是为主子效力的佣兵，而是充盈着一种特殊的观念，一种崇尚自由、平等、保卫祖国的新世界观。这些思想丝毫没有因起初的志愿从军被法定兵役取代一事而失去力量，反而产生了一种根本上不同于旧式雇佣兵，并能练成卓越精兵的可造之材。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记住甚至大革命前的法国人团就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民族精神。当然，这种精神还没有军事上的威力，事实上在大革命期间甚至导致了军纪糜烂和旧军队瓦解，但它接下来导向了新的共和精神，推动了转折的进程。新战术也是如此。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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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36 一开始，共和国新军自然试图采用传统的阵形，但达不到要求。他们缺少线列推进和齐射开火所需的纪律和操练。既然士兵不可能排成线列行动，于是就编成了大纵深的纵队，纵队前方和两侧有挑选出来的枪法好的人提供火力，甚至会有整个的散兵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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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38 这不是一种全新的战法。不仅克罗地亚兵和潘都尔兵在与腓特烈大帝交战时惯用散兵战法且取得了巨大成功，普鲁士也出于同样目的组建了独立营。法军早在奥地利继承战争中就已经将独立的轻步兵连加入了线列步兵团。但这些单位的主要用途不是在战斗中支援线列步兵，而是执行不太适合正规步兵的次要作战任务——侦察、巡逻、劫掠。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民兵击败了英国正规军，这方面他们的经验要更进一步。美军在火绳枪兵以外组建了专门的轻步兵营，燧发枪营，而且每个连都有一定士兵装备来复枪。发明于15世纪的有膛线的枪（Büchse）优点是精度高，滑膛枪的好处则是装填快；两者的区别类似于弓和弩的区别（第3卷）。但许多理论家认为装填速度更重要，因为认真瞄准在激烈的战斗中本来就不是常事，而且随便打出的几发滑膛枪弹的威力也要比用心瞄准的一发来复枪弹更大，尤其是前者采用密集阵形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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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40 法国革命军的散兵后面是作为后备力量和决胜冲锋力量的纵队。散兵战法有先驱者，大革命战争中的纵队战术也一样。但前者诞生于实践，后者则起源于理论。为了增强火力，步兵战术的发展历程导致阵形不断变浅。但浅线列不仅是为了射击，也是为了最后的冲锋。由于行进间开火难度大，所以普军有时甚至有不开火直接冲锋的计划。这种做法很快就被放弃了。但有理论家指出深纵队的冲锋威力不可与浅线列同日而语，尤其是法国人福拉尔。纵队必然会突入线列并将其击溃。甚至有人主张重新为纵队配备长矛，取代装有刺刀的枪。沙恩霍斯特的长官兼导师利珀伯爵（Count Lippe）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沙恩霍斯特年轻时也表示赞同（1784年）。91778年的一次由当时最有才干的法军将领之一，布罗伊公爵指挥的法军演习也是先火力准备、后纵队冲锋的做法，预示了新的战法。10事实上，早在七年战争中的贝尔根会战（battle of Bergen）（1759年4月13日）中，布罗伊手下的步兵就已经这样做过了。在七年战争到法国大革命战争之间的一整代人的时间里发生了一场围绕线列与纵队优劣的论战。尽管线列一方总体上占据上风，但1791年的法军操练条令——当时已经是大革命期间了，但革命精神尚未触及条令——除线列以外还给出了几种纵队阵法，包括在中军后面布置一个营的纵队。条令本身没有从中得出任何进一步的结论；条令完全是按照线列战术的精神起草的。纵队似乎只是流于表面，并未有机地融入步兵战法。11但革命军在实践中抛弃了自己不赞同的长线列。革命军采用了虽不严整却仍然实用的纵队阵形，手段是加入了早已存在、但如今得到大力加强的散兵。纵队不仅有冲锋威力大的优势，而且行动灵活性远胜于长线列，能够轻松找到敌人看不见、敌炮打不到的掩护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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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42 我们可能会说，新战法的特点是融合了原有的线列步兵战术和轻步兵战术，并从理论中吸纳了纵队。但这就引出了一种错误的看法，即新战法是有意识的创新。与国家制度不同，战法在文献中全无有意识创新的迹象，而只有对传统作战样式的去粗取精。于是，一种全新的战法形成了，而其中每一个元素都能找到相关联的既有传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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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44 甚至在军纪恢复，紧密阵形重新出现时，法军也没有出现新的编制体系。拿破仑没有发布新的操练条令；法军才真正按照1791年条令那样来训练，这些条令一直延续到1831年。因此，大革命在战术领域不仅与传统直接相关，甚至在发展过程中寻回了某些失落的传统。军纪尤其是如此。大革命时期几乎所有升到顶层的法国将军（莫罗是一个显著的例外）在革命前就已经参军了，大部分与拿破仑一样是青年中尉。即使在革命的迷乱漩涡中，操练源于军纪、军纪决定战斗力的观念也保留了下来。新晋将军们刚刚重新控制住军队，便大力严格执行了这一思路。1797年和约缔结后，波拿巴马上下令研究条令，并规定早晨进行单兵操练，傍晚营操，每周例行团操。他在视察过程中不仅热情极高，而且“像营务长一样一丝不苟”。13当上军长后，他不许新兵直接入团，必须要身心两方面都适于军队之后才可以。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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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46 拿破仑有一道关于黑人士兵入伍的命令，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证明了法国新军中新与旧、军国主义与民族精神之间的融合。他当时身处埃及，与本国断了联系，兵士日渐稀少，于是他给德塞将军（General Desaix）写了一封信（1799年6月22日）：“将军公民，我希望购买2000名或3000名16岁以上的黑人，每营插入约1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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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48 只要散兵还仅仅是辅助，那么散兵跑得太远、导致统帅手中没有足够兵力发起突击的危险就永远存在。因此，军队重建秩序后就着手限制散兵作战。散兵、线列、纵队并行不悖，根据需要交替运用。因此，与某些人的设想不同，新旧战术的根本差异在外人眼中并非显而易见，当时的人也几乎没有意识到眼前发生的变化，尤其是法国人自己。我们从一批文献中都会发现，人们很少投入脑力去系统性地发展新阵法。散兵战法当然要求训练枪法，但枪法训练在现实中的比例很小，以至于到了1800年翻越大圣伯纳山口（Great St.Bernhard Pass）前几日，波拿巴的总参谋长贝尔蒂埃（Berthier）还不得不下令：“自明日起，全体士兵都要进行几轮实弹射击，要学习掌握正确的持枪瞄准方法，还要掌握装填方法。”同年（1800年），前面提到过的霍耶的绝妙著作《战争艺术史》在德意志问世。作者问道：“（1792年以来的）这场战争果真对战争艺术有所促进吗？”回答是：“我们不可能给出不加限定的肯定答复。”（2：891）作者接着列举了几条：用炮增多；山地战中适当的散兵运用；侦察气球的使用。“因此可以说，与任何一场战争一样，这场战争发展了战争艺术，但绝没有让战术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他有一段话谈到了旺代战争中的散兵。他认为纵队只是乌合之众，这一观点表面上看确实是正确的。他认为（第1017页）：“这场战争中的野战工事比过去任何一场战争出现得都要频繁。”他在另一段（第1卷前言）中提到了火枪的进步、火药的强化、之前就有的早期光学信号机。最后（第886页），他还认为革命军中打胜仗的将军是那些知道（旧法军将领早已发现并录入战争部档案中的）边境要地、会看地图、会利用地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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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50 纵观这一段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大革命时代的军事史意义根本不在于火枪和火药的改进；这些进步微不足道，甚至可以说腓特烈与拿破仑打仗用的是同一种枪。此外，气球观测在当时取得的成就最多可以用“有点意思”来形容。没有人认为大革命战争的重要特点是野战工事，或者将革命军将领的胜利归功于他们懂得如何从地图中发现以前的将军们找到的要地。在我们看来，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就是新的军队组织形式，它首先带来了一套新战术，进而诞生了新战略。受过专业训练的明智之士霍耶只在山地战和旺代战争中发现了新战术，对新战略则是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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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52 随着全面战争的临近，法国想请不伦瑞克公爵斐迪南担任全国总司令，此人后来领导过反法同盟军并于1806年在奥尔施塔特（Auerstädt）被击败。腓特烈曾极为看重这位勇猛的公爵，以至于他被誉为当世第一名将。正如哥特人将王冠献给敌军统帅贝利撒留的幼稚计划证明哥特武士毫无政治观念，15法国人的想法也证明他们丝毫不知本国的革命即将带来一个全新的军事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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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54 新战法的伤亡比线列战术小得多，后者的密集阵形或会招来葡萄弹，后者在齐射中两败俱伤。当时已经有人注意到了这一点。1802年，沙恩霍斯特在给一本法国书的书评里提出，16大革命战争中少有高级将领阵亡。七年战争中的普军完全是另一番光景。在战争的前几年，这支规模非常小的军队就失去了全部两名元帅——什未林和基斯——以及温特费尔德等几位名气最大、资历最老的将军。另外，七年战争中一场会战（例如布拉格会战、曹恩道夫会战、库诺斯道夫会战、托尔高会战）的阵亡人数就比大革命战争中的一场战役（包括4到10场会战）还要多，甚至包括波拿巴的意大利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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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56 据我回忆，甚至在1813年，普军也只有沙恩霍斯特一名将军阵亡。但拿破仑战争中总体的伤亡数量是再次大大提升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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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58 旧列强只把法国的新战法当作退化，而且是有意识地排斥。1796年10月——当时波拿巴已经打赢了意大利战役，但茹尔当（Jourdan）和莫罗被迫撤出德意志——奥军次帅兼军需总监马克（Mack）起草了一份历数旧战法优点的备忘录。他说奥军在地势不平、无法以密集正面进攻的弗兰德斯同样惯于“散兵进攻”。另外，只要步兵在前进过程中因战况激烈而保持不住原本的阵形，他们用不着下令就会自动变成散兵。作者反对这种错误的做法，因为它会削弱进攻造成的压力，会抵消出其不意的初始优势，而且一旦敌军骑兵现身，沉醉在胜利中的散乱队伍必败无疑。马克接着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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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60 一支训练有素且坚定的正规步兵，如果以密集的正面、精准的步伐勇敢地前进，再加上火炮掩护，那么散兵是挡不住它的。因此，步兵绝不能因为零散或分段射击而拖慢脚步，一定要尽可能快地直接向敌人发起冲锋，而且要一直尽可能保持队形。这种战法是避免流血的正道；开枪也好，散兵也好，都只会徒增伤亡而不能决定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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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62 普鲁士自然也是类似的想法。有一份大概写于1800年的备忘录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1856年发表于冯·弗兰泽基将军（General von Fransecky）写的一本关于格奈森瑙的著作中（《军事周刊》附录第63页），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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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64 散兵是一切战法中最自然的一种。换句话说，它最贴近人活下去的本能。不能像某些人试图证明的那样推出，散兵是目标最明确的一种战法。战争本身当然不是人的本性；贴近本性就是远离战争，战争艺术的目标绝不是贴近本性。有一句话讲得再贴切不过：“坦诚地说，散兵身上有我们所有人体内潜藏的天生痞子气，必须努力压抑住。”我们身边有很多嘈杂的反对声。有人向我们高喊，法国军队的巨大成就！法国散兵作风大胆；意大利战斗中的密集纵队进攻！这一切难道不是证明了相反的结论吗？我们要冷静地回答：我们不会这样做。不管我们多么尊重经验，但类似的一般性实例还是太少，不足以动摇我们健康的判断力。但这给了我们一个教训：一个习惯了总被保护的人，当他失去保护，直面危险时会害怕。不过，为了回应这些声浪，我们还是应该试着澄清其中的混淆。对于那些向我们高呼法军战功的人，我们要提醒他们的是：法国散兵在1793年打了进去，又在1794年退了出来，1799年打进去，1800年退出来，他们当初怎么打进施瓦本的，后来就是怎么撤出施瓦本的。这些事本来不值一提，但看见那些不再考虑或者不愿意考虑这些事实的人，我还是要提一提。我们对法国散兵的勇猛有如下评论，如果那是真勇猛的话。每一种危险都对应着一种勇敢。令荷兰人无法理解的是，怎么会有人把性命托付给未驯的野马，却能在风暴肆虐的大洋上镇定自若。习惯了站在队列中的人当然不会像法国散兵那样在要塞炮火下匍匐前进；他会特别害怕被俘，害怕被骑兵击杀踩踏。反过来看，一名失去了惯常的栅栏、战壕、单兵掩体等屏护的散兵脑子里也只会想到逃跑和寻找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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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66 这两种不勇敢源于各自对某种危险的陌生，本身还不足以证明前述观点，即散兵作战会从整体上削弱勇气，或者削弱无畏的精神。为了证明这个观点，我们要给出下列内容。如果说散兵变得越来越勇敢了，那是因为他意识到危险没有以前自己认为的那样大，而且他每天都会变得更机诈，更有手段。因此，他并不是更无畏了，而只是学会了如何娴熟地对抗危险。而在散兵不能对抗危险，只能无畏地直面危险时，我们就会看到他们天生的痞子气滋长得是多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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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68 最后，对于法军在意大利以大无畏的精神面对险境，在无掩护的情况下以密集队形进攻，所以完全不符合上述结论的看法，我的回复如下：首先，我们对当时的危险程度所知甚少，无法知晓法国人当时表现出了多大的无畏勇气，又要击败怎样的敌人。对这些战斗的描述都是夸大多而细节少。一般来说，一支部队在战斗中的勇敢程度要用伤亡数目来评价，而根据众所周知的数据，法国大革命战争在这方面与七年战争不可同日而语。其次，这里讲的不是冲锋过程中激发出来的那种蛮勇，那是法国人的天性，因为他们比其他民族更容易激动；相反，这里讲的是冷静地蔑视致命危险，能在连续战斗的过程中阵形不乱，岿然不动，就像罗克鲁瓦会战中的西班牙旧军和莫尔维茨会战中秉承利奥波德精神的普鲁士军队一样。因此，我们的结论依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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