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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兵习惯了自己的战法，于是失去了肉搏战所需的勇气。由此可见，线列步兵如果不想失去自身用处的话，那就绝不能以散兵形式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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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引入散兵的人宣称，破碎地形上只能采用散兵作战。此说的依据大错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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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营长领着一个没有散兵经验的营穿过树林，哪怕树林极其浓密也要保持队形，向敌人进军时，士兵不可能整排整列地走，而一定要散开队形，每个人自己往前走，这是完全清楚的。那么，这就是散兵吗？绝对不是！营长这时是要展开散兵进攻吗？更不是了！密集阵形进攻的本质在这里丧失了吗？恰恰相反！营长的打算是接近并击溃敌军，与所有进攻一样。在一马平川的地形上进攻炮兵的步兵营不会真的一直保持队形，但此举仍然符合密集进攻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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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线列步兵绝不能以散兵形式作战的话，那么平时就无须教授散兵战法；实话说是绝不能教授，因为到了战时，在那些临时用一下似乎无伤大雅的情况下也绝不能用散兵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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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几十万名法国散兵从本国腹地涌出时，他们会扫荡我们的传统原则，这也没什么奇怪的。有人或许会被这种情况吓倒，头脑有一点糊涂，但真正的男人必须回归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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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次失败后，旧列强也更明白了，接纳了法国的新战法。当然，甚至这些国家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了新方向的萌芽，那就是为连配属轻步兵和装备来复枪的精确射手。这一过程随着条令的革新而自然推进，奥地利率先于1806年修改条令，之后是普鲁士（1809年和1812年）。假如碰巧只有法国和普鲁士操典保存了下来，有人就会以为有文献证明散兵战术是普鲁士人在1812年发明的。如果又有人发现腓特烈大帝早在1770年的《营战要术》（Eléments de castramétrie et de tactique）中就规定第一排线列步兵前面要布置一个独立散兵营，而且他在死前不久下令组建轻步兵营，那我们就更容易信服了。事实上，这些独立营的用意不是杀伤敌人，而只是吸引火力。我们也已经知道，轻步兵并非新式正规步兵，只是辅助兵种罢了。革新战术必先革新国家，偶然流传下来的个别记载只有在客观上符合整体发展进程时才能被证实和确认，这种分析方法在战争艺术史领域尤为重要。学者们从李维的记载（8：8）中得出罗马人很早就懂得如何以小型战术单元进退交战的结论，看到偶然保存至今的查理曼晚年敕令就以为不得不得出那时就有封建制度的结论，这岂不是误入歧途！相反的类似情况也有。古代战术最深远的变革是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从人多势大的方阵转向梯队阵形。但是，与西庇阿同时代的波利比乌斯却很少谈到，正如与波拿巴同时代的霍耶不讲线列战术转向散兵战术一样，尽管我们不得不承认两位作者都身居高位且受过专业训练。关于封建制度的起源，我们甚至没有一份基于一手史料的记述。3世纪罗马帝国时期军团的衰落也是类似情况。这些变化尽管惊天动地，但仍然有一个过渡的过程，躲过了时人的眼睛。非专业作者（比如李维）只言片语中留下来的错误认识偶尔会让学者曲解实情，这种遗毒只有经历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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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一开头就讲过，一切军事艺术都在两端，或者说两种基本力之间游走：一是个体的勇气和武艺；二是战术单元的坚定团结。全靠个人武功的骑士代表一个极端，腓特烈大帝手下的齐射步兵营代表另一个极端，后者中个体成了被塞进机器的齿轮，就连狂躁之人也能融入进去，发挥作用。就此而论，有章法的散兵可以说兼具战术单元与个人斗志的两方面优势。因此，这一变革的前提是有愿意参战的当兵材料。自愿应募的旧式佣兵有参战意愿，但这种军队必然规模小。规模一大，素质就差。保卫祖国的新观念不仅进一步扩大了兵力，而且大大提升了群众的参战意愿，以至于可以从中发展出新的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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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炮兵领域，格里博瓦尔（Gribeauval）早在法国旧王政时期就显著改进了造炮工艺。人们已经越来越了解哪些部位可以少用铜铁，减重而不损害强度。直到那时，重炮还会在战斗开始前移入预定位置，通常不会转移阵地。因此，让民夫运输重炮还是可行的。但先锋部队带的是专人拉动的轻型营炮。现在，格里博瓦尔大幅减轻了野战炮的重量，士兵自己就能用为此配发的皮带拉炮。大革命为法军带来了普军样式的骑乘炮兵。拿破仑刚刚掌握指挥权就把炮兵辎重人员纳入军事化管理。之前的农家子弟在进入敌军火力范围时太容易自己骑马跑掉了。现在，运炮的人员和马匹都经过了系统训练，火炮可以按需跟随步兵上战场，于是由专人拉动的野战轻炮就被废弃了。如果说机动性的大幅强化确实大大提升了炮兵重要性的话，可与骑兵一样，炮兵的重要性还是相对下降了，因为只有步兵能沾到军队规模扩大的光。腓特烈大帝晚年的千人火炮占有量达到了7门，到大革命战争时期落到了两门乃至一门，德意志帝国时期逐渐回升。拿破仑在瓦格拉姆会战（Wagram）中的步炮比例是千人两门炮多一点（395门比18万人），1812年约为千人3门炮。18但是，机动性的提升让一种新的火炮部署原则成为可能。炮兵火力被集中于一点，为步兵突破做准备。奇袭时的成功率还要更高。这一观念同样甚至早在大革命前的法军中就有教授。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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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军最大的常备编制是团，每场会战都要专门下令规定哪位将军负责哪个梯队或梯队一部。散兵作战的预计作战时间更长，而且常常需要多兵种协同配合，因此设立常备编制是有益的。于是，法军先后设立了师和军。这看起来是纯粹的外部安排，其实却反映了一种全然不同的会战指挥精神。腓特烈打的会战是最高统帅亲自下令，全力发起冲击，务求速战速决，也必然会速战速决。现在，一场会战分成了多个甚或许多个独立的行动，分别由师长乃至军长负责，按照个人判断运用不同的兵种——散兵、密集步兵、轻便炮兵。只有最高统帅随着会战发展，根据具体情况做出的总攻决定才能决出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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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队阵形尽管没有被放弃，但重要性还是降低了。保留和运用预备队对会战进程的重要性则与日俱增。交战胜负不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前线打响后从后方增强火力、投入或保留兵力。圣西尔元帅写道：“打赢会战只在于关键时刻强化前线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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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过分细究个别表达的意思的话，腓特烈的会战与拿破仑的会战的区别可概述如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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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帅将会战分成多个独立的行动，分别交给部将负责，这样就将自己从具体布置行军中解放了出来。约米尼（Jomini）说，拿破仑会在地图用圆规规定各军的行军目标，张开的半径是7个至8个小时的直线行军距离。1805年，法军从布伦走到多瑙河畔的直线距离是465英里（约748千米），平均每天12英里（约19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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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散兵一样，这种新的作战类型也为法军带来了另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旧军依赖仓库提供的补给是有定数的。大军永远要携带18日份的口粮；士兵本人要携带3日份的面包，每个连配备的面包车装有6日份的面包，军需长掌管的辎重运输系统下的面粉车装有9日份的面粉。21不这样安排的话，严格的军纪便无以为继。在18世纪，这种军队的个人主义色彩愈发浓厚，也愈发强调军务管理机关要确保将士兵照顾好。维持军纪的直接需求与国家的整体组织形式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战争是官府的事，与臣民无关；如果本地没有战事的话，臣民用不着关注战争。士兵有严令在行军和驻扎期间都不得骚扰乡间百姓。法军不太在乎安民。在法军看来，战争是全民的事，全民都在流血，因此战争期间可以从民间索取一切所需。只要仓库供给不上，士兵就会从当地居民强夺物资，不管在什么地方。这种征收很容易变成抢劫，会打散编制，而且会在军中蔓延，鼓励聚众剽掠。假如腓特烈大帝允许这样做，他肯定会担心士兵纷纷逃亡，大军作鸟兽散。他只有几次特别紧急的情况下才允许士兵就食于寄宿的人家。法国革命军初期也深受逃兵之苦，但那与口粮无关，而且当时也完全没有遏制逃亡的纪律监察手段。靠不住的人渐渐离开，军队还留下了相当一部分人，他们继续服役是出于个人意愿；当然了，他们的不守军纪也让人想起了三十年战争中的佣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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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6年，拉阿尔普将军（General Laharpe）向上级波拿巴报告说，他的部下比当年的汪达尔人还要恶劣；一天之内有两名旅长辞职；波拿巴亲自致书督政府，称耻于统领这样一群形同窃贼的暴民。当然，人们以为法军会给各民族带去自由，法军是在民众的欢呼雀跃中开进米兰的，但米兰人对法军暴行失望至极，8天后便揭竿而起；但起义被燧发枪压制下去了。莫罗于1796年7月17日从德意志发回的报告与波拿巴从意大利发回的报告别无二致：“我在尽最大努力遏制劫掠，但部队已经两个月没拿到军饷了，而且我们走得太快，辎重队跟不上；农民跑了，士兵就把空房子扫荡一空。”7月23日，茹尔当也发出了类似的报告：“士兵蹂躏乡间，无以复加；我领导这样一支行迹败坏的军队都要脸红。军官表示反对就会受到威胁，而且真有开枪打军官的事。”尽管如此，将军们还是逐渐整顿了军纪。此举不仅是出于人道，也对军事行动有利。茹尔当在上述报告中已经指出，走投无路的当地人正在拿起武器，用不了多久，交通线就非得有兵力保护才能通行了。打了胜仗以后就四处征收抢劫的士兵现在遭到了攻击。随着秩序的恢复，法军捡起了旧战术和后勤体系中合理的成分，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会纵容士兵抢掠。然而，尽管法军规模远胜以往，但辎重队却一直小得多。考虑军官行李少了，帐篷也取消了，那么吕斯托估算1806年法军步兵的辎重队只有普军的八分之一或十分之一或许是正确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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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曾给基斯元帅写过一封信（1757年8月11日），内容是他正等着一批辎重到位：“它寄托着国家最后的希望。”拿破仑绝不可能说出这种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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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所知，当时的文献中不曾提到由于18世纪下半叶马铃薯种植面积和产量的扩大，所以为大军提供口粮的任务比以前容易了。马铃薯在七年战争中还没有发挥任何作用。20年后的巴伐利亚继承战争被戏称为“马铃薯战争”。在1813年秋季战役中，马铃薯无疑极为重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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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拿破仑整顿军队秩序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后勤制度的旧伤疤还是时不时被揭开，只要有一点问题出现，兵士四散和缺乏纪律的弊病就会马上重现。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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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既完善了革命，同时也终结了革命。他行使大权不是因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是人民的选择。在一次大选中，法国人民几乎全票选举他为执政，后来又将他推上皇位。尽管君主制复辟，但军队保留了共和国时期新养成的重要品格。官兵分野不再具有阶层性质，而在于教育程度与能力资质的高低。而且哪怕是完全没受过教育的人，确有能力者也能做到上尉，优异者甚至可以升到最高级军衔，这进一步在官兵之间建立了桥梁。有一句话说得好，每名士兵的背包里都有一根元帅节杖。当然，我们不能由此认为拿破仑手下伟大的元帅们都是从底层人民拔擢上来的；事实上，大多数元帅与波拿巴本人一样在革命前就是职业军人了。他们的出色战绩有不小的一部分原因是大革命扫清了一切传统束缚，让他们在兼具年轻人的强健体魄和雄心壮志的年纪走上了领导岗位，从而立下不世之功。拿破仑本人接过意大利远征军统帅权时年仅27岁，他手下的元帅当上元帅时大多只比27岁大一点，甚至还不到2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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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20岁至25岁（分为5个年龄段）青年男子均应服兵役的义务在1798年得到了重申，但1800年又开放代役，对普遍兵役加以限定。甚至早在1800年之前，普遍兵役制也不曾实际贯彻，因为有大批青年男子逃避兵役，或者即便入了伍也会跑回家。对此，管理制度的力度和完善程度还不足以遏制，而且之前有一段时间允许过代役，但后来又废止了。1798年和1800年的法律建立的允许代役的征兵制本质上是一套弹性很大的制度，实际管得很松。尽管每年每个年龄段的适役男子至少有19万人，但拿破仑在1801年至1804年间每年实际只征召3万人服现役，外加3万名每年集训15日，每月择一周日操练的预备役人员。士兵年满25岁退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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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06年起，兵员需求越来越大。由于战事连绵不断，25岁退伍的规定无疑已经不再遵行。1812年至1814年间的实际（而非额定）征兵力度没有留下相关的正面史料和确切数字。只有一点可以肯定：甚至早在1805年之前，当时非常温和的征兵措施就遭到了强力抵制，必须要强制执行。不应征报到者被叫作“顽民”，地方上有专门的宪兵队负责追捕扭送到团里，不然会把士兵安排到顽民父母亲属家里住宿，要么由社区整体担责任。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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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现实情况与大革命理想化的普遍兵役原则有很大差别。我们可能会说这种征兵只不过是恢复了旧制度：反复连续应征的专业代役人组成了一支职业佣兵队伍，当然还要加上历代路易国王拉来的壮丁。要是与普鲁士军队比较的话还要更贴切，各区征上来的兵员占到全军半数，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尽管是以碎片化的形式，但法兰西共和国军队的很多精神还是延续到了拿破仑的军队中，不仅是军官团精神风貌和官兵关系为之一新，军队主体本身的性质和精神也起了变化。他们根子上就不是雇佣兵，而是法兰西祖国的儿子和卫士，甚至在他们不情愿地履行职责时也是一样。矛盾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民族精神甚至在旧法国军队中就存在了。但征兵人数增加得太多了，我们可以乃至必须将新旧对照视为一项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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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军区征兵条例，我们大可以说普鲁士征兵与法国同样严格，甚至更加严格，但法国征上来的兵与普鲁士完全不同，原因在于法国人口是普鲁士的五倍，而且普鲁士军区下的国民尽管对国王和国家忠心耿耿，却必然缺少祖国观念的独特加持，因为普鲁士只是一个偶然形成的王朝国家，并非民族国家。最后应当注意的一点是，尽管本国人占到了普鲁士军队的半数乃至更多，但他们仍然只是短期服役，招募来的外国人才会长期服役并因此为全军打上了自身的烙印，也就是一个具有或多或少荣誉感的武士阶层，而非保家卫国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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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体现上述区别的莫过于比较前文引述过的腓特烈最重要的一部训令中关于防止逃亡的条款，以及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会战（battle of Austerlitz）前向部队发布的命令。腓特烈的训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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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逃亡是每一名将军的重要职责，为此必须采取以下措施：不得在森林旁边扎营；时常到帐中视察；在森林中行军时，步兵身旁必须要有骠骑兵巡视；储藏粮草的地方要有轻步兵站岗，天快黑时要加上相同数量的骑兵；外出找秸秆和水源时，士兵不得出列，而要由军官整齐带队；聚众劫掠必须严惩；开拔时不得在部队拿好武器、列好队伍之前撤去村庄里的哨兵；不得夜间行军；行军期间不得允许士兵脱离本排；穿越森林时，步兵要有骠骑兵随行巡逻；随时警惕任何军需品的匮乏，包括面包、肉、白兰地、秸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