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100200 革命让法国军队陷入了无力行动的涣散状态。随着革命的发展，运动初期支持反抗的军官团完全失去了立足之地。大部分军官无法适应新观念和新状况，也抛下部队出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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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02 法军入侵了几乎不设防的比利时，但刚看到敌人就溃散了，他们以为遭到背叛，还杀死了军官。在奥军和普军抵达前，法国有3个多月未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与此同时，征召的国民卫队一定程度上充实了正规军，但这些民兵营大多毫无用处。尽管如此，法军还是顶住了。不伦瑞克公爵统领的普军加上辅助部队有8.2万人；奥地利刚刚结束了一场与土耳其的战争，在比利时的兵力还很薄弱，只有4万人左右。但普奥两国入侵的预期是大批法国民众忠于王室，会将德意志部队当作解放者欢迎。事实证明，这完全是幻想。普军夺取隆维（Longwy）和凡尔登（Verdun）后，法军统帅迪穆里埃在阿尔贡地区（Argonne）后面布置防御阵地，甚至被普军团团包围也坚守不退。迪穆里埃有6万人，普军第一天有3万人，第二天有4.6万人，余部用来防备身后尚未夺取的法军要塞[色当（Sedan）、蒂永维尔（Diedenhofen）和梅斯（Metz）]。普军的问题是要不要在背对敌境的情况下冒险打会战，一旦战败就会被歼灭。而且即便打赢了，考虑民众的敌对心理，普军也不可能向巴黎推进。当然，法军没有进攻的能力，但他们人数更多，还有大批火炮。迪穆里埃明察局势，表现出了值得高度赞扬的果断，决定严守不动。双方进行了一轮死伤合计不超过200人的火炮对射后（1792年9月20日），普军决定放弃进攻，终于决定班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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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04 换作腓特烈，他会在瓦尔米（Valmy）发动进攻吗？如果我们想到他在科林、洛伊滕、曹恩道夫、库诺斯道夫和托尔高的大胆进攻，那么或许会给出肯定的答案。但如果想到他总是告诫不要深入敌境太远——他称之为“尖端”——而从波希米亚推进到布德韦斯对他来说已经算是“尖端”，再加上他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威胁维也纳，那么回答时可能就会有所犹疑，不会将普军退兵的决策归因于并无事实依据可言的主观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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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06 我们或许可以反过来问：这一决策，或者说犹豫不决的基础真的是扭曲的理论，也就是不流血战争的观念吗？这种观念可能有一定的心理影响，但不能视为决定性因素。关键点是普军意识到反抗的强度远远超出了预期；本来指望法国人民支持，结果泡了汤，而且入侵军队的兵力不足以实施进军巴黎这样的宏大行动，就连腓特烈也会是同样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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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08 入侵失败了。法国打退入侵靠的不是革命的资源，不是征召民兵，而主要是旧王军的残余，特别是他们的物质资源——要塞和火炮。尽管旧王军因为革命而陷入混乱，实力削弱，而少数志愿兵和辅助兵编成的营只是杯水车薪，但普奥联军的攻势也远远弱于当年欧根与马尔伯勒合起来的力量。因此，1792年战役的战略结局是双方实力的自然结果，不应批判苛责或发个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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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13 战争艺术史 [:1700085878]

1700100214 战争艺术史 2　革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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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16 直到入侵已经被击退，法国才逐渐形成基于新政治理念和新状况的新军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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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18 首先，之前已经有志愿兵营加强传统的佣兵军队。他们在击退侵略军的战斗中表现不佳。但普军撤退后，杜穆里埃在比利时转向奥军时已经接收了大批志愿兵援军，以至于他在蒙斯附近的热马普（Jemappes）能够以3倍优势兵力和大量火炮攻打不到1.4万名的奥军士兵（1792年11月6日）。但法军顶着火力推进时非常凌乱，一开始还被奥军击退，但他们的兵力优势太大，奥军无力利用战果。奥军最后撤出战场，不得不将整个比利时都丢给了法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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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20 反击在4个月后到来了。1793年3月18日，法军在内尔温登被奥军击败，退回了边界。但与此同时，国民公会（National Convention）早于2月24日决定将志愿招兵改为强制征兵，首批征召30万人。兵员由各地自选或抽签决定。因此，这部法律很接近义务兵役制，但遭到大部分法国人民的反对并遭到否决。国王被处死时，旺代（Vendée）风平浪静。但现在农家子弟要为反宗教的共和国打仗，于是整个乡村都起来举事了，外省大城里昂、马赛、波尔多闻风而动，83省中有60个随之而起。只有巴黎所在的塞讷河盆地和战区对国民公会保持忠诚。奥地利、英国、普鲁士、皮埃蒙特、西班牙军队自外犯境的同时，一场残酷到骇人听闻的内战席卷了法国腹地。尽管如此，因为对手内部不和，共和国顶住了外敌；由于1791年和1792年由志愿兵组成的民主化军队依然效忠，共和国打赢了内战。春季四处招兵之后，法国在夏季顺利推行了理论上的普遍兵役制（levée en masse）（1793年8月23日）。全体18岁至25岁的未婚适役男子均应征入伍，不得找人代替。于是，据欧马勒公爵估计，法军战斗员数目在1794年1月1日增长到了——当然，肯定没有传闻中说的百万大军——77万人，其中约有50万部队对付外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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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22 这让法军具有了远超旧列强佣兵军队的兵力优势。法军在1793年9月8日的翁斯科特会战（Handschoten）和1793年10月16日的瓦蒂尼会战（Wattignies）都占据数量优势，分别是5万对1.5万和4.5万对1.8万。但他们没能赢得真正的优势，因为实施恐怖政策的政府无力维持人群秩序。9000名旧军官中有三分之二（约6000人）离开了军队；只有3名将军——屈斯蒂纳（Custine）、博阿尔内（Beauharnais）和比龙（Biron）——留了下来，而且都上了断头台。因此，法军必须自下而上地形成一支新军官队伍。国民公会长期对旧王军满怀疑窦，所以不愿意放弃独立的志愿兵营，为建立新军官团平添了困难。曾拿下美因茨的屈斯蒂纳将军按照当时的惯例威胁要枪毙逃兵、哗变者和煽动者时遭到了战争部长布绍特（Bouchotte）的批评，因为自由人下令的效果不能用恐惧来保障，而要通过同胞兄弟之间的信任来达成。屈斯蒂纳答道，自己是一名优秀的共和主义者，不会把一个傻瓜奉为神灵，哪怕那个人是部长。于是，屈斯蒂纳就上了断头台。不过，曾任上尉并于1793年8月被公共安全委员会征辟为战争部长的卡诺（Carnot）议员整合了旧式线列步兵团与志愿兵营，重建了一支堪用的军官团，而且成功对无序、浪费、贪污行为进行了一定的约束。完全无用的兵员再次被遣散。在开战后的第三年（1794年），战争本身让法国形成了一套新的军事体系。在其过渡时期种种对立的特征和现象同时存在。埃利将军（General Elie）曾说，新编营上战场时高喊着“共和国万岁”“山岳派万岁”“必胜”，但子弹刚飞过来，口号就成了“我们输啦”，敌军进攻时又成了“自己逃命吧”。掌管战争部后，卡诺不得不将2.3万名军官解职，因为留在军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奔着当官去的，不想当兵。但另一方面，革命军在少数指挥得力的情况下打得很好，甚至在1793年也一样，土伦围城战就是一个例子，围城军司令是良将迪戈米耶将军（General Dugommier），国民公会派来的政委是愤世嫉俗但勇猛积极的巴拉斯（Barras），炮兵主官是波拿巴少尉。3旺代内战的情况非常类似，举事的农民军和共和国的国民卫队都一样。冯·博古斯拉夫斯基将军（General von Boguslawski）写过一本很好的相关著作（柏林，1894年），书中全面可靠地介绍了征召民兵取得了哪些成就，又有哪些事是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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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24 随着战争的拉长，法军的弱点逐渐被克服，稳定的编制重新出现，但这些单位还是反映了革命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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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26 1796年，时任中尉，后升任将军的萨克森军人蒂尔曼（Thie-lmann）就从大革命战争前线写信给国内说道：“正在与我们交战的大国很快就会为我们规定战争的法则，掌握和平的进程了。我们对这个国家唯有钦佩而已。我昨天俘虏了一名骠骑兵军官，他举止高贵，我们中间恐怕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41808年，他在一份备忘录中记载道：“德意志士兵比法国士兵更信宗教，但法国人更守道德，因为荣誉原则对法国人的影响要比对德意志人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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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28 新军的民主化还带来了一项特殊的优势，那就是军官的要求降低了。辎重队的规模得以大幅缩减，因为军官现在只允许携带必要的行李。毫无疑问，文献中对下至中尉的旧军官带上战场的细软有所夸大，但当官兵差距缩小时，军官在明面上的奢侈品自然不能比士兵高出太多。一名普鲁士中尉配一匹坐骑和一匹驮马，5上尉有3匹到5匹驮马，而且部队后面跟着一大堆超编车辆是常有的事。当然，普鲁士有人说法国军官用不着那么多器物，因为法国军官的社会阶层其实与士官无异，而普鲁士军官可是贵族，如果与普通士兵等量齐观，他们会觉得受到了侮辱和折杀，跌份。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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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30 不仅是军官，法国士兵在保卫祖国时也必须忍受传统佣兵不可能忍受的匮乏之苦。军队取消了帐篷，士兵露宿野外，而每个普鲁士步兵团后面都会跟着至少60匹运帐篷的驮马。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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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32 新军制也带来了新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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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34 尽管有些许差别，但18世纪军队基本都是由职业军人构成的——一面是遵循传统骑士荣誉和忠诚观念的军官，一面是大体上麻木不仁的士卒。军纪将他们铸造成紧密的战术单元，组织越紧密，声望就越高。最理想的类型是3排齐射线列。共和国新军不再是为主子效力的佣兵，而是充盈着一种特殊的观念，一种崇尚自由、平等、保卫祖国的新世界观。这些思想丝毫没有因起初的志愿从军被法定兵役取代一事而失去力量，反而产生了一种根本上不同于旧式雇佣兵，并能练成卓越精兵的可造之材。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记住甚至大革命前的法国人团就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民族精神。当然，这种精神还没有军事上的威力，事实上在大革命期间甚至导致了军纪糜烂和旧军队瓦解，但它接下来导向了新的共和精神，推动了转折的进程。新战术也是如此。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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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36 一开始，共和国新军自然试图采用传统的阵形，但达不到要求。他们缺少线列推进和齐射开火所需的纪律和操练。既然士兵不可能排成线列行动，于是就编成了大纵深的纵队，纵队前方和两侧有挑选出来的枪法好的人提供火力，甚至会有整个的散兵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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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38 这不是一种全新的战法。不仅克罗地亚兵和潘都尔兵在与腓特烈大帝交战时惯用散兵战法且取得了巨大成功，普鲁士也出于同样目的组建了独立营。法军早在奥地利继承战争中就已经将独立的轻步兵连加入了线列步兵团。但这些单位的主要用途不是在战斗中支援线列步兵，而是执行不太适合正规步兵的次要作战任务——侦察、巡逻、劫掠。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民兵击败了英国正规军，这方面他们的经验要更进一步。美军在火绳枪兵以外组建了专门的轻步兵营，燧发枪营，而且每个连都有一定士兵装备来复枪。发明于15世纪的有膛线的枪（Büchse）优点是精度高，滑膛枪的好处则是装填快；两者的区别类似于弓和弩的区别（第3卷）。但许多理论家认为装填速度更重要，因为认真瞄准在激烈的战斗中本来就不是常事，而且随便打出的几发滑膛枪弹的威力也要比用心瞄准的一发来复枪弹更大，尤其是前者采用密集阵形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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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40 法国革命军的散兵后面是作为后备力量和决胜冲锋力量的纵队。散兵战法有先驱者，大革命战争中的纵队战术也一样。但前者诞生于实践，后者则起源于理论。为了增强火力，步兵战术的发展历程导致阵形不断变浅。但浅线列不仅是为了射击，也是为了最后的冲锋。由于行进间开火难度大，所以普军有时甚至有不开火直接冲锋的计划。这种做法很快就被放弃了。但有理论家指出深纵队的冲锋威力不可与浅线列同日而语，尤其是法国人福拉尔。纵队必然会突入线列并将其击溃。甚至有人主张重新为纵队配备长矛，取代装有刺刀的枪。沙恩霍斯特的长官兼导师利珀伯爵（Count Lippe）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沙恩霍斯特年轻时也表示赞同（1784年）。91778年的一次由当时最有才干的法军将领之一，布罗伊公爵指挥的法军演习也是先火力准备、后纵队冲锋的做法，预示了新的战法。10事实上，早在七年战争中的贝尔根会战（battle of Bergen）（1759年4月13日）中，布罗伊手下的步兵就已经这样做过了。在七年战争到法国大革命战争之间的一整代人的时间里发生了一场围绕线列与纵队优劣的论战。尽管线列一方总体上占据上风，但1791年的法军操练条令——当时已经是大革命期间了，但革命精神尚未触及条令——除线列以外还给出了几种纵队阵法，包括在中军后面布置一个营的纵队。条令本身没有从中得出任何进一步的结论；条令完全是按照线列战术的精神起草的。纵队似乎只是流于表面，并未有机地融入步兵战法。11但革命军在实践中抛弃了自己不赞同的长线列。革命军采用了虽不严整却仍然实用的纵队阵形，手段是加入了早已存在、但如今得到大力加强的散兵。纵队不仅有冲锋威力大的优势，而且行动灵活性远胜于长线列，能够轻松找到敌人看不见、敌炮打不到的掩护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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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42 我们可能会说，新战法的特点是融合了原有的线列步兵战术和轻步兵战术，并从理论中吸纳了纵队。但这就引出了一种错误的看法，即新战法是有意识的创新。与国家制度不同，战法在文献中全无有意识创新的迹象，而只有对传统作战样式的去粗取精。于是，一种全新的战法形成了，而其中每一个元素都能找到相关联的既有传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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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44 甚至在军纪恢复，紧密阵形重新出现时，法军也没有出现新的编制体系。拿破仑没有发布新的操练条令；法军才真正按照1791年条令那样来训练，这些条令一直延续到1831年。因此，大革命在战术领域不仅与传统直接相关，甚至在发展过程中寻回了某些失落的传统。军纪尤其是如此。大革命时期几乎所有升到顶层的法国将军（莫罗是一个显著的例外）在革命前就已经参军了，大部分与拿破仑一样是青年中尉。即使在革命的迷乱漩涡中，操练源于军纪、军纪决定战斗力的观念也保留了下来。新晋将军们刚刚重新控制住军队，便大力严格执行了这一思路。1797年和约缔结后，波拿巴马上下令研究条令，并规定早晨进行单兵操练，傍晚营操，每周例行团操。他在视察过程中不仅热情极高，而且“像营务长一样一丝不苟”。13当上军长后，他不许新兵直接入团，必须要身心两方面都适于军队之后才可以。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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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46 拿破仑有一道关于黑人士兵入伍的命令，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证明了法国新军中新与旧、军国主义与民族精神之间的融合。他当时身处埃及，与本国断了联系，兵士日渐稀少，于是他给德塞将军（General Desaix）写了一封信（1799年6月22日）：“将军公民，我希望购买2000名或3000名16岁以上的黑人，每营插入约1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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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248 只要散兵还仅仅是辅助，那么散兵跑得太远、导致统帅手中没有足够兵力发起突击的危险就永远存在。因此，军队重建秩序后就着手限制散兵作战。散兵、线列、纵队并行不悖，根据需要交替运用。因此，与某些人的设想不同，新旧战术的根本差异在外人眼中并非显而易见，当时的人也几乎没有意识到眼前发生的变化，尤其是法国人自己。我们从一批文献中都会发现，人们很少投入脑力去系统性地发展新阵法。散兵战法当然要求训练枪法，但枪法训练在现实中的比例很小，以至于到了1800年翻越大圣伯纳山口（Great St.Bernhard Pass）前几日，波拿巴的总参谋长贝尔蒂埃（Berthier）还不得不下令：“自明日起，全体士兵都要进行几轮实弹射击，要学习掌握正确的持枪瞄准方法，还要掌握装填方法。”同年（1800年），前面提到过的霍耶的绝妙著作《战争艺术史》在德意志问世。作者问道：“（1792年以来的）这场战争果真对战争艺术有所促进吗？”回答是：“我们不可能给出不加限定的肯定答复。”（2：891）作者接着列举了几条：用炮增多；山地战中适当的散兵运用；侦察气球的使用。“因此可以说，与任何一场战争一样，这场战争发展了战争艺术，但绝没有让战术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他有一段话谈到了旺代战争中的散兵。他认为纵队只是乌合之众，这一观点表面上看确实是正确的。他认为（第1017页）：“这场战争中的野战工事比过去任何一场战争出现得都要频繁。”他在另一段（第1卷前言）中提到了火枪的进步、火药的强化、之前就有的早期光学信号机。最后（第886页），他还认为革命军中打胜仗的将军是那些知道（旧法军将领早已发现并录入战争部档案中的）边境要地、会看地图、会利用地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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