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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这一段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大革命时代的军事史意义根本不在于火枪和火药的改进；这些进步微不足道，甚至可以说腓特烈与拿破仑打仗用的是同一种枪。此外，气球观测在当时取得的成就最多可以用“有点意思”来形容。没有人认为大革命战争的重要特点是野战工事，或者将革命军将领的胜利归功于他们懂得如何从地图中发现以前的将军们找到的要地。在我们看来，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就是新的军队组织形式，它首先带来了一套新战术，进而诞生了新战略。受过专业训练的明智之士霍耶只在山地战和旺代战争中发现了新战术，对新战略则是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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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面战争的临近，法国想请不伦瑞克公爵斐迪南担任全国总司令，此人后来领导过反法同盟军并于1806年在奥尔施塔特（Auerstädt）被击败。腓特烈曾极为看重这位勇猛的公爵，以至于他被誉为当世第一名将。正如哥特人将王冠献给敌军统帅贝利撒留的幼稚计划证明哥特武士毫无政治观念，15法国人的想法也证明他们丝毫不知本国的革命即将带来一个全新的军事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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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战法的伤亡比线列战术小得多，后者的密集阵形或会招来葡萄弹，后者在齐射中两败俱伤。当时已经有人注意到了这一点。1802年，沙恩霍斯特在给一本法国书的书评里提出，16大革命战争中少有高级将领阵亡。七年战争中的普军完全是另一番光景。在战争的前几年，这支规模非常小的军队就失去了全部两名元帅——什未林和基斯——以及温特费尔德等几位名气最大、资历最老的将军。另外，七年战争中一场会战（例如布拉格会战、曹恩道夫会战、库诺斯道夫会战、托尔高会战）的阵亡人数就比大革命战争中的一场战役（包括4到10场会战）还要多，甚至包括波拿巴的意大利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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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回忆，甚至在1813年，普军也只有沙恩霍斯特一名将军阵亡。但拿破仑战争中总体的伤亡数量是再次大大提升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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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列强只把法国的新战法当作退化，而且是有意识地排斥。1796年10月——当时波拿巴已经打赢了意大利战役，但茹尔当（Jourdan）和莫罗被迫撤出德意志——奥军次帅兼军需总监马克（Mack）起草了一份历数旧战法优点的备忘录。他说奥军在地势不平、无法以密集正面进攻的弗兰德斯同样惯于“散兵进攻”。另外，只要步兵在前进过程中因战况激烈而保持不住原本的阵形，他们用不着下令就会自动变成散兵。作者反对这种错误的做法，因为它会削弱进攻造成的压力，会抵消出其不意的初始优势，而且一旦敌军骑兵现身，沉醉在胜利中的散乱队伍必败无疑。马克接着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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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训练有素且坚定的正规步兵，如果以密集的正面、精准的步伐勇敢地前进，再加上火炮掩护，那么散兵是挡不住它的。因此，步兵绝不能因为零散或分段射击而拖慢脚步，一定要尽可能快地直接向敌人发起冲锋，而且要一直尽可能保持队形。这种战法是避免流血的正道；开枪也好，散兵也好，都只会徒增伤亡而不能决定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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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自然也是类似的想法。有一份大概写于1800年的备忘录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1856年发表于冯·弗兰泽基将军（General von Fransecky）写的一本关于格奈森瑙的著作中（《军事周刊》附录第63页），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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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兵是一切战法中最自然的一种。换句话说，它最贴近人活下去的本能。不能像某些人试图证明的那样推出，散兵是目标最明确的一种战法。战争本身当然不是人的本性；贴近本性就是远离战争，战争艺术的目标绝不是贴近本性。有一句话讲得再贴切不过：“坦诚地说，散兵身上有我们所有人体内潜藏的天生痞子气，必须努力压抑住。”我们身边有很多嘈杂的反对声。有人向我们高喊，法国军队的巨大成就！法国散兵作风大胆；意大利战斗中的密集纵队进攻！这一切难道不是证明了相反的结论吗？我们要冷静地回答：我们不会这样做。不管我们多么尊重经验，但类似的一般性实例还是太少，不足以动摇我们健康的判断力。但这给了我们一个教训：一个习惯了总被保护的人，当他失去保护，直面危险时会害怕。不过，为了回应这些声浪，我们还是应该试着澄清其中的混淆。对于那些向我们高呼法军战功的人，我们要提醒他们的是：法国散兵在1793年打了进去，又在1794年退了出来，1799年打进去，1800年退出来，他们当初怎么打进施瓦本的，后来就是怎么撤出施瓦本的。这些事本来不值一提，但看见那些不再考虑或者不愿意考虑这些事实的人，我还是要提一提。我们对法国散兵的勇猛有如下评论，如果那是真勇猛的话。每一种危险都对应着一种勇敢。令荷兰人无法理解的是，怎么会有人把性命托付给未驯的野马，却能在风暴肆虐的大洋上镇定自若。习惯了站在队列中的人当然不会像法国散兵那样在要塞炮火下匍匐前进；他会特别害怕被俘，害怕被骑兵击杀踩踏。反过来看，一名失去了惯常的栅栏、战壕、单兵掩体等屏护的散兵脑子里也只会想到逃跑和寻找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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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不勇敢源于各自对某种危险的陌生，本身还不足以证明前述观点，即散兵作战会从整体上削弱勇气，或者削弱无畏的精神。为了证明这个观点，我们要给出下列内容。如果说散兵变得越来越勇敢了，那是因为他意识到危险没有以前自己认为的那样大，而且他每天都会变得更机诈，更有手段。因此，他并不是更无畏了，而只是学会了如何娴熟地对抗危险。而在散兵不能对抗危险，只能无畏地直面危险时，我们就会看到他们天生的痞子气滋长得是多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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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对于法军在意大利以大无畏的精神面对险境，在无掩护的情况下以密集队形进攻，所以完全不符合上述结论的看法，我的回复如下：首先，我们对当时的危险程度所知甚少，无法知晓法国人当时表现出了多大的无畏勇气，又要击败怎样的敌人。对这些战斗的描述都是夸大多而细节少。一般来说，一支部队在战斗中的勇敢程度要用伤亡数目来评价，而根据众所周知的数据，法国大革命战争在这方面与七年战争不可同日而语。其次，这里讲的不是冲锋过程中激发出来的那种蛮勇，那是法国人的天性，因为他们比其他民族更容易激动；相反，这里讲的是冷静地蔑视致命危险，能在连续战斗的过程中阵形不乱，岿然不动，就像罗克鲁瓦会战中的西班牙旧军和莫尔维茨会战中秉承利奥波德精神的普鲁士军队一样。因此，我们的结论依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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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兵习惯了自己的战法，于是失去了肉搏战所需的勇气。由此可见，线列步兵如果不想失去自身用处的话，那就绝不能以散兵形式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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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引入散兵的人宣称，破碎地形上只能采用散兵作战。此说的依据大错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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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营长领着一个没有散兵经验的营穿过树林，哪怕树林极其浓密也要保持队形，向敌人进军时，士兵不可能整排整列地走，而一定要散开队形，每个人自己往前走，这是完全清楚的。那么，这就是散兵吗？绝对不是！营长这时是要展开散兵进攻吗？更不是了！密集阵形进攻的本质在这里丧失了吗？恰恰相反！营长的打算是接近并击溃敌军，与所有进攻一样。在一马平川的地形上进攻炮兵的步兵营不会真的一直保持队形，但此举仍然符合密集进攻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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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线列步兵绝不能以散兵形式作战的话，那么平时就无须教授散兵战法；实话说是绝不能教授，因为到了战时，在那些临时用一下似乎无伤大雅的情况下也绝不能用散兵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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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几十万名法国散兵从本国腹地涌出时，他们会扫荡我们的传统原则，这也没什么奇怪的。有人或许会被这种情况吓倒，头脑有一点糊涂，但真正的男人必须回归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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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次失败后，旧列强也更明白了，接纳了法国的新战法。当然，甚至这些国家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了新方向的萌芽，那就是为连配属轻步兵和装备来复枪的精确射手。这一过程随着条令的革新而自然推进，奥地利率先于1806年修改条令，之后是普鲁士（1809年和1812年）。假如碰巧只有法国和普鲁士操典保存了下来，有人就会以为有文献证明散兵战术是普鲁士人在1812年发明的。如果又有人发现腓特烈大帝早在1770年的《营战要术》（Eléments de castramétrie et de tactique）中就规定第一排线列步兵前面要布置一个独立散兵营，而且他在死前不久下令组建轻步兵营，那我们就更容易信服了。事实上，这些独立营的用意不是杀伤敌人，而只是吸引火力。我们也已经知道，轻步兵并非新式正规步兵，只是辅助兵种罢了。革新战术必先革新国家，偶然流传下来的个别记载只有在客观上符合整体发展进程时才能被证实和确认，这种分析方法在战争艺术史领域尤为重要。学者们从李维的记载（8：8）中得出罗马人很早就懂得如何以小型战术单元进退交战的结论，看到偶然保存至今的查理曼晚年敕令就以为不得不得出那时就有封建制度的结论，这岂不是误入歧途！相反的类似情况也有。古代战术最深远的变革是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从人多势大的方阵转向梯队阵形。但是，与西庇阿同时代的波利比乌斯却很少谈到，正如与波拿巴同时代的霍耶不讲线列战术转向散兵战术一样，尽管我们不得不承认两位作者都身居高位且受过专业训练。关于封建制度的起源，我们甚至没有一份基于一手史料的记述。3世纪罗马帝国时期军团的衰落也是类似情况。这些变化尽管惊天动地，但仍然有一个过渡的过程，躲过了时人的眼睛。非专业作者（比如李维）只言片语中留下来的错误认识偶尔会让学者曲解实情，这种遗毒只有经历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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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一开头就讲过，一切军事艺术都在两端，或者说两种基本力之间游走：一是个体的勇气和武艺；二是战术单元的坚定团结。全靠个人武功的骑士代表一个极端，腓特烈大帝手下的齐射步兵营代表另一个极端，后者中个体成了被塞进机器的齿轮，就连狂躁之人也能融入进去，发挥作用。就此而论，有章法的散兵可以说兼具战术单元与个人斗志的两方面优势。因此，这一变革的前提是有愿意参战的当兵材料。自愿应募的旧式佣兵有参战意愿，但这种军队必然规模小。规模一大，素质就差。保卫祖国的新观念不仅进一步扩大了兵力，而且大大提升了群众的参战意愿，以至于可以从中发展出新的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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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炮兵领域，格里博瓦尔（Gribeauval）早在法国旧王政时期就显著改进了造炮工艺。人们已经越来越了解哪些部位可以少用铜铁，减重而不损害强度。直到那时，重炮还会在战斗开始前移入预定位置，通常不会转移阵地。因此，让民夫运输重炮还是可行的。但先锋部队带的是专人拉动的轻型营炮。现在，格里博瓦尔大幅减轻了野战炮的重量，士兵自己就能用为此配发的皮带拉炮。大革命为法军带来了普军样式的骑乘炮兵。拿破仑刚刚掌握指挥权就把炮兵辎重人员纳入军事化管理。之前的农家子弟在进入敌军火力范围时太容易自己骑马跑掉了。现在，运炮的人员和马匹都经过了系统训练，火炮可以按需跟随步兵上战场，于是由专人拉动的野战轻炮就被废弃了。如果说机动性的大幅强化确实大大提升了炮兵重要性的话，可与骑兵一样，炮兵的重要性还是相对下降了，因为只有步兵能沾到军队规模扩大的光。腓特烈大帝晚年的千人火炮占有量达到了7门，到大革命战争时期落到了两门乃至一门，德意志帝国时期逐渐回升。拿破仑在瓦格拉姆会战（Wagram）中的步炮比例是千人两门炮多一点（395门比18万人），1812年约为千人3门炮。18但是，机动性的提升让一种新的火炮部署原则成为可能。炮兵火力被集中于一点，为步兵突破做准备。奇袭时的成功率还要更高。这一观念同样甚至早在大革命前的法军中就有教授。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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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军最大的常备编制是团，每场会战都要专门下令规定哪位将军负责哪个梯队或梯队一部。散兵作战的预计作战时间更长，而且常常需要多兵种协同配合，因此设立常备编制是有益的。于是，法军先后设立了师和军。这看起来是纯粹的外部安排，其实却反映了一种全然不同的会战指挥精神。腓特烈打的会战是最高统帅亲自下令，全力发起冲击，务求速战速决，也必然会速战速决。现在，一场会战分成了多个甚或许多个独立的行动，分别由师长乃至军长负责，按照个人判断运用不同的兵种——散兵、密集步兵、轻便炮兵。只有最高统帅随着会战发展，根据具体情况做出的总攻决定才能决出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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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队阵形尽管没有被放弃，但重要性还是降低了。保留和运用预备队对会战进程的重要性则与日俱增。交战胜负不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前线打响后从后方增强火力、投入或保留兵力。圣西尔元帅写道：“打赢会战只在于关键时刻强化前线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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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过分细究个别表达的意思的话，腓特烈的会战与拿破仑的会战的区别可概述如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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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帅将会战分成多个独立的行动，分别交给部将负责，这样就将自己从具体布置行军中解放了出来。约米尼（Jomini）说，拿破仑会在地图用圆规规定各军的行军目标，张开的半径是7个至8个小时的直线行军距离。1805年，法军从布伦走到多瑙河畔的直线距离是465英里（约748千米），平均每天12英里（约19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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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散兵一样，这种新的作战类型也为法军带来了另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旧军依赖仓库提供的补给是有定数的。大军永远要携带18日份的口粮；士兵本人要携带3日份的面包，每个连配备的面包车装有6日份的面包，军需长掌管的辎重运输系统下的面粉车装有9日份的面粉。21不这样安排的话，严格的军纪便无以为继。在18世纪，这种军队的个人主义色彩愈发浓厚，也愈发强调军务管理机关要确保将士兵照顾好。维持军纪的直接需求与国家的整体组织形式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战争是官府的事，与臣民无关；如果本地没有战事的话，臣民用不着关注战争。士兵有严令在行军和驻扎期间都不得骚扰乡间百姓。法军不太在乎安民。在法军看来，战争是全民的事，全民都在流血，因此战争期间可以从民间索取一切所需。只要仓库供给不上，士兵就会从当地居民强夺物资，不管在什么地方。这种征收很容易变成抢劫，会打散编制，而且会在军中蔓延，鼓励聚众剽掠。假如腓特烈大帝允许这样做，他肯定会担心士兵纷纷逃亡，大军作鸟兽散。他只有几次特别紧急的情况下才允许士兵就食于寄宿的人家。法国革命军初期也深受逃兵之苦，但那与口粮无关，而且当时也完全没有遏制逃亡的纪律监察手段。靠不住的人渐渐离开，军队还留下了相当一部分人，他们继续服役是出于个人意愿；当然了，他们的不守军纪也让人想起了三十年战争中的佣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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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6年，拉阿尔普将军（General Laharpe）向上级波拿巴报告说，他的部下比当年的汪达尔人还要恶劣；一天之内有两名旅长辞职；波拿巴亲自致书督政府，称耻于统领这样一群形同窃贼的暴民。当然，人们以为法军会给各民族带去自由，法军是在民众的欢呼雀跃中开进米兰的，但米兰人对法军暴行失望至极，8天后便揭竿而起；但起义被燧发枪压制下去了。莫罗于1796年7月17日从德意志发回的报告与波拿巴从意大利发回的报告别无二致：“我在尽最大努力遏制劫掠，但部队已经两个月没拿到军饷了，而且我们走得太快，辎重队跟不上；农民跑了，士兵就把空房子扫荡一空。”7月23日，茹尔当也发出了类似的报告：“士兵蹂躏乡间，无以复加；我领导这样一支行迹败坏的军队都要脸红。军官表示反对就会受到威胁，而且真有开枪打军官的事。”尽管如此，将军们还是逐渐整顿了军纪。此举不仅是出于人道，也对军事行动有利。茹尔当在上述报告中已经指出，走投无路的当地人正在拿起武器，用不了多久，交通线就非得有兵力保护才能通行了。打了胜仗以后就四处征收抢劫的士兵现在遭到了攻击。随着秩序的恢复，法军捡起了旧战术和后勤体系中合理的成分，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会纵容士兵抢掠。然而，尽管法军规模远胜以往，但辎重队却一直小得多。考虑军官行李少了，帐篷也取消了，那么吕斯托估算1806年法军步兵的辎重队只有普军的八分之一或十分之一或许是正确的。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