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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曾给基斯元帅写过一封信（1757年8月11日），内容是他正等着一批辎重到位：“它寄托着国家最后的希望。”拿破仑绝不可能说出这种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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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所知，当时的文献中不曾提到由于18世纪下半叶马铃薯种植面积和产量的扩大，所以为大军提供口粮的任务比以前容易了。马铃薯在七年战争中还没有发挥任何作用。20年后的巴伐利亚继承战争被戏称为“马铃薯战争”。在1813年秋季战役中，马铃薯无疑极为重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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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拿破仑整顿军队秩序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后勤制度的旧伤疤还是时不时被揭开，只要有一点问题出现，兵士四散和缺乏纪律的弊病就会马上重现。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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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既完善了革命，同时也终结了革命。他行使大权不是因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是人民的选择。在一次大选中，法国人民几乎全票选举他为执政，后来又将他推上皇位。尽管君主制复辟，但军队保留了共和国时期新养成的重要品格。官兵分野不再具有阶层性质，而在于教育程度与能力资质的高低。而且哪怕是完全没受过教育的人，确有能力者也能做到上尉，优异者甚至可以升到最高级军衔，这进一步在官兵之间建立了桥梁。有一句话说得好，每名士兵的背包里都有一根元帅节杖。当然，我们不能由此认为拿破仑手下伟大的元帅们都是从底层人民拔擢上来的；事实上，大多数元帅与波拿巴本人一样在革命前就是职业军人了。他们的出色战绩有不小的一部分原因是大革命扫清了一切传统束缚，让他们在兼具年轻人的强健体魄和雄心壮志的年纪走上了领导岗位，从而立下不世之功。拿破仑本人接过意大利远征军统帅权时年仅27岁，他手下的元帅当上元帅时大多只比27岁大一点，甚至还不到2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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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20岁至25岁（分为5个年龄段）青年男子均应服兵役的义务在1798年得到了重申，但1800年又开放代役，对普遍兵役加以限定。甚至早在1800年之前，普遍兵役制也不曾实际贯彻，因为有大批青年男子逃避兵役，或者即便入了伍也会跑回家。对此，管理制度的力度和完善程度还不足以遏制，而且之前有一段时间允许过代役，但后来又废止了。1798年和1800年的法律建立的允许代役的征兵制本质上是一套弹性很大的制度，实际管得很松。尽管每年每个年龄段的适役男子至少有19万人，但拿破仑在1801年至1804年间每年实际只征召3万人服现役，外加3万名每年集训15日，每月择一周日操练的预备役人员。士兵年满25岁退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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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06年起，兵员需求越来越大。由于战事连绵不断，25岁退伍的规定无疑已经不再遵行。1812年至1814年间的实际（而非额定）征兵力度没有留下相关的正面史料和确切数字。只有一点可以肯定：甚至早在1805年之前，当时非常温和的征兵措施就遭到了强力抵制，必须要强制执行。不应征报到者被叫作“顽民”，地方上有专门的宪兵队负责追捕扭送到团里，不然会把士兵安排到顽民父母亲属家里住宿，要么由社区整体担责任。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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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现实情况与大革命理想化的普遍兵役原则有很大差别。我们可能会说这种征兵只不过是恢复了旧制度：反复连续应征的专业代役人组成了一支职业佣兵队伍，当然还要加上历代路易国王拉来的壮丁。要是与普鲁士军队比较的话还要更贴切，各区征上来的兵员占到全军半数，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尽管是以碎片化的形式，但法兰西共和国军队的很多精神还是延续到了拿破仑的军队中，不仅是军官团精神风貌和官兵关系为之一新，军队主体本身的性质和精神也起了变化。他们根子上就不是雇佣兵，而是法兰西祖国的儿子和卫士，甚至在他们不情愿地履行职责时也是一样。矛盾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民族精神甚至在旧法国军队中就存在了。但征兵人数增加得太多了，我们可以乃至必须将新旧对照视为一项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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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军区征兵条例，我们大可以说普鲁士征兵与法国同样严格，甚至更加严格，但法国征上来的兵与普鲁士完全不同，原因在于法国人口是普鲁士的五倍，而且普鲁士军区下的国民尽管对国王和国家忠心耿耿，却必然缺少祖国观念的独特加持，因为普鲁士只是一个偶然形成的王朝国家，并非民族国家。最后应当注意的一点是，尽管本国人占到了普鲁士军队的半数乃至更多，但他们仍然只是短期服役，招募来的外国人才会长期服役并因此为全军打上了自身的烙印，也就是一个具有或多或少荣誉感的武士阶层，而非保家卫国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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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体现上述区别的莫过于比较前文引述过的腓特烈最重要的一部训令中关于防止逃亡的条款，以及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会战（battle of Austerlitz）前向部队发布的命令。腓特烈的训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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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逃亡是每一名将军的重要职责，为此必须采取以下措施：不得在森林旁边扎营；时常到帐中视察；在森林中行军时，步兵身旁必须要有骠骑兵巡视；储藏粮草的地方要有轻步兵站岗，天快黑时要加上相同数量的骑兵；外出找秸秆和水源时，士兵不得出列，而要由军官整齐带队；聚众劫掠必须严惩；开拔时不得在部队拿好武器、列好队伍之前撤去村庄里的哨兵；不得夜间行军；行军期间不得允许士兵脱离本排；穿越森林时，步兵要有骠骑兵随行巡逻；随时警惕任何军需品的匮乏，包括面包、肉、白兰地、秸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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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在1805年11月24日的命令则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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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不要声张。各军长应尽力列出无故掉队，聚众劫掠者的名单。长官应向士兵宣扬这些人是可耻的家伙，因为法国军队中对不身犯险境、不分享胜利荣耀的人的最重惩罚就是同袍的谴责。如果有这种人，皇帝确信他们会愿意集体回到军队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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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会议早在1792年9月19日和1793年5月25日就下令废除了释放战俘换钱也就是“赎金”这种旧式佣兵军队特有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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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拿破仑统治末期的1812年和1813年，他不得不采取愈发严厉的征兵手段，同样深受逃兵之苦。事实上，我们可以说1812年和1813年战役输就输在逃兵上。由于逃回后方的士兵不绝如缕，他来到莫斯科时的兵力已经衰弱到无力再战了。如果说他发动1813年秋季战役时的兵力仅仅略少于反法同盟军，可两个月后的莱比锡会战时就只比敌军的一半多一点了，个中缘由当然有很多，但尤其重要的一条就是法军方面闻所未闻的大批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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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的军队在七年战争中也是逐渐衰弱，我们也看到了他是如何试图用增加炮兵来弥补步兵的不足。如前所见，拿破仑身上也发生了相同的事情，尽管程度上有差别。腓特烈军中的内部变化带动了战略的调整，而我们之后看到，拿破仑的战略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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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最简单的话说，建立于革命期间、由革命缔造的新军制与旧制度的区别有三：兵力大幅扩张、采用散兵战术、从民间征收物资。最后，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三个让新军制超越旧制度的特征不是同时，也不是从一开始就发挥作用的。尤其是随着初期的普遍兵役制产生的庞大兵力后来一度回落，以至于拿破仑在早期几场战役中仅仅与敌军兵力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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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时期将军与拿破仑时期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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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穆里埃（Dumouriez）：生于1739年，七年战争时已为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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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勒曼（Kellermann）：生于1735年，七年战争时已为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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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旺（Servan）：生于1741年，大革命爆发时任参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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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诺（Carnot）：生于1753年，大革命爆发时任工程兵上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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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沙尔（Houchard）：生于1740年，大革命爆发时任龙骑兵上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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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什（Hoche）：生于1768年，1784年进入禁卫军，1792年授中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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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梭（Marceau）：生于1769年，1785年入伍，1789年升中士，1792年任志愿兵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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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舍格吕（Pichegru）：生于1761年，本为数学教师；1783年入伍，大革命爆发时为高级士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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