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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军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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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雷、克莱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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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军中最多升到士官者：茹尔当、奥什、马尔梭、勒费弗、拉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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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平民，革命开始后参军者：莫罗、布吕内、贝西埃、莫尔捷、叙谢、圣西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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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3 拿破仑的战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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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再说一遍：战略的天然原则是集结兵力，寻找并击败敌军主力，接着乘胜追击，直到失败者屈服于胜利者的意志，接受胜利者的条件，最极端的情况就是占领敌国全境。“在战争的一切目的当中，歼灭敌方武装力量永远是至高无上的一项”（克劳塞维茨）。那么，攻势行动的目标就不是某个地方、某片区域、某座城市、某处要地或某座仓库。如果一方凭借巨大战术胜利从肉体和精神两方面摧垮了敌方武装力量，使其无力再战，那么胜利者就尽可以按照自己的政治目标来开拓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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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度下的军队规模太小，战术太呆板，成分太不可靠，无法在战争中践行上述基本原则。他们只能呆立在凭借自身战术无法攻克的阵地前，也不能绕过去，因为他们必须随身携带粮草。他们只敢浅浅地进入敌境，因为他们不能保卫大片区域，而且要确保交通线万全无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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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摆脱了这些枷锁。他从一开始就将全部胜算押在取得战术胜利、让敌军失去行动能力上，然后乘胜追击，直到敌人接受他的条件。这条最高原则的推论影响到了上至战役方案、下至每一场交战的一切。由于万事自始至终都以压倒性的战术胜利为基础，于是所有其他目的和考量都要从属于这一个终极目的，战役方案自然就简单了。消耗战略的基础是每一项行动都既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七年战争开场时，腓特烈在纷繁多样乃至截然相反的方案之间摇摆不定。统帅越是精明干练，他能想到的可能性就越多，决策的主观性也就越强。拿破仑的战役方案则具有一种内在的客观必然性。刚开始认清和理解了这些方案时，我们会感觉它们不可能是别的样子，战略天才的创造性只在于确认事理本身的必然结果。艺术史中秉承古典主义、多用朴素直线的帝国风格与同时期的战争艺术有一些可比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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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要对直接从上述基本原则的对立推导出来的正面结果做一宏观概述。我们不需要做辩证推演，只要考察拿破仑和腓特烈两位宗师的事迹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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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拿破仑的战役观，他聚焦于敌方军队，而且自始至终以攻击敌军乃至尽可能歼灭敌军为基点。腓特烈也提出过这样的原则：“什么都想保住的人什么都保不住。因此，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的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敌军本身。”但如前所见，这条原则对腓特烈的意义只是相对的，他一次又一次极大地偏离了该原则。对拿破仑来说，它具有绝对的重要性。当拿破仑多面受敌时，他能将其各个击破。1805年，在俄军尚未赶到时，他就在乌尔姆击败了奥军；接着在普军出手前，在奥斯特里茨击败了俄军和奥军残部。1806年，他再次抢在俄军抵达前击败了普军（耶拿会战），1807年又在奥军缓过来之前打败了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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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战争爆发时，腓特烈的行事方式全然不同。1756年7月，形势已经完全成熟，奥军还没有动员，俄军和法军还在远方。但腓特烈没有尽快出击，反而特意拖到8月底才开战。假如他信奉歼灭战略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他掌握的资源足以遵行歼灭战略的话——我们必然会将此举判定为腓特烈一生戎马中犯过的最严重的战略错误。但由于他哪怕在最有利的条件下都完全不考虑以彻底征服奥地利为目标，因此他将当年目标局限于占领萨克森就是正确的做法，推迟开战可以避免法国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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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为了进一步推崇腓特烈，试图证明他在次年（1757年）有征服奥地利的计划（布拉格会战、布拉格围城战）。他们的心态是何其自相矛盾啊。假如这一计划在1757年是可行的话，那么放到1756年岂不是容易得多！唯有站在消耗战略的基础上，腓特烈的行为才是清晰连贯的。如果这是正确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七年战争初期与拿破仑在1805年、1806年的行动之间的根本性对立，恰恰以最精妙、最切实的方式证明了历史上的两类战略的本质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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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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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战略的前台上是围攻要塞、阻止围攻和解围。这些事件在腓特烈那里发生的频率要低于前人，但仍然非常重要。而拿破仑在所有战役中（次要行动除外）只打过两次围城战，1796年围攻曼图亚，1807年围攻但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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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他决定打这两场围城战，也只是因为他当时不能用手中的兵力继续与敌军打野战。奉行歼灭战略的人只会围攻非围攻不可的要塞，除非是敌国首都，比如1870年的巴黎；或者是敌方全军被包围在一座要塞内，比如1870年的梅斯，或者夺取某座要塞是小规模次要行动的目标。对腓特烈来说，夺取要塞——比如1741年的尼斯，1762年的布拉格、奥尔米茨、施韦德尼茨——往往就是一场战役的实际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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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公然宣称：“如果敌国要塞林立，一定要全部攻下来，不能放过任何一座。这是稳健的打法，可以免去后顾之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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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反法同盟在1814年入侵法国时遵循腓特烈的原则，那就永远打不败拿破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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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开凿运河，不仅是为了商贸，也会用于运送军需。拿破仑则是修路，他打仗主要靠两条腿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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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常说，会战对他来说是开给重病患者的“催吐药”。当他想要证明会战决策的合理性时，他往往会说自己别无可能的选择。3在他看来，会战就是听天由命，是撞大运，胜负无可逆料。拿破仑说自己的原则是无七成胜算不开战。4如果腓特烈也奉行这条原则的话，那么他连一场会战都不会打。这并不表明——比如——两位统帅的胆量不一样，他们无疑都是很大胆的，而在于两套体系的差异。如果一个践行歼灭战略的人认为会战就是胜负由天，那么整场战争就都是拼运气了，因为决定战争结果的正是会战。而在消耗战略下，会战只是多个因素中的一个，会战成败可能会被抵消掉。腓特烈在思考一场会战时曾写道，哪怕会战输了，他的处境也不会比原有的处境更糟。5这种话不可能从拿破仑嘴里说出来，说出来也是无法理解。对他来说，在他眼中，一场会战的胜败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改变整个局势。普鲁士输了库诺斯道夫会战可以缓过来，法国输了耶拿会战就不行了。如前所见，腓特烈嘴上常说打会战一定要集中全部可用兵力，其实做得很有限。拿破仑确实贯彻了这条原则，尽管在他身上也并非绝对。61805年11月15日，他致书马尔蒙：“世人以为我的天分比别人高，但与屡次败于我手的敌人对战时，我从来不觉得兵力够用；我会尽可能集结所有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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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的原则是战役方案要尽可能往大了做，他从一开始就说方案在执行中会缩水的。他一次又一次证明自己确实遵循该原则。“宏大的战役方案，”他在1768年的《政治遗嘱》中说道，“无疑是最好的，因为执行过程中马上就会注意到哪些内容不切实际，然后聚焦于可行的部分，这样取得的成绩要比小家子气的方案来得大，小气成不了大功。”“大计划未必成功，而一旦成功就会决定战争成败。”“要制定四份这样的方案，只要有一个方案成功，一切的辛苦就都值回来了。”7因此，我们如果比较他最初的方案和后来的执行，那就不免会产生他的精力与战略构想不对等的印象，这就错得不能再错了。他一开始制定方案时完全明白方案超出了可能的界限，这样一来，他无论怎样做都在可能性的范畴之内。方案能达到的极限会由客观事实确定；他知道是这样，他的本意也是这样。因此，评价和估量他的战略构想永远要考虑上述条件。拿破仑则恰恰相反。他的方案不会在执行中缩水，反而会扩大。他这样评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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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制定战役方案时，没有人比我更胆小；我会夸张地设想所有风险，尽可能悲观地看待所有情形；我处在痛苦而焦虑的状态中。当然，我在参谋面前还是会表现出昂扬向上的姿态。然而，一旦做出了决定，我就会把一切都忘掉，只考虑如何达成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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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腓特烈的会战中，一切都基于密集整体的威力；胜负也被认为决于首轮冲击。而拿破仑开战时往往没有明确的方案，甚至不太清楚敌军阵地的情况。他说过，先接敌再看怎么打。因此，一大部分兵力要留作预备队，胜利靠的是将预备队投入到统帅规定的位点。腓特烈会战与拿破仑会战的这一区别首先要追溯到战术层面，也就是线列战术与散兵战术的区别。不过，这与战略也有关系。在拿破仑那里，会战是从先前的行动有机发展而来的，往往是有预见的。腓特烈的会战则或多或少源于有预谋的主观决断，因此不能有长期酝酿的过程，越快决战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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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终其一生都在种种战略原则、权变和方案之间权衡不休。拿破仑则说：“我打仗只知道三件事，每天走10里格、交战、休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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