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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451 消耗战略的前台上是围攻要塞、阻止围攻和解围。这些事件在腓特烈那里发生的频率要低于前人，但仍然非常重要。而拿破仑在所有战役中（次要行动除外）只打过两次围城战，1796年围攻曼图亚，1807年围攻但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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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453 甚至他决定打这两场围城战，也只是因为他当时不能用手中的兵力继续与敌军打野战。奉行歼灭战略的人只会围攻非围攻不可的要塞，除非是敌国首都，比如1870年的巴黎；或者是敌方全军被包围在一座要塞内，比如1870年的梅斯，或者夺取某座要塞是小规模次要行动的目标。对腓特烈来说，夺取要塞——比如1741年的尼斯，1762年的布拉格、奥尔米茨、施韦德尼茨——往往就是一场战役的实际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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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455 腓特烈公然宣称：“如果敌国要塞林立，一定要全部攻下来，不能放过任何一座。这是稳健的打法，可以免去后顾之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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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457 假如反法同盟在1814年入侵法国时遵循腓特烈的原则，那就永远打不败拿破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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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459 腓特烈开凿运河，不仅是为了商贸，也会用于运送军需。拿破仑则是修路，他打仗主要靠两条腿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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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461 腓特烈常说，会战对他来说是开给重病患者的“催吐药”。当他想要证明会战决策的合理性时，他往往会说自己别无可能的选择。3在他看来，会战就是听天由命，是撞大运，胜负无可逆料。拿破仑说自己的原则是无七成胜算不开战。4如果腓特烈也奉行这条原则的话，那么他连一场会战都不会打。这并不表明——比如——两位统帅的胆量不一样，他们无疑都是很大胆的，而在于两套体系的差异。如果一个践行歼灭战略的人认为会战就是胜负由天，那么整场战争就都是拼运气了，因为决定战争结果的正是会战。而在消耗战略下，会战只是多个因素中的一个，会战成败可能会被抵消掉。腓特烈在思考一场会战时曾写道，哪怕会战输了，他的处境也不会比原有的处境更糟。5这种话不可能从拿破仑嘴里说出来，说出来也是无法理解。对他来说，在他眼中，一场会战的胜败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改变整个局势。普鲁士输了库诺斯道夫会战可以缓过来，法国输了耶拿会战就不行了。如前所见，腓特烈嘴上常说打会战一定要集中全部可用兵力，其实做得很有限。拿破仑确实贯彻了这条原则，尽管在他身上也并非绝对。61805年11月15日，他致书马尔蒙：“世人以为我的天分比别人高，但与屡次败于我手的敌人对战时，我从来不觉得兵力够用；我会尽可能集结所有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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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463 腓特烈的原则是战役方案要尽可能往大了做，他从一开始就说方案在执行中会缩水的。他一次又一次证明自己确实遵循该原则。“宏大的战役方案，”他在1768年的《政治遗嘱》中说道，“无疑是最好的，因为执行过程中马上就会注意到哪些内容不切实际，然后聚焦于可行的部分，这样取得的成绩要比小家子气的方案来得大，小气成不了大功。”“大计划未必成功，而一旦成功就会决定战争成败。”“要制定四份这样的方案，只要有一个方案成功，一切的辛苦就都值回来了。”7因此，我们如果比较他最初的方案和后来的执行，那就不免会产生他的精力与战略构想不对等的印象，这就错得不能再错了。他一开始制定方案时完全明白方案超出了可能的界限，这样一来，他无论怎样做都在可能性的范畴之内。方案能达到的极限会由客观事实确定；他知道是这样，他的本意也是这样。因此，评价和估量他的战略构想永远要考虑上述条件。拿破仑则恰恰相反。他的方案不会在执行中缩水，反而会扩大。他这样评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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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465 当我制定战役方案时，没有人比我更胆小；我会夸张地设想所有风险，尽可能悲观地看待所有情形；我处在痛苦而焦虑的状态中。当然，我在参谋面前还是会表现出昂扬向上的姿态。然而，一旦做出了决定，我就会把一切都忘掉，只考虑如何达成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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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467 在腓特烈的会战中，一切都基于密集整体的威力；胜负也被认为决于首轮冲击。而拿破仑开战时往往没有明确的方案，甚至不太清楚敌军阵地的情况。他说过，先接敌再看怎么打。因此，一大部分兵力要留作预备队，胜利靠的是将预备队投入到统帅规定的位点。腓特烈会战与拿破仑会战的这一区别首先要追溯到战术层面，也就是线列战术与散兵战术的区别。不过，这与战略也有关系。在拿破仑那里，会战是从先前的行动有机发展而来的，往往是有预见的。腓特烈的会战则或多或少源于有预谋的主观决断，因此不能有长期酝酿的过程，越快决战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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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469 腓特烈终其一生都在种种战略原则、权变和方案之间权衡不休。拿破仑则说：“我打仗只知道三件事，每天走10里格、交战、休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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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471 拿破仑允许一场会战没有预先构想就展开，他对战略也是如此。他自称从未有过战役方案。这与前面的内容不矛盾，就是他制定作战方案时非常焦虑。毛奇有一句常常被引用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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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473 没有作战方案能算准到与敌军主力初次接触之后。只有门外汉才会相信一场战役是按照提前定好的、巨细靡遗的构想不折不扣地贯彻到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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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475 拿破仑正是在这层意义上说自己没有战役方案的。然而，他对于部队要如何展开、部队展开过程中的情况当然有着非常明确的想法，他也会认真权衡由此可能产生的种种后果，但他不能预先判定到底会发生哪一种。在消耗战略下，我们一再看到战役方案早就规定好了仗要怎么打——腓特烈在这一点上无疑没有同时代的人那么严重，但他还是认为这是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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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477 拿破仑的实力甚至也达不到——比如——夺取整个波斯的亚历山大大帝的程度。甚至普鲁士在1807年也愿意把仗打下去，假如俄国也愿意的话。拿破仑结束战争靠的不只是战场胜利，最终也要通过政治手段。因此，我们可以说他与前人的差别毕竟只是相对的。但我们已经看到两者的现实差别是根本性的，因为拿破仑确实践行了从歼灭战略的本质合逻辑地推论出来的原则，与亚历山大大帝别无二致。他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他确信或者说自以为确信，如果自己还不能彻底征服对手，也就是所谓的“耗尽了气力”，他仍然能够用政治手段补救。事实上，我们可以说他在历史上伟大就伟大在这里。拿破仑骨子里的政治家成分远远多于军人。年轻时也好，后来也好，他都不曾研究军事史或军事理论。每一位有反思精神的军人都会考虑是否应该从浅线列回归深纵队的问题；没有迹象表明波拿巴中尉这样做过。腓特烈读遍了古往今来探讨战争本质的著作和军事史书。当然，拿破仑也经常指出军人必须研究伟大统帅的事迹，吸取前人精华。他列出了亚历山大、汉尼拔、恺撒、古斯塔夫·阿道夫、蒂雷纳、欧根和腓特烈。但除了恺撒以外，他本人基本上只熟悉军事色彩很弱的普鲁塔克名人传，他更喜欢读谈论政治和道德哲学的书。他在大革命战争爆发后的作为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他的特点。他当时是一名法军中尉；假如他最热衷的事情是打仗的话，他必然会带着自己的团奔赴前线——尤其是他是新政治理念的热切支持者。但这位年轻军官在开战后的整整一年时间里都没有参战，而是忙着为科西嘉制定颇为冒险的政治方案，失败后才投身军界。然而，他在1796年出任驻意大利法军总司令后制定的第一份宏大战役方案是以政治为基点的，目标是让撒丁岛脱离奥地利；1797年，他最后也是通过政治手段结束了对奥作战，当时他已经打到了维也纳附近，而他不仅提议要割地（比利时和米兰）给被击败的敌人，还让奥地利看到了拿到一块肥肉（威尼斯）的可能性。他后来的历次战争也是类似的情况；尽管有宏大的畅想，但他也知道自身力量的限度。至于1812年他有没有失去节制心，有没有做出越界之举，或者是否有一种无尽的内在必然性让他越出了界限，暂且按下不表。我们只要说明一点：拿破仑所处的境况让他能够制定以彻底击败敌人，而非单纯消耗的战役方案，然后通过政治手段克成全功——这是古斯塔夫·阿道夫、路易十四手下的统帅们、欧根亲王、腓特烈大帝都不可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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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479 有人可能会认为新战略是从新状况的土壤中自己生长出来的，这是错误的。利用手头的素材创造新现象需要有一位了不起的创造性天才。我们在这里特别清晰地明白世界史绝不是像唯物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将首次应用新战略的战役，也就是波拿巴将军的历次战役与他最重要的同僚之一莫罗将军的战役比较一下，我们就会认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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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481 1795年没有发生决战就过去了，但普鲁士由于《巴塞尔和约》已经退兵。1796年春，法国建立了三支军队：一支由茹尔当率领，在最远到杜塞尔多夫的莱茵河中游活动；一支由莫罗率领，在莱茵河上游活动；一支由波拿巴率领，在意大利活动。在英国金援的帮助下，奥地利与一众小盟国已经建立了与法军兵力相当甚至更强的反法军队。双方都遵循保卫领土的原则，将军队分散到了漫长的前线上。波拿巴有一部分军队驻扎在阿尔卑斯山区，一部分驻扎在里维埃拉海岸，几乎要到热那亚了。他现在将主力集结到最右侧的里维埃拉，只留了少量兵力掩护与法国的交通线。两边通过亚平宁山口对进，但法军尽管总兵力少几千人，但由于布置得当，每次战斗都有兵力优势。法军击败了敌军中路，插入奥军和撒丁军之间，然后波拿巴向撒丁国王开出有利的停火条件，从而完全占据了上风。8于是，波拿巴将奥军赶回了曼图亚，将敌军残部围在城中并展开攻城。奥军4次出阿尔卑斯山援救曼图亚，每次都被法军击败——有一次，波拿巴为了在决定性的野战中取得人数优势而放弃围攻要塞，丢掉了重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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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483 取胜后在莱奥本（Leoben）进行停火谈判时，他对奥地利将军们说：“欧洲有许多良将；但他们同时看的东西太多了。至于我，我眼里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军队本身。我要努力消灭军队，因为我确信其他的一切自然会随之落入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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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485 他后来在米兰说：“战略的宗旨在于，哪怕兵力较少，但在发起进攻或受到攻击的地点一定要比敌人兵多。”最后，他在圣赫勒拿岛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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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487 大革命战争中有人采用了错误的分兵之策，这几路兵马去左边，那几路兵马去右边，大错特错。真正为我带来那么多次胜利的是相反的策略。会战前一天，我不会让各师离得远远的，我会把他们全都集中到我要突破的那一点上。我的大军聚集在那一点上，对面的敌军必然总是少于我军，很容易就会被击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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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489 从客观角度看，莫罗和茹尔当完全可以在德意志同样采用波拿巴在意大利的战法。卡尔大公统帅的奥军沿着从巴塞尔到锡格河（Sieg）的前线摊开。由于波拿巴取得的战绩，一支由武姆泽（Wurmser）指挥的部队被派去意大利，于是双方兵力就大致相等了。法军本可以集中兵力出击，将奥军各个击破。法军确实考虑过发起猛攻；但真正的目标不是歼灭敌方武装力量，而是赢得地盘。两位法国将军没有采取重大行动，只是通过机动战将大公逼退向巴伐利亚。莫罗向伊萨尔河进军。但与此同时，大公率领主力扑向茹尔当，在维尔茨堡重创法军，将其打回了莱茵河。伊萨尔河畔的莫罗兵力是对面的两倍多，但他也班师了，不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优势兵力。4个月后，双方基本上回到了刚开战时的起点。但舆论认为莫罗毫发无损地率部通过霍勒塔尔峡谷（Höllental）撤回是一项重大的战略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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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491 法军分兵三路，分别由波拿巴、莫罗、茹尔当指挥的战役方案是由战争部长卡诺制定的。有学者宣称这是战略大手笔，以为卡诺的意图是三路大军会师维也纳附近。卡诺确实考虑过意大利与德意志战场间的配合，但并不打算让三支从不同基地出发的大军最后在战场上会师，将敌军一举歼灭。相反，他的目标是三路大军互为支援，有序推进，在机动战略中威胁敌军侧面，不断压迫敌军后退，从而夺取土地。一定程度上，这个方案可以与1757年腓特烈进军波希米亚相比较。腓特烈认为战役方案的本质在于“基本将敌军赶出波希米亚”10，同时也想尽可能痛击敌军；卡诺也在写给三位将军的信中指出，他们要从侧面包抄敌军，夺取敌军仓库，同时要坚持猛烈进攻，一定要追击到彻底打败和击溃敌军为止。这些指令是两极战略的绝佳例证。但1757年和1796年的不同点是，当机会出现时，腓特烈更加倾向于打会战，愿意在布拉格发动大战，最终打算在布拉格俘获敌方全军，莫罗却谨小慎微，陷在机动战略思想里走不出来，甚至在多位德意志诸侯背离奥地利，大大削弱其兵力，令法军无可置疑地占据了巨大兵力优势时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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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493 与1800年的两线战役作比较也是一样。1799年，趁拿破仑身在埃及，奥军在俄军协助下将法军逐出了意大利。就任第一执政的波拿巴起初计划在德意志发动战役。他意图将第戎组建的预备队与莫罗部联合，从瑞士出发包抄奥军，消灭尽可能多的敌军，然后转进维也纳。该方案不具备可行性，因为莫罗不愿听从第一执政，拿破仑也不得不体谅这位年纪比自己大，受尊敬程度仅次于自己的将军。如果莫罗愤而请辞，那对他可是一桩棘手的政治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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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495 于是，波拿巴决定不带预备队去德意志了，而是经瑞士去意大利。他从日内瓦湖东侧出阿尔卑斯山，命令莫罗手下的一支偏师越过圣哥达山口（St.Gotthard Pass）与自己会合，出其不意地现身于奥军后方。他对帐下各师的布置极为大胆，不管敌军走哪一条退路都要与法军面对面，同时又精心让各部彼此靠近，以便相互支援。1800年6月14日，双方在马伦戈（Marengo）村意外相遇，奥军已经集结了约3万人，比2万人的法军有优势。此战险些以法军完败告终。但德塞师（6000人）应波拿巴之命赶到，克勒曼将军又自发率骑兵出击，从而扭转了局势。年事已高的奥军统帅梅拉斯（Melas）已先行离开战场，法军突然发起反攻时，奥军正在凌乱地挺进。于是，法军人数虽少，却取得了胜利，主要原因是部队素质高且将军们年轻，精力充沛。由于奥军在此战中背靠敌境，自认无路可退。波拿巴夺取了直到明乔河（Mincio）为止的上意大利，以奥地利撤出该地区为条件换取梅拉斯自由退走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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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497 莫罗在德意志也取得了成功，将奥军赶到了因河对面，当然进度推进得很慢。区别在于德意志是主战场，意大利是次要战场；波拿巴率领少量兵力，以前所未有的大胆指挥制胜，莫罗则是稳扎稳打，不犯殊险。尽管停火期满后，莫罗最终于1800年12月3日取得了霍恩林登（Hohenlinden）会战的胜利，但上述对比依然成立。因为这场胜利不是战略计划的成果，拿破仑对其有一个贴切的说法，“走运的遭遇战”，尽管仍然是一场宏大的战斗。11法军取胜靠的还是部队素质优势和里什庞斯将军（General Richepanse）的年少气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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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499 1813年，莫罗应召出任反法同盟战略顾问时与贝纳多特探讨过北方军团的处境，又强烈建议贝纳多特不要按照特拉赫滕贝格（Trachenberg）的方案主动出击，因为他的作战线太脆弱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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