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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拿巴(Bonaparte):生于1769年,1785年授中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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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谢(Suchet):生于1770年,1792年入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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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武(Davout):生于1770年,曾就读于巴黎军官学校,1788年授中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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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蒙(Marmont):生于1774年,圣路易骑士团成员之子,1790年授少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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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军军官(拉法叶特、屈斯蒂纳、比龙、博阿尔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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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穆里埃、克勒曼、塞尔旺、卡诺、乌沙尔、贝尔蒂埃、蒙塞、格鲁希、德塞、麦克唐纳、波拿巴、佩里尼翁、达武、马尔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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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军高级士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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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舍格吕、贝纳多特、马塞纳、塞吕里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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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军中有机会成为高级士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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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热罗、苏尔特、内伊、缪拉、维克多、乌迪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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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军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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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雷、克莱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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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军中最多升到士官者:茹尔当、奥什、马尔梭、勒费弗、拉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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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平民,革命开始后参军者:莫罗、布吕内、贝西埃、莫尔捷、叙谢、圣西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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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3 拿破仑的战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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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再说一遍:战略的天然原则是集结兵力,寻找并击败敌军主力,接着乘胜追击,直到失败者屈服于胜利者的意志,接受胜利者的条件,最极端的情况就是占领敌国全境。“在战争的一切目的当中,歼灭敌方武装力量永远是至高无上的一项”(克劳塞维茨)。那么,攻势行动的目标就不是某个地方、某片区域、某座城市、某处要地或某座仓库。如果一方凭借巨大战术胜利从肉体和精神两方面摧垮了敌方武装力量,使其无力再战,那么胜利者就尽可以按照自己的政治目标来开拓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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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度下的军队规模太小,战术太呆板,成分太不可靠,无法在战争中践行上述基本原则。他们只能呆立在凭借自身战术无法攻克的阵地前,也不能绕过去,因为他们必须随身携带粮草。他们只敢浅浅地进入敌境,因为他们不能保卫大片区域,而且要确保交通线万全无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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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摆脱了这些枷锁。他从一开始就将全部胜算押在取得战术胜利、让敌军失去行动能力上,然后乘胜追击,直到敌人接受他的条件。这条最高原则的推论影响到了上至战役方案、下至每一场交战的一切。由于万事自始至终都以压倒性的战术胜利为基础,于是所有其他目的和考量都要从属于这一个终极目的,战役方案自然就简单了。消耗战略的基础是每一项行动都既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七年战争开场时,腓特烈在纷繁多样乃至截然相反的方案之间摇摆不定。统帅越是精明干练,他能想到的可能性就越多,决策的主观性也就越强。拿破仑的战役方案则具有一种内在的客观必然性。刚开始认清和理解了这些方案时,我们会感觉它们不可能是别的样子,战略天才的创造性只在于确认事理本身的必然结果。艺术史中秉承古典主义、多用朴素直线的帝国风格与同时期的战争艺术有一些可比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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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要对直接从上述基本原则的对立推导出来的正面结果做一宏观概述。我们不需要做辩证推演,只要考察拿破仑和腓特烈两位宗师的事迹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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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拿破仑的战役观,他聚焦于敌方军队,而且自始至终以攻击敌军乃至尽可能歼灭敌军为基点。腓特烈也提出过这样的原则:“什么都想保住的人什么都保不住。因此,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的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敌军本身。”但如前所见,这条原则对腓特烈的意义只是相对的,他一次又一次极大地偏离了该原则。对拿破仑来说,它具有绝对的重要性。当拿破仑多面受敌时,他能将其各个击破。1805年,在俄军尚未赶到时,他就在乌尔姆击败了奥军;接着在普军出手前,在奥斯特里茨击败了俄军和奥军残部。1806年,他再次抢在俄军抵达前击败了普军(耶拿会战),1807年又在奥军缓过来之前打败了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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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战争爆发时,腓特烈的行事方式全然不同。1756年7月,形势已经完全成熟,奥军还没有动员,俄军和法军还在远方。但腓特烈没有尽快出击,反而特意拖到8月底才开战。假如他信奉歼灭战略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他掌握的资源足以遵行歼灭战略的话——我们必然会将此举判定为腓特烈一生戎马中犯过的最严重的战略错误。但由于他哪怕在最有利的条件下都完全不考虑以彻底征服奥地利为目标,因此他将当年目标局限于占领萨克森就是正确的做法,推迟开战可以避免法国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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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为了进一步推崇腓特烈,试图证明他在次年(1757年)有征服奥地利的计划(布拉格会战、布拉格围城战)。他们的心态是何其自相矛盾啊。假如这一计划在1757年是可行的话,那么放到1756年岂不是容易得多!唯有站在消耗战略的基础上,腓特烈的行为才是清晰连贯的。如果这是正确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七年战争初期与拿破仑在1805年、1806年的行动之间的根本性对立,恰恰以最精妙、最切实的方式证明了历史上的两类战略的本质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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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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