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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自己有必要指出欣策论述中的下列错误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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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7年时，腓特烈本无意入侵摩拉维亚，只是经温特费尔德和什未林劝说才改变了看法。他最初计划在萨克森取守势，直到他在萨克森的一场防守反击战中击败了奥军，他才按照两位将军的观点进军摩拉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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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腓特烈在1757年进军波希米亚时绝没有以“在布拉格城下决战”为目标。诚然，腓特烈在1768年的《政治遗嘱》中是这样说的，我也乐于承认相比于时人留下的、与事件同时期的证据，我们不应该忽略事后的回忆反思。但就目前的问题而言，事后回忆并没有填补原始史料的空白，反而不仅与文献证据截然相悖，甚至与作者本人5年前的专著《七年战争史》中的个人回忆不完全一致。因此，1768年的这份文献自然不是完全可靠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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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1758年辎重被劫毁掉了国王计划一说，我也必须提出质疑。辎重被劫时，道恩已经成功解救了东侧的奥尔米茨，于是即便辎重顺利抵达，国王的计划也是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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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关于1778年战役中国王亲率的部队为何没有在另一半军队还在波希米亚时转进摩拉维亚，原因毕竟不只是亨利王子一人的反对，更是常理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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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策接下来说：“执行取决于天时，也取决于能构想出歼灭战略的人，而腓特烈显然是两者兼备。”按照欣策的理解，腓特烈确实是两者兼备。但前文已经充分说明，弗朗茨皇帝、俄国大臣会议、道恩元帅、苏比斯将军必然也是两者兼备。苏比斯在罗斯巴赫会战中包抄普军，以及道恩在莱格尼茨（Liegnitz）将普军团团围住并一举歼灭的“构想”不逊色于腓特烈的任何实际成就。但如果欣策拒绝因此就认为道恩和苏比斯属于歼灭战略一派，他便承认了腓特烈奉行歼灭战略的观点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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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下来的一段话更进一步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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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当时掌握的军事物资和面对的整体状况，比如农业、路况、后勤能力都非常有限，践行歼灭战略方案的难度要比拿破仑或毛奇时更大。腓特烈从经验中充分明白了这一点，因此他的军事实践一直是来回波动的状态，反过来又靠近了一板一眼的传统机动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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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忽略“来回波动”一语中的谴责意味，我们可以说欣策的这段完全正确、与我观点完全一致的话将腓特烈放到了两极战略，也就是消耗战略一类下。可他之前为什么要说他奉行歼灭战略呢？我们不能假定欣策这样的学者会如此直接地自相矛盾。要解释也很简单，那就是他对“消耗战略”和“歼灭战略”的用法完全不同于我对这两个词的阐明和用法。如此一来，误解当然会接踵而至。科泽对这两个词的用法本来是一样的，却没有明说，也没有向读者说明，以至于他所用的含义好像跟我不同似的。凡是将“消耗战略”理解为作战疲乏无力，而将“歼灭战略”理解为作战机智大胆的人看到我将腓特烈归入消耗战略，都免不了一阵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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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策的最后一句话也要专门提一提。他给出的腓特烈无法奉行歼灭战略的原因极其不充分，而且恰恰遗漏了重点。在腓特烈的最后一场战役与拿破仑的第一场战役之间的18年里，“农业、路况、后勤能力”方面的进步没有巨大到让一种全然不同的战略成为可能的地步。当然，欣策也只是说“﹝对腓特烈来说，﹞难度要比拿破仑时更大”。如果只是“难度更大”的问题，我们就必须要说：“困难是用来克服的。”而且欣策的表述还是可以解读为谴责。但在现实中根本不是“难度”的问题，压根就是不可能。为了正确评判腓特烈，一切都取决于要明白有些事是他不可能做到的。欣策不明白，于是这样的情况又出现了：作者本来称腓特烈奉行歼灭战略是为了颂扬他，结果却显得他是一位受制于种种局限的渺小人物，徒增混淆。这让我又想起了自己的讥讽之语，即如果我们要认为腓特烈奉行歼灭战略的话，那么腓特烈就是一位“战略拙劣”之人。针对这样的讥讽，腓特烈已经给自己解了围，他说起伏尔泰时打趣道自己只按照荷马和维吉尔的诗句打仗。伏尔泰却称颂查理十二，说他（依据歼灭战略的原则）马不停蹄地追击逃跑的俄军，从一场会战赶往另一场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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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4 沙恩霍斯特、格奈泽瑙、克劳塞维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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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军制首次与法国新军制交锋是在瓦尔米，之后战争又持续了两年（1793年和1794年），腓特烈军制当时仍然具有优势。1795年春，普鲁士出于政治因素，签订《巴塞尔和约》退出了战争，但军事上并未被击败。11年后普鲁士再次与法国交手时，法国人已经被锻炼成了拿破仑的战士，普鲁士一触即溃。如果我们像路易丝王后（Queen Louise）一样说普鲁士戴着腓特烈大帝的桂冠睡着了，那便不能理解事件的全貌。尽管普鲁士人对祖上荣光感到自豪，但批判与革新运动也相当活跃，新旧之争早在危机爆发前就非常激烈。甚至在法国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战术创新的时候，时任汉诺威军少校的沙恩霍斯特就在1794年7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当前的对法战争在几点上会颠覆现行战术体系。”临近世纪末（1797年），他又写了几篇文章来阐发“一个板上钉钉的事实是，这场战争中的大部分战局都由法国散兵所决定”，他还提议完善德意志诸邦军队中仍然盛行的战术。1他希望将新旧战术有机地联系起来。在他看来，抛弃步兵线列或步兵彻底散兵化是绝不可为的，但他提议让第三排当散兵。2第三排在齐射中肯定是用处不大，而且步兵阵形在大革命战争期间已经转向两排了。但作为一般原则来实施的话，两排阵会导致正面过宽，无法控御，线列太薄，难免危险。现在，通过将三分之一的步兵（不是第一排，而是第三排）转化为散兵，严整密集的传统正面保留了下来，能够发挥其优势。但散兵又能绕过营的侧面前出加强整体火力，效果好于一直呆在线列正面的第三排，而且遇到紧急状况时也可以回归原位，巩固正面强度。沙恩霍斯特很注重保留密集正面用于齐射和后期冲锋，甚至不想教前两排士兵精准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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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到了1801年沙恩霍斯特进入普军服役时，他的思想依然没有得到认可。当然，身为将军的霍恩洛尔领主（General Prince Hohenlohe）确实将第三排散兵战术引入了西里西亚团（1803年），他日后在耶拿会战中指挥的就是这些团。但冯·默伦多夫元帅（Field Marshal von Möllendorff）同年在柏林明令禁止开火时瞄准；士兵应“水平持枪，保持头部竖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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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06年之前的普鲁士，新旧显然已经展开了争斗，可旧制度凡是在重要的方面都不曾动摇过，而且从军者依然完全是腓特烈当年的那一类人。然而，有人可能会觉得普军当时的实力比腓特烈时期变差了，其实反而是变好了。军纪稳固，军官勇敢，但军队已经失去了精魂，将帅昏聩不堪，对手又是一位巨人，所以普军被打败是必然的。我在其他著作中已经详细阐明了我对这一时期和上述事件的看法，从惨败到重建，再到普鲁士最终的胜利，所以此处无意赘述。4结果是普鲁士接纳了当初击败自己的法国大革命的理念，在这些理念的协助下重获新生，在军事领域取得了甚至比以前还要大的进展，并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达到了可能性范围内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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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应该补充一点：1805年战败后，奥地利也在卡尔大公主持下革新了旧战术，将散兵战术、纵队战术巧妙地与线列战术结合了起来，使其达到了一支缺乏民族基础的军队所可能达到的高度。5我在前面引述过马克将军反对散兵战术的论证。1803年，武卡索维奇副帅（Lieutenant Field Marshal Vukassowicz）写给御前军事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展现了旧式军事教育的精神与新精神的差别有多么大，以及向新精神转变是多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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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战争期间，一支部队在贝萨尼亚-达姆（Bes-ania-Damm）被命令将刺刀放低到一半身高的位置，可士兵们没有学过其他动作，于是都像雕像似的一动不动。土军抓住机会，拔出短刀从枪下冲进去，马上就把士兵的脚砍掉了，因为我军必须要从实际教训中才能学会听到“刺”的口令时应该将刺刀刺出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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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军依然信奉苏沃洛夫（Suvorov）的那句话：“子弹是蠢婆娘，刺刀才是真汉子。”晚至1813年，俄军中只有轻步兵团采用了散兵战术；其余步兵完全不知单兵作战为何物。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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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战争大臣沙恩霍斯特通过废除招募外国士兵，建立普遍兵役制——法国自己后来又取消了普遍兵役制——从而将传统佣兵军队转变成了一支国民军。普遍兵役制遭到了激烈反对，在预备阶段根本无法推行，直到发生了暴动（1813年2月9日）的关头才实施。最初只说是战时措施，但通过沙恩霍斯特的门徒和继任者博延的努力，普遍兵役制在1814年再次实施。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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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已经看到散兵作战对法军无比重要，但它一直是无人培育，自行生长的状态。而普鲁士如今在沙恩霍斯特1797年著作中提出的建议基础上制定条令，实现了散兵规范化；奥地利之前也已经这样做了。基础阵形仍然是3排线列，凭借齐射火力横扫眼前的一切。但第三排可以出列发挥散兵的作用，如有必要，甚至全营都可以散开作战。（在这一点上，沙恩霍斯特已经越出了他本人在1797年的提议。）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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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为线列的步兵营不仅可以齐射，也可以凭借纵深发起冲击。为此，沙恩霍斯特仿效法国设立了宽为两个排、纵深4个排的“向中纵队”（column towards the middle）阵形。步兵营能够以极快的速度在线列和纵队之间转换，因为在线列状态下，左右外侧的4个排直接就布置在中间4个排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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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纵队”的纵深是12个人，射手展开后纵深是8个人（一个营辖4个连，也就是8个排）。这是古希腊方阵的正常纵深，因此按照老观念仍然是线列阵形，但从18世纪成为定制的3排线列来看，这已经算得上是纵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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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恩霍斯特向普鲁士引入了法军的组织观念，同时又更新了这些观念。同理，在拿破仑的诸多对手中，曾支持沙恩霍斯特改革军队的格奈泽瑙完全接纳了拿破仑的战略观，从而得以亲手持剑刺向强大的法国皇帝。1813年秋季战役中，反法联军最重要的使命是将分散于勃兰登堡、西里西亚、波希米亚各地，围绕着拿破仑的军队形成一个半圆形包围网的部队集合到一个战场，不给居于中央的对手各个击破的机会。联军达成了这一任务。拿破仑10月3日在瓦滕堡（Wartenburg）渡过易北河后意图逼近西里西亚军，但后者没有越过易北河撤退，而是不惜牺牲交通线，绕过拿破仑至萨勒河畔与施瓦岑贝格军会合，抄了拿破仑的后路。这次机动切断了拿破仑与法国的联系，本来有可能被占据兵力优势的联军包围全歼。施瓦岑贝格的参谋长拉德茨基也已经按照上述思路制定了一份方案，这份方案至今依然蒙受着极大的误解和歪曲，好像它的目标不是消灭法军，而是不战而逼退敌军的老一套战略。在军事顾问冯·托尔将军（General von Toll）的要求下，亚历山大沙皇出手推翻了拉德茨基的精妙方案。联军再次分开，给法军让出了西撤的通道。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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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年从利尼出发，经瓦夫尔至好友宾馆的行动与1813年自易北河往萨勒河的行军同类且同样大胆。11这两次行动都因为拿破仑做出错误判断，进而采取错误行动而效力倍增。1813年，拿破仑扑了个空；1815年，他没能在恰当时机命令格鲁希率军参战。“这些畜生长教训了。”他大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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