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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521 伟大统帅的秘诀是融合大胆与小心。亚历山大是这样，他在出征波斯腹地之前先夺取提尔和埃及，以保障后方，同时极大强化了兵力。汉尼拔是这样，他为自己确定的目标不是围攻罗马城，而是离间敌国首都与其盟友。西庇阿是这样，尽管他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展开了决战，但他提前争取到了马西尼萨为援军。恺撒是这样，他计划先打无将之兵，再打无兵之将。古斯塔夫·阿道夫和腓特烈也是这样。现在，我们在拿破仑身上也发现了同样的品质。他一再挑战命运，何其大胆，但他绝非莽撞无度，他知道在何处要停手，要转攻为守，要让敌军决定是否进攻，同时会努力通过政治手段克成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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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523 最佳范例是奥斯特里茨战役。拿破仑在乌尔姆歼灭了一支奥军，夺取了维也纳，推进到了摩拉维亚境内的奥尔米茨近郊，在那里与俄军主力对峙。拿破仑认为在这个“地点”发动攻势风险太大，因为敌军有一定数量优势。于是他提出要谈判，当敌军逼近时，他占据了一处适合打防御战的阵地。通过在恰当时机发起防守反击，他打赢了（1805年12月2日）。为了包抄他，敌军将战线拉得很长，造成了中央虚弱又没有正经预备队的局面。这正是突破的时机。“你夺取（普拉钦）高地需要多少时间？”皇帝问身边的苏尔特元帅。“20分钟。”“那再等15分钟吧。”于是，问题就在于怎么用好这1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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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525 在所有种类的战斗中，防守反击的效果最好。攻守各有好处和坏处。防守的主要好处是可以选择战场，且能充分利用地形和火器。进攻的主要好处是气势更盛，可以选择进攻地点，且能取得积极战果。防守一开始只能取得消极意义上的战果。因此，纯粹靠防御取胜的会战很少（1346年的克雷西会战；1898年的乌姆杜尔曼会战[67]）。但当指挥官首先妥当防御，然后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转入反攻的话，那便会取得最大的战果。前面讲过的马拉松会战是防守反击的经典战例。奥斯特里茨会战是现代版的马拉松会战，其作战方案和实际执行对我们都有意义，因为它向我们展现了一位具有完美自制力的统帅，因为我们看到他尽管胆大却仍未失去理智。得知敌军逼近时，他甚至指示正在维也纳谈判的塔列朗（Talleyrand）接受合理的和平条件，其深谋远虑如此。尽管他有必胜的信心，但一旦战败，他也希望用外交手段掩护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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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527 拿破仑一生中最冒险的事情之一就是引发1809年5月21—22日阿斯珀恩会战（battle of Aspern）中的那次横渡多瑙河。卡尔大公当时正率领全体奥军10万多人在河北岸，与渡河点离得很近。法军只能从一座临时修建的桥上跨过这条大河。刚刚过去22500人时，桥第一次垮掉；次日上午8时第二次垮掉，当时约有6万人过河。尽管奥军在第一天有4倍兵力优势，第二天依然比法军多一半，但依然没能将法军赶下河。卡尔大公手里尚有预备队，但没有把他们派上去。这就显示了他与拿破仑的整体区别。腓特烈大帝其实还不存在动用预备队的问题，原因当然是他计划第一次冲锋就解决战斗，所以会尽可能强化第一次冲锋的力量，不会保留大量预备队。而奥军当时已经采用了新战术，不得不从原则上接受了预备队，但卡尔大公还没有思维开阔到认可歼灭战略的地步，因此对预备队的性质和运用缺少一个正确的认识。他制定的原则是：“预备队必须在能够一锤定音时才可以投入战斗。”“除非需要预备队最后推一把才能大获全胜，它才可以择机投入战斗；否则其主要目的永远是保卫和掩护退路。”18即使按照这条死板的规则，奥军也应该在阿斯珀恩将全部资源投入战斗，以便尽可能彻底地取胜。不会有更好的机会了。但大公还是不敢。当然，他还拘泥于并不特别看重会战胜利的消耗战观念里。只有腓特烈大帝这样的英雄才能做到纵然信奉消耗战，依然能起而迎接命运的宏大挑战，他的会战经历就是证明。卡尔大公是个小人物，抓不住命运女神在阿斯珀恩赠予的礼物。他总是往身后看，今天维也纳的卡尔大公骑马雕像就是这样的姿势，不啻是一种无意识的残酷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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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529 法军步兵在把守阿斯珀恩和埃斯林根（Esslingen）两村，中间的空地有一支人数不多的骑兵控制，这些骑兵接连发起了大胆的进攻。拿破仑顶着炮火骑马从阵前经过，鼓舞己方士气，处境危险万分。奥军最后迫使对手退到了靠近多瑙河北岸的一处河洲，但卡尔大公不敢攻上去或通过其他方式开拓战果。196周后，兵力大增的拿破仑再次展开行动，一举于1809年7月6日打赢了瓦格拉姆会战。拿破仑取胜的原因是成功包抄奥军左翼，从而具备了重大数量优势。与通常看法不同，决定胜负的并非他聚集在中央的大量步兵和炮兵。有人无理地称赞卡尔大公派一支独立部队从侧面进攻法军左翼，似乎这预示了毛奇挑起会战的方式。但相似性只是表面上的。这次攻势太弱了，不能奏效，而且尽管卡尔大公有充足的准备时间来应对法军再次渡河，但他根本没有周全的作战方案，而是在攻守之间举棋不定。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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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531 拿破仑的战略真正出问题是在1812年战役上。拿破仑在博罗季诺（Borodino）击败俄军并占领了莫斯科。但他不得不回军，于是基本上全军覆没。假如腓特烈想要冒险夺取维也纳的话，他也会是同样的下场。哪怕有拿破仑的雄厚实力，歼灭战略自有其极限。拿破仑要是在1812年仿效腓特烈的战略，改用消耗战略的话会不会更好呢？克劳塞维茨给出了有理有据的否定回答。他解释道，法国皇帝最大的胜算仍然是采用之前一贯为他带来胜利的战法。但由于双方当时的实力对比，他用消耗战略或歼灭战略都打不赢。根据最新研究，包括卫戍部队在内的征俄可用总兵力为68.5万，实际越境者有61.2万，其中半数以上属于中路主力，至少有35万人。但他到莫斯科时就只剩下10万人了。他渡过涅曼河（Nieman）后的仅仅14天内基本没打仗就损失了13.5万人，原因是开小差、补给不足和疾病。占全军一半的法国士兵大多是1811年征召的新兵，年纪很小，而且其中有大量“顽民”，他们接受军事训练是在荷兰的岛屿上，那里跑不了。但这种训练经受不住俄罗斯荒原的考验。仓库后勤体系效果不如人意；与往常一样，拿破仑很少关注后勤，没有充分考虑俄国土地提供不了之前在意大利和德意志的那种资源。21因此，他实际上是输在了士兵逃亡和后勤体系失效上，而不是因为——举个例子——俄国的寒冬，冬季只是消磨了拿破仑的残军，而且1812年的冬天比往年来得更晚，天气也要温和一些。如果拿破仑是带着20万人，而非10万人抵达莫斯科，他大概就有能力掌控征服的地盘，沙皇终究会接受他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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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533 我们可以对拿破仑的1812年战役与腓特烈1744年侵入波希米亚的行动做一对比。腓特烈未尝一败，最后仅仅因为交通线受到敌人打击就被逐出波希米亚，还损失了很大一部分兵力。腓特烈本人认为这次深入敌境的“尖端”是一个错误，但他有能力在冬季重建军队，通过霍亨弗里德堡会战恢复了战局平衡。然而，腓特烈的“尖端”行动只是消耗战略下的一场战役，因此失败了也并非无可挽救。拿破仑的目标则要宏大得多，他要的是彻底的、决定性的胜利，所以卷土重来也难得多。他损失的当然不只是军队，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普鲁士和奥地利之前在威逼下与他结盟，现在有勇气跟他决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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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535 因此，拿破仑下台的主要失误不是他采用了错误的战略，而是他高估了帝国境内法国人民的内在凝聚力。毫无疑问，一大部分法国人民或者对他怀有敬重和感激，愿意追随他，或者被他的名望蒙蔽裹挟。但也有很大一批人对他无感乃至反感。人民不愿意为他而战，强征来也会逃亡。尽管他确实在1813年还能再次纠集起一支大军，但到了骚扰敌境的秋季战役中就折损大半，不是因为敌人，而是因为逃亡。令人惊讶的是，没有记载说明1812年的逃兵是什么下场。但估计肯定有一大批人回到了德意志和法国，到1813年再次入伍。但由于没有确切信息，所以我们无法估算法国在这些年里到底为皇帝提供了多少兵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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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537 我们从更细致的研究中得知，1814年战役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但它对“战争艺术史”的意义在于政治动机会被包裹在传统战略原则的外衣下。以梅特涅（Metternich）为首的一派希望与拿破仑达成均势，不成便主张复辟波旁王朝。另一派主张打倒拿破仑，沙皇亚历山大希望让贝纳多特取而代之。奥地利不希望为了相反的目标而战，于是拒绝出兵并有意无意地为不情愿披上了战略考量的外衣。奥方立场的基础是欧根、马尔伯勒两位伟大统帅都不曾对巴黎采取行动。普鲁士国王不希望追过莱茵河，因为莱茵河显然是一道天堑，要渡河必先在河边集结兵力。他手下的副将克内泽贝克（Knesebeck）想在朗格勒高原停下脚步，因为那里是法国的分水岭，从那里足以主宰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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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539 在1815年战役中，两种战略的对立性再次发挥了作用。威灵顿当然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将领，但他依然遵循消耗战略。比利时境内的反法联军总兵力差不多是拿破仑的两倍（22万大军对12.8万精兵；当然，22万这个数字本身意义很小）。但皇帝险些就取胜了，因为威灵顿总是在考虑自保，没有尽快集结兵力投入会战，所以在利尼会战（battle of Ligny）迟到了，之后在18日的好友宾馆会战[68]期间，他又将整整一个军1.8万人留在了距离战场9英里（约14.5千米）的地方。有人正确地将这一分兵之举比作腓特烈在布拉格会战期间将基斯部留在城的另一侧。但在腓特烈时期看起来合理——尽管并非必要——的事情，放到拿破仑时代就是大错了。格奈泽瑙的一个做法抵消了威灵顿的失误。他完全从决战思维出发，放弃了在利尼被击败的普军直接与国内联络的通道，率兵退往靠近英军的瓦夫尔（Wavre），这样普军才得以在次日与英军会合。22最后的胜利掩盖了威灵顿的错误，以至于少有人关注。但从军事角度看，这些错误应该被大书特书，不是因为它们是错误，而是因为它们证明了错误理论的影响力和危害性。1815年的四日战役可以被视为两种对立战略之间碰撞的最充分展现。卡尔大公败给拿破仑是一个头脑空空的软弱之辈败给了一位天才。但威灵顿完全误解了拿破仑的意图，以为他打算通过机动战逼退英军，进而夺取布鲁塞尔，于是没能及时集结军队，那就只能用陷于旧战略窠臼才能解释威灵顿这样一位大人物和杰出军人为什么会那样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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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541 假如威灵顿只参加了西班牙战争，在1814年就结束了军人生涯，那么除了没有经受最严峻的考验以外，他也没什么可指摘的。我们只能从他的品格推断他在那样的考验下大概会怎样做。但如今他在1815年经受了考验，他在战术层面做出了卓越的回应，战略上却是失败的。他只解决了防御一侧的问题，而且沿用了他在西班牙的已经不再适用的战法。最终的大获全胜是因为布吕歇尔和格奈泽瑙指挥有道，弥补了威灵顿本身的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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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543 附记：消耗战略与歼灭战略之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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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545 当我查阅上述内容的证据时，我看到了奥托·欣策（Otto Hintze）发表于《勃兰登堡-普鲁士史研究》（Forchungen zur Brandenburgisch-Preussischen Geschichte）第32卷的《七年战争后的腓特烈大帝与1768年政治遗嘱》（“Friedrich der Grosse nach dem Siebenjährigen Kriege und das Politische Testament von 1768”）一文。该文表明尽管总参谋部著作第27卷已经出来了，但对腓特烈战略的误读仍然没有消失。为了尽可能清晰完整地揭示这种谬论的缘起，我要逐字摘录原文的相关段落。《政治遗嘱》之后会作为《腓特烈政治通信集》的附录出版。蒙欣策教授将小样发来，让我得以在这里插入他写的内容。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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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547 国王只打算与奥地利及其盟友打一场防御性的战争，但他认为开战时绝不能采取战略守势，而一定要尽快展开以敌国首都为目标的有力攻势。这是他惯用的战略观念，A.诺代（A.Naudé）在探讨1757年战役方案时已经做了正确的说明。他必须一面率主力入侵摩拉维亚，一面派出巡逻队沿莫拉瓦河进抵维也纳近郊。那里是奥地利人最敏感的地点；威胁维也纳可以尽快迫使奥地利议和。当然同时也不能停止向波希米亚挺进；其他的事情就只能随机应变了。当然，国王在1757年就有了这一想法；但彼时在什未林和温特费尔德的影响下，他转而从多面扑向波希米亚，以图在布拉格城下决战。1758年，他回到了之前的方案；但由于奥尔米茨城顽强抵抗，奥军又俘获了一大批辎重，所以方案失败了。可国王头脑中一直有这个想法，现在又以写给嗣君的常规战略方案的形式浮现了出来。在1778年的巴伐利亚继承战争中，腓特烈本人试图践行这一方案，但由于波希米亚军团司令亨利王子为自身侧面安全而不愿脱离主力太远，于是方案再次未能贯彻。针对俄军，腓特烈也有在某些情况下放弃战略守势的计划，但这一构想的前提条件是要有奥地利和英格兰两国的支持。他考虑沿着波罗的海海岸进军圣彼得堡；后勤由沿岸随行的船队确保供应。他没有说船队从何而来；大概是由海军强大的盟国提供吧；因为腓特烈在1768年《政治遗嘱》中极力反对普鲁士建立海军，甚至比1752年还要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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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549 我们发现，七年战争后腓特烈战略方案的大胆程度和眼界宽度不减反增。国王在论述战争的根本原则时一贯偏向宏大的歼灭战略方案，而非小家子气的消耗战略方案。他对1757年战役宏观构想的说明表现出了一种近乎现代的大手笔，而人们争论国王的战略原则时常常未能充分考虑这一点。我们在这里不能用寻常的考据方法，认为事后回忆反思的分量不如时人留下的证据，这些证据来自与事件同时期的个别记载，往往只有残篇留存。这些个别报告和命令的背景和融贯性只有从事后的宏观思考中才能建立。计划往往不能充分实现。执行取决于天时，也取决于能构想出歼灭战略的人，而腓特烈显然是两者兼备。当然，他当时掌握的军事物资和面对的整体状况，比如农业、路况、后勤能力都非常有限，践行歼灭战略方案的难度要比拿破仑或毛奇时更大。腓特烈从经验中充分明白了这一点，因此他的军事实践一直是来回波动的状态，反过来又靠近了一板一眼的传统机动战。对军需仓库的依赖一直是他所有军事行动的首要基础，他还预见到未来与奥地利的冲突会是一场“阵地战”（guerre de postes）。1778年战役验证了他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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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551 欣策说腓特烈在七年战争后的战略方案在大胆程度和眼界宽度上似乎没有减弱，这一点我们或可赞同。至于不减反增之说，其依据似乎是进军圣彼得堡的计划，那看起来当然是超越了国王之前的一切方案。腓特烈之前连威胁圣彼得堡都不曾认真考虑过，但圣彼得堡依然完全是另一码事。这可以用水陆并进的计划来解释，他在《论查理十二的军事才能》一文中有过评述。腓特烈在文中详尽阐述了瑞典国王败于不向圣彼得堡进军，而朝莫斯科方向的斯摩棱斯克前进。这样一来，他就放弃了自己的交通线，无法供给口粮物资，或者用今天的话说，他抛弃了基地。因为腓特烈对俄作战的预设是引奥地利和某个海权国家为盟友，所以进军圣彼得堡的想法仍然属于传统思路。可以这样说，水陆并进就是把基地带在自己身边。击败或迫降俄国没有别的办法。当腓特烈一度幻想结成反俄大同盟时，出于他本人的战略观念，他必然不会进入俄国内地。因此，目标就只剩下了圣彼得堡，就连那也需要有船队相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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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553 欣策一文错在这句话：“国王……一贯偏向宏大的歼灭战略方案，而非小家子气的消耗战略方案。”从前后文来看，作者对“歼灭战略”和“消耗战略”这两个词的理解不正确。腓特烈偏爱宏大方案是众所周知的事，这是他奉行终生的原则。他对自己说，即便方案在执行过程中会缩水，可宏大计划一旦得手，仗就算是赢了。然而，宏大计划本身就等于歼灭战略吗？难道消耗战略下就没有宏大计划吗？如果说制订了宏大计划就表明践行了歼灭战略，那么古斯塔夫·阿道夫、马尔伯勒和欧根便都信奉歼灭战略。论方案之宏大，古斯塔夫·阿道夫进军慕尼黑、1704年马尔伯勒自尼德兰奔赴多瑙河（赫希施泰特会战）、1706年欧根自波河以南的阿迪杰河北上都灵都不亚于腓特烈的任何一次行动。因此，如果关键点在于规模大小的话，那么两种战略的区别就只在于统帅的高低优劣。但是，欣策对统帅优劣之分的理解是正确的，他承认奉行消耗战略的统帅并不更低劣，而且由于这种战略的两面性，它从主观角度看往往要比歼灭战略更难操作。因此，区别不在于规模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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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555 我们必须对欣策所说的“宏大计划”的客观内容做一检验，以便考察这些计划是否属于歼灭战略的范畴。他告诉我们，国王在《政治遗嘱》中建议“展开以敌国首都为目标的有力攻势”。这听起来像是歼灭战。但他紧接着又说只是“进抵维也纳近郊”。这显然不再是“歼灭”了。暂且不考虑维也纳在多瑙河以南，而且要进抵维也纳近郊的不是正规军，而只是巡逻队，因此不可能对奥地利都城构成真正的威胁，我们还有一个事实要考虑：在同一份《政治遗嘱》中还有本书前文详尽复述过的内容，即腓特烈强烈反对会战，不仅是在山地，在平原也不主张开战。因此，国王试图派兵去维也纳近郊不是为了战斗。23如果一场歼灭战役是这副模样，那么我们对“歼灭”的理解显然就要完全改观了。按照我对“歼灭”的理解，腓特烈要这样写才对：“我们不应满足于威胁维也纳，而要渡过多瑙河，夺取维也纳；我军应进攻并击败试图守城的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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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557 欣策沿袭诺代和科泽（Koser）的说法，将腓特烈经摩拉维亚威胁维也纳，以此击败奥地利的方案称作腓特烈“惯用的战略观念”，这间接表明按照正确的理解，该方案属于消耗战略的范畴。此说本身值得商榷。但如果同意这一说法，那么“惯用的战略观念”显然只能从消耗战略的土壤中生长出来。歼灭战略设想的目标永远是敌军；一定要找到并击败敌军。因此，在歼灭战略下制定方案的人会问：“哪里能找到敌军？”但腓特烈问的是一个地理问题：“两个备选省份中哪一个为入侵和作战带来了更好、更有利的机会？”腓特烈的“惯用观念”的关键点在于，他认为入侵摩拉维亚比入侵波希米亚有一定的优势。为这样一个简单的想法戴上“惯用观念”的大帽子是言过其实了。腓特烈是随机应变，其实入侵波希米亚的频率比入侵摩拉维亚还高得多。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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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559 我们现在来完整地看一看作为欣策论点基础的《政治遗嘱》原文（第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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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561 尽管我们经常有理由短兵相接，但首先一定要入侵萨克森，再从那里沿易北河派一军进入波希米亚。我们必须在西里西亚布置一支更大的兵力，向兰茨胡特和格拉茨郡派遣偏师，从赫卢钦（Hultschin）地区突入摩拉维亚。如有盟军协同行动，我军可以在下一次战役中越过多瑙河。或者是土耳其派军进入匈牙利，或者是3万俄军进至普雷斯堡与布达之间的多瑙河河段，两者必居其一。这意味着要夺取波希米亚，然后用它交换一个离我国边境更近的选侯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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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563 可见，即便国王在预设与俄国和土耳其结盟的情况下打算进抵多瑙河——那也只是下一次战役。这算得上是歼灭战略吗？1866年7月，毛奇在同一区域带给了我们不一样的教训。他没有分兵两路，一路去波希米亚，一路去摩拉维亚，而是尽快集合全部兵力打决战。他没有在第一年率领普军到多瑙河畔扎营过冬，第二年再继续开战，而是孤注一掷，坚持把一场战役打到底，直到敌方接受我方的和平条款。这才是歼灭战略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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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565 在我看来，雅恩对这一计划——腓特烈在1775年和1778年制订了几乎相同的计划——的判断比欣策更正确，他认为那不过是推演而已（《军学史》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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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567 令人惊讶的是，腓特烈竟然相信这样能够迫使波希米亚脱离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然后用波希米亚换取萨克森。但同样令人惊讶的是，欣策认为从政治角度看，腓特烈将普鲁士、俄国、土耳其三国结盟，以占有萨克森为最终目标的战争视为一场防御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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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00569 欣策的观点当然并非直接构成矛盾，但仍然是将腓特烈的面貌向两个相反的方向拉扯，一个是只打防御战的和平政治家，一个是尽管资源有限，却敢于挑战强大对手的狂想战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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