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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陆军各兵科中，宪兵由于工作性质特殊，成员具有中学以上程度。由于素质较高，如至前方部队，往往得任排长、连长，因此逃亡的比率较其他兵科为高。[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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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关单位为了遏阻士兵逃亡的风气，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两项：第一，严禁各部队收留逃兵。但是各部队均在缺员期间，一纸命令抵不过各部队长的自利立场。[111]第二，士兵逃亡如被抓回，各部队多用私刑加以处罚，但是也未能产生吓阻作用。[112]因此，逃亡的风气也就一直盛行，根据一项观察，在某些地方部队，若是一个老兵没有开过小差，甚至会被人视为“窝囊废”。[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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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工作单位虽然容易，但是各人的际遇却不一致。有的人由于更换工作单位而得以发挥所长，但是也有的人由于频换工作，最后落得一事无成。1938年，中央军校第四分校主任韩汉英，即曾劝诫他的学员要立定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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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学员当中，据我所知道的，有几位从前我当营长时，已经是当了优秀的排长和连长，但是经过了十多年事业还没有进步，变为一个失业的军官。这就是个人的人生观没有确定、没有认识，没有固定的宗旨，到这里和长官意见不合，到那边嫌阶级太低，跑东跑西，结果是一事无成。你们从前在部队的时候，在一个部队里当十年兵的有没有？没有的，即使有也是极少数，同时他的地位也一定提高了。我们再翻开历来的人事登记来看，某人在某机关服务的，两个月以后又到某师某旅，再过几个月又到某某学校，如此，跑来跑去，结果是一事无成。[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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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士兵的补充方面，中国近代的兵源一向为募兵，至1936年起始推行征兵制。[115]抗战爆发后，亟需补充大量兵员，乃采用征募并行制，如1939年至1940年9月，共募集志愿兵近80营，各省又陆续将监犯35 000余名调服军役，[116]有些将领自行于家乡招募士兵，如杨森战前曾在四川广安家乡练兵三年，邻近县份经其训练的子弟，先后不下七八百万人。因此，抗战期间杨森不论抗战至何地，需要多少兵员，只要拍一电报返乡，地方上即会约齐人数，送至前方。农村子弟在征兵制度下，与其被征召至不熟悉的部队，尚不如自动投效杨森的部队。因此响应者日益踊跃，甚至在家乡自行做好军服，自己垫付旅费，至前方投奔杨部。[117]不过主要的兵源仍为征兵。计自1937年抗战初起，至1945年胜利之日止，全国实征募壮丁人数，共为14 049 024人。[118]学者刘馥曾比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军事人力动员的情况，结果发现中国的动员率（mobilization index，指平均每年动员人数在人口中所占比例）仅有0.4%，而日本为1.3%，英国为1.4%，美国为2.4%，俄国为3.0%，德国为3.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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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中国不仅在军事人力动员的程度上，比不上其他国家，征兵政策推行的过程中，又曾发生许多的困难和流弊，[120]其原因在于实施征兵所需的各项基本条件，在此时的中国社会并未具备，不能与征兵政策相配合。其中最重要者如下：第一，户口行政不发达，以致影响壮丁调查工作，不仅无法取得有关人民的性别、年龄、疾病、职业、教育程度等资料，以为起、转、停、除、缓、免、禁役之参考，且无从分析各地人口组合，以作为分配名额的标准。第二，地方基层干部欠健全，对于兵役法令奉行不力，办理役政时，或为宗族姻亲情感所锢蔽而不肯征，或被豪强凶焰所慑而不敢征，或收权贵贿赂而不愿征，影响征兵成效甚巨。第三，国民所得普遍低，奉召入伍后待遇又不良，家庭生计顿时无法维持，使得一般民众视当兵为畏途。第四，国民知识水准不够，社会上仍流行“好男不当兵”的观念，对于征兵制度的真谛并不明了，往往规避兵役。[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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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三 奖惩考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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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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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八年期间，国军勋奖人数，计有官佐51 083人次，士兵5 610人次，外员1 707人次，行政官917人次，人民330人次，合计59 647人次。[122]国军在战时人数最多时，达500余万人，但是官兵受奖人数尚不足6万人次，实在过少。推其原因，或为申请手续过于繁复，各单位呈报主管机关后，往往需要许久才能核下，[123]缓不济急，因此各单位多采用其他奖励方式，如升迁（可不经铨叙）、自行颁发奖金等，可立即激励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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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士兵受勋奖人数，仅为官佐的10%强，显示出国军一如其他国家的军队，均有重军官而轻士兵的现象。[124]国民革命军东征时，曾规定作战时凡士兵最先登城者，即升为旗官，[125]对于激发军心，颇收效果。但是似乎自江西“剿共”起，即未有奖励士兵的特殊措施，而较注重指挥官的奖励，如1932年9月进攻河南金家寨（中共鄂豫皖苏维埃的中心）时，蒋委员长曾明令各纵队，凡先占领金家寨者，此镇即改为县治，并以先占者的名字命名（后命名为“立煌县”）。[126]同月，徐源泉克复湖北洪湖，中央议划洪湖为县，以徐字“克成”命名，经徐辞让再三乃作罢。[127]翌年攻占江西瑞金后，又将新筑的几条公路命名为“恩伯路”、“介人路”和“雪中路”，以奖励作战有功的将领。[128]相形之下，对于士兵的奖励则较为忽略。流风所及，抗战期间，每次战役之后，一般部队所呈请核奖者，往往只限于排长、连长为止，而忽略了士兵的战绩。1944年8月，蒋委员长即曾针对此项缺点，加以纠正：“今后要明定条规，令饬作到：在每一次战役结束之后，我们如要保荐官长，必先保荐士兵，如仅保荐官长而不保士兵，应不予核奖。”[129]但是效果如何，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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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军政部的统计，抗战时期官兵勋奖种类，核颁次数较多者为记功、奖章、记大功、勋章、嘉奖、奖金、记升，较少者为荣誉旗（7人次）、奖状（17人次）和武功状（39人次）。[130]显示勋奖系以个人为主，而较少对团体实施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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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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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官佐的惩罚，可以分为行政处分和刑事处分两种。行政处分系指违反军纪、风纪等轻微犯行，根据处罚令，处以撤职、停职、记过、罚薪、检束、申诫等处分；刑事部分则指违反军律、军法，依刑事条例，交付审判后处死刑或徒刑。1937年8月28日由军政部送军事委员会颁行的《中华民国战时军律》，为抗战时期的重要法律，规定不论文武军民，在战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判处死刑：不奉命令无故放弃应守之要地，致陷军事上重大损失者；不奉命令临阵退却者；奉令前进托故迟延或无故不就指定守地，致误战机，使我军因此而陷于损害者；降敌者；通敌为不利于我军之行为者；故意损毁我军武器、弹药、粮秣、舰船、飞机、场库、场坞、防御建筑物，及交通、通信机关，以利于敌，或以资敌者；主谋要挟或指使为不利于军事之叛乱行为者；敌前反抗命令，不听指挥者；造谣惑众，摇动军心或扰乱后方者；纵兵殃民，劫夺强奸者。[131]至武汉抗战时，又颁布《中华民国战时军律补充条文》。[132]统计武汉抗战期间，从一般士兵到排、连、营、团、旅、师、军长，甚至集团军总司令和战区副司令长官，均有依照此项法律处以死刑者。[133]军法的条款，概同一般刑法，但是重大的不同之处，是在战时采用“连坐法”，即“班长同全班退者，杀班长；排长同全排退者，杀排长；连、营、团、师皆如是。军长不退，而全军官兵齐退，以致军长阵亡者，杀军所属师长；团、营、连、排、班各级皆如是。”[134]1942年8月，军事委员会更制定《防制奸伪连坐法》，凡各军事机关、部队、学校中，如某级有奸伪行为时，除犯罪者应依法处分外，其直属上级如未能于事前发觉者，需受连坐处分，同级之政工人员亦同。[135]抗战时期，每逢战役发动之前，常见有指挥官对其部属颁布“如有作战不力，违误战机者，即按革命军连坐议处，决不姑宽！”之类的命令，[136]但是是否确曾实施？实施至何种程度？由于资料所限，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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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为抗战时期最高军法机构。总监部设总监（上将级）、副监（中将级）各一人，综理一切，遇有重要案件，先组织会审委员会，以将官级委员三人为审判官，其中最高级者为审判长，通常由委员长指定或圈选，其他军法官及书记等，由总监部组设。会审委员会于会审后，将结果制成判决书，由总监转报委员长裁决。[137]军法总监部实际运作的情形如何？根据战时军界人士的观察，“军法执行监，除处分逃兵之轻微罪行外，刑不及于大夫。军法不肃，是政治退化的主因。”[138]抗战时期，在华的苏俄顾问嘉梁钦（Aleksandr Ya.Kalyagin），对于国军的惩戒无法普遍施行，曾有以下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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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军长在接到攻击的命令后，可能会将部队撤至后方，放弃一个城市，而不会受到任何最轻微的处分。是谁的错？别太快下结论！必须先查“教会行事历”（church calendar），看看此人是哪一系的将领，指挥的是哪一省的军队，他是在哪一省作战，和他合作的是哪一省的部队……等等，然后才能了解真相。[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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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下去要问的是，军法不肃的原因何在？责任是否在于蒋委员长一人？众所周知，自民国成立后，国民政府和地方军系的关系，一向是视双方军力的优劣而定。至抗战中期时，地方部队的数量已超过中央军甚多，造成地方军人目无国民政府的骄纵心态。无怪抗战爆发之初，政府尚能将作战不力，擅自撤退的李服膺[140]和韩复榘[141]处以极刑，但是至1939年“冬季攻势”失败后，国军统帅部尽管震怒不已，但是并未能将失职的大批将领绳之以法，因为在当时的权力分配条件下，中央如奢谈军纪，只会激起地方军人的二心而已。[142]事实上，抗战时期不仅是临阵退却，举凡军人违法失职、虐民通敌者，以及公务员贪污、走私等案件，蒋委员长一律批交军法执行总监部审判，[143]然而由于部分战区司令长官（如阎锡山、李宗仁）形同藩镇，为中央权力所不能及，谎报军情、包庇烟赌走私、搜括民间财物，所在多有，因此军法一辞，有时直流为具文，[144]但舆论则常指军法监量刑不公，偏袒地方部队，[145]专门押禁黄埔出身的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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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根据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的日记所载，“军校学生犯罪，均由委座令交审讯，本部从未直接检举一人，即判罪亦无一不引用最轻条文，且必须呈报委座核示，本部之权力，因有限也”[146]。因此蒋介石偏袒黄埔学生，殆无疑问，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他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地方军人虽然形同藩镇，但是迫于形势又不能不用，[147]对于自己培养出来的黄埔学生，自然不免寄予厚望；对于少数宠信的爱将，也就格外珍惜，即使是作战不力，依法需革职，也多随即再予起用。如战前汤恩伯在河南汉川一带“剿共”失利，被撤职，但是同年秋天，又再被起用为八十九师师长。[148]抗战时期，这类例子更多，如1937年12月，宋希濂因南京失守被撤职；[149]1938年2月，刘峙因保定之役战败被撤离；[150]1938年5月，桂永清、黄杰因兰封之役战败被撤职查办；[151]1940年2月，徐庭瑶、叶肇因桂南会战失利被撤职查办，[152]但是随即均再获起用。至于过失略为轻微者，则经常仅施以“撤职留任”的处分，[153]让其戴罪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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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军事委员会的统计，抗战期间最常见的惩罚方式为撤职（36 204人次）和撤职通缉（34 361人次），其次为记过（5 221人次）和记大过（4 669人次）；最少见的惩戒方式，则为罚薪（14人次）、撤职留任（113人次）和申斥（141人次）。[154]此项统计只限于中央所核定者，事实上战时各单位的奖惩，有许多并未呈报中央。值得注意的是，战时军官佐曾受撤职和撤职通缉处分者，共超过70 000人次，不可谓不多，但是由于战时干部缺乏，加上人事管理所需的技术条件尚未具备，以至于今日在此处被撤职的人，明日可以在彼处再被起用，惩戒的功能因此也难以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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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严明的奖惩制度，可以提高纪律，鼓励士气，但是在中国由于重人情，以致常有“和稀泥”的现象发生，赏罚不明，有碍作战，蒋介石即曾在一次会议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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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般部队长为了讨好部下，大多数都是有赏无罚。行赏的时候，上级官长又恐部下争功，对他不满，因此采取均分主义，而不敢堂堂正正按照功绩，提出何人应赏，说明其应赏的原因。至于部下犯了过失，则不但自己不敢加以处分，就是上级知道了，要执行处分，部队长亦必千方百计为之庇护。譬如师长犯了罪，总司令部要处分，而军长照例要替他求情，请求减免。团长犯了罪，旅长也要求情，请求减免。以为非如此不足以取得部下的拥护。殊不知结果适得其反，试问你一般部下以为赏不足以为荣，罚不足以为辱，赏罚作用，完全丧失，军队的纪律如何能够维持呢？[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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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开会时，参政员也多认为“中央及各军、师负责人员机关，或则考核不清，或则因循苟且，遂致年来各战役后之奖惩结果，民众亦不无议论。”[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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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士兵如犯了过错，通常是采用体罚和禁闭的惩罚方式；犯了法，小则坐牢，大则枪毙。[157]最常见的即是在公开场合施予体罚，一位川军士兵曾对其排长打扁条的过程和效果，作了以下生动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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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排长发虎威的时候，经常集合队伍，当众宣判罪状，队伍分三列一字儿排开，排长说一声：“大家听到！”大家就立正，接着排长宣布：“张得功态度傲慢，竟敢和排长顶嘴，是大不敬，排尾出列两伍。”两伍五、六个人（排尾经常缺伍），两个按臂，两个按脚，一个数数，一个执刑。基数是五扁条，如果罪情重，加到十或二十扁条，如非大罪，大多是五下意思意思就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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