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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严明的奖惩制度，可以提高纪律，鼓励士气，但是在中国由于重人情，以致常有“和稀泥”的现象发生，赏罚不明，有碍作战，蒋介石即曾在一次会议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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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般部队长为了讨好部下，大多数都是有赏无罚。行赏的时候，上级官长又恐部下争功，对他不满，因此采取均分主义，而不敢堂堂正正按照功绩，提出何人应赏，说明其应赏的原因。至于部下犯了过失，则不但自己不敢加以处分，就是上级知道了，要执行处分，部队长亦必千方百计为之庇护。譬如师长犯了罪，总司令部要处分，而军长照例要替他求情，请求减免。团长犯了罪，旅长也要求情，请求减免。以为非如此不足以取得部下的拥护。殊不知结果适得其反，试问你一般部下以为赏不足以为荣，罚不足以为辱，赏罚作用，完全丧失，军队的纪律如何能够维持呢？[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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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开会时，参政员也多认为“中央及各军、师负责人员机关，或则考核不清，或则因循苟且，遂致年来各战役后之奖惩结果，民众亦不无议论。”[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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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士兵如犯了过错，通常是采用体罚和禁闭的惩罚方式；犯了法，小则坐牢，大则枪毙。[157]最常见的即是在公开场合施予体罚，一位川军士兵曾对其排长打扁条的过程和效果，作了以下生动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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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排长发虎威的时候，经常集合队伍，当众宣判罪状，队伍分三列一字儿排开，排长说一声：“大家听到！”大家就立正，接着排长宣布：“张得功态度傲慢，竟敢和排长顶嘴，是大不敬，排尾出列两伍。”两伍五、六个人（排尾经常缺伍），两个按臂，两个按脚，一个数数，一个执刑。基数是五扁条，如果罪情重，加到十或二十扁条，如非大罪，大多是五下意思意思就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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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冬天挨扁条根本没什么，穿着厚厚的大棉裤，扁条落在身上等于拍层灰，因为每个执刑人都会手下留情，扁担头打在石板上壳壳响，身上的感觉很轻微。执刑人为何会徇情？因为任谁都有机会被挨打，而且随时随地，防不胜防，如果张得功这次打重了李得胜，下次轮着李得胜打张得功就会添料。不必手法重些，只要马步拿低些，扁条和大腿的角度小些，任是铁打的好汉也受不了！十下以后就会皮开肉绽。所以大伙儿都有默契，不管有多深的仇恨，在执刑时也会法外施恩，手下留情的。[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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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世界各国的军队中，也多有类似严厉的体罚方式存在，如英国军队直至1881年才停止以鞭打作为惩戒的方式，但是1944年在缅甸仍有私刑鞭打的案例。在俄国军队中，体罚至1904年才停止，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曾短暂恢复，革命后才取消。在法国军队中，官方自大革命以后即停止体罚，但是私自实施的情形仍然持续不断，如在北非，直至20世纪30年代才停止。[159]至于日本军队，体罚之风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仍未稍减。[160]学者以为，严厉的体罚最后在军中不再流行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性质的改变，而不在于军方观念的改变。[161]在中国，似乎也有相似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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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军士，惩戒的方式除了体罚外，还包括申诫、劳役、禁闭和降级。抗战时期，军士受处分最常见的原因是士兵逃亡，一位副班长即曾表示，“跑一个，顶多给连长骂一顿；跑两个，就得挨扁条；三个以上更严重，挨打禁闭是小事，降级是大事，若是一降三四级，那等于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了。去年（1945年）在太仓县集训，跑掉了六七十个。有一个班最惨，跑掉三分之一，班长从上士降到二等兵。在连上无颜待下去，投奔其他部队，顶多补个下士，还得凭手中的委任状，假若是弄丢了，那是活该，就委屈点儿再从二等兵爬起吧。”[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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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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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绩的目的，在综核名实，鉴别贤愚，以为黜陟之根据、升迁之准绳，故人事铨叙，以考绩为中心。抗战军兴后，1937—1938两年经通令停办考绩，1940年至1942年改考绩为考核，仅将成绩特优人员，及考绩不及格的庸劣人员，核予奖惩，至1943年以后，仍办普通考绩，总计至1945年止，经审核的考绩人员，共为386 754员。[163]但是战时一般部队、机关，对于考绩多不重视，或恐开罪于人，故作好评；或措辞模棱，自诩圆活，甚至委之僚属，随便填报，成为应付公事，考绩、奖惩与升调，均不发生关系，自然无法发挥人事制度的功能。[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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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1700114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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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四 待遇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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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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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军自成立后，待遇素称良好，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1932年起实施国难饷章（见表2-2），薪饷稍减，但是仍然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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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平时及国难时期陆军官兵薪饷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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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何应钦：《军政十五年》，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第139—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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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战前领“国难薪”军人的待遇和四川农家的收入（见表2-3）作一比较，可以发现中校的年收入，即较四川农村拥有百亩以上土地的地主为多；少尉的年收入，多于小地主；即使是上等兵的年收入，也和耕地在50亩以上的半自耕农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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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四川农村收入（1931—1935每年净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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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陈志让：《军绅政权》（重排本），台北：谷风出版社，1986，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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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队由于经费来源均不尽相同，因此也未必完全按照中央所订饷章发饷，如财政部税警总团由于经费充足，因此不发“国难薪”，而仍发全薪；[165]第十九路军由于淞沪战役表现优异，海内外捐款甚多，饷源充足，因此也不发“国难薪”，一个少校的待遇即比中央军的上校还多。[166]至于陈诚的第十八军，则为节省军费，将“国难薪”再打九折发给，但是按月发清，从不拖欠。[167]至于地方部队，不少仍是采取委任经理制，即按照中央核定的编制总额领取饷项，然后按照实际人数发给。[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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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由于物价水准均不尽相同，所以军人的真实所得也就有高有低。物价低的地区，如长江上游的一个部队中，战前士兵薪饷在扣除伙食费（不到一元）后，每月尚可存5—6元，[169]而当时湖南的一位小学教员，月薪只有4元，并且是以稻谷折发，而这样的教员缺，还“抢夺得打破头”；[170]乡间佣人工资每月仅需1元；[171]士兵3个半月的薪水即相当于1亩田的价格。[172]但是也有的地方部队，或由于经费不足，或由于克扣粮饷，以致官兵待遇不佳，如驻防湘西的地方部队三十四师，经费主要取自地方，根据沈从文的描述，“农民虽成为竭泽而渔的对象，本师官佐士兵夫固定薪俸仍然极少，大家过的日子全不是儿戏。士兵十冬腊月常常无棉衣。从无一个月按照规矩发过一次饷。一般职员单身的，还可以混日子，拖儿带女的就相当恼火。”[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