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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31年至1937年之间，各地物价尚称平稳，官兵待遇也少有更改；1938年以后，物价渐趋上升，军政部为适应物价及核实补给起见，自1940年起实施粮饷划分，主食公给，副食另发代金，其他各项给予也酌予增加。以后各年，官兵薪饷均有所调整。除一般规定外，某些官兵或因参加国外作战，币制互异，如入印、入缅国军；或因地方情形特殊，生活费用高昂，如驻新疆部队；或因编制不同，如青年远征军；各项待遇均另有规定，以适应实际需要。[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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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的军人待遇，以上将及二等兵为例：1937年上将月薪240元，二等兵月薪7元；1945年上将月薪50 000元，二等兵月饷900元。1945年较1937年，上将增加208.3倍，二等兵增加128.6倍，中将至准尉，上士至一等兵所增倍数，大致相似。若与物价高涨至2 167倍相较，[175]其间真不可以道理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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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近人的研究，抗战时期的通货膨胀，对于各行业人口的冲击程度不一，其中以军公教人员所受影响最大，[176]而军公教人员中又以军人真实所得减少最多。从表2-4中即可看出战时在几种行业中，以士兵的购买力下降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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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各行业人员的购买力指数（1937—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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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项数字仅系四月份购买力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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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汪荫元：《四川战时物价与各级人民之购买力》，《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3期，1944年6月，第262—265页；Chang Kia-ngau, The Inflationary Spiral, The Experience in China.1939-1950, Cambridge，Mass.：MIT Press，1958，p.63；Lloyd E.Eastman，Jerome Ch’en，Suzanne Pepper. Lyman P.Van Slyke, The Nationalist Era in China, 1927-1949,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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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中央军校十七期的学生，1940—1942年在校肄业期间，领军士饷，每月薪水扣除主、副食费后，领到的钱仅够买肥皂和草鞋；[177]1944年10月，一个二等兵的月薪50元，仅能买劣质香烟3—4包，火柴5—6盒；[178]士兵待遇之低，由此可见一斑。一般军官的待遇虽然比士兵高，但是也比不上其他行业，“与文职人员较，如小巫见大巫；与金融界较，更相差天壤”[179]。1941年时，少尉月薪42元，还要扣除副食费，而在乡下吃碗面，即需3元。[180]1943年元月15日起，大后方各省开始实施限价，重庆地区猪肉每斤14元，各种工资每月为500—1 000元，[181]而当时上校月薪仅为290元。无怪有营长生女因养不起而送人的事发生。[182]至1944年一位上尉军官的月薪竟然在昆明市买一包洋烟稍有余，而买一斤猪肉则不足。[183]高级军官，待遇也好得有限。如抗战后期担任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少将主任的连震东，每周能让住校的儿子从家中提一小罐猪油到校拌点盐巴下饭，已经算是非常奢侈的享受。[184]陆军大学教育长徐培根的待遇，即较其任职于银行的妻子少了许多，因此每月薪饷均全数汇给其子女，作为教育、生活费用，家中用度全由其妻子负责。[185]刘安祺于抗战期间由师长历升至军长，但是家中一直“连一个煤油灯都买不起，也很少吃肉”。[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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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如同战前，官兵薪资的差距颇大（见表2-5）。至于差距不规则变化，乃是由于多次采用“生活补助费”、“战时加薪”等名目调整薪资时，士兵均不在调整之列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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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抗战前后陆军上将、少尉和二等兵薪饷倍数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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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许高阳《国防年鉴（第一次）》第2编（259—260页）所列资料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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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军人待遇良好，士兵薪资虽远比不上军官，但是比一般其他行业尚佳，但是抗战以后，军人待遇差，官兵的薪资差距大，即不免引起士兵的抱怨。[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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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军人的待遇不但偏低，而且时常拖欠。一项资料显示，1944年8月时，国军部队的军饷，有的欠一两个月未发，有的欠三四个月未发，甚至有拖欠半年之久未发下者。[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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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所得的购买力下降，伙食自然也随之变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陆军战地口粮，每人每月约6磅，日本陆军约为4磅，[189]中国陆军官兵最多时也仅约为1.6磅，[190]而且转拨、搬运损耗，发至伙食单位时，常斤两不足，有时甚至领不到米。[191]副食方面，抗战时期可以1941年作为分水岭，1941年以前物价上涨尚不严重，一般士兵每日三餐，菜虽不多，饭仍可吃饱。1941年以后，普遍的现象是“三餐改为两餐，三菜一汤并为一钵大锅菜，最后只是一钵不见油花的菜叶盐水汤”[192]。1945年初，公订副食费为每月350元，每日平均不到12元，而汉中地区白菜一斤即需30元，豆腐、萝卜每斤各需20元。[193]因此根据1941年的一项调查，军队中的伙食，在蛋白质、脂肪和热量上，不仅远不如中、上人家，也比不上一般农民和工人。[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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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军人真实所得的急剧下降，对于国军战斗力的不良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士兵缺乏作战所需的体力。1944年，一位美国专家曾为国军各部队的1 200名士兵进行体格检查，结果发现57%的受检者营养不良。[195]长期的营养不良，加上卫生、医疗设施的缺乏，使得士兵极易罹患眼球干燥症（xerophthalmia）、沙眼、各种皮肤病、贫血症和寄生虫感染。[196]营养不良和疾病，严重削弱了国军的战斗力。其次，军人真实所得的急剧下降，对于士气也有不良的影响。1943年12月，美国驻华军事武官在一份报告中即曾指出，薪饷的微薄加上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中国的军队或许是世界上待遇最差的军队。如果没有通货膨胀，军人的薪饷以美元计算（官方汇率为20∶1），二等兵约合0.3元，上将为40元，但是在严重的通货膨胀下，二等兵的薪饷仅为0.075美元，上将则为10美元。毫无疑问，这种低薪的现象对于军人的士气和生活，均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加上军人待遇尚比不上工人、农民，使得情况更为恶化。[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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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军人真实所得的急剧下降，使得军人的社会地位也大幅滑落。五四以后，直至抗战初期，由于民族主义兴盛，加以待遇良好，使得军兵具有颇高的职业声望，尚为许多青年学生乐于从事的行业之一。[198]抗战进入中期后，军人的待遇还比不上苦力或车夫，因此一般人均视当兵为下职、为畏途，军人的地位也就“一落千丈”。[199]尤其是士兵，至抗战后期时，社会地位已“同于乞丐”。[200]此外，军政当局又恐加薪数目太大，有加速通货膨胀之虞，乃以升官作为救济。但是官位太滥，价值便低，军界人士即曾指出，抗战时期一上校阶级的社会地位，尚不如商店中的会计员，收入菲薄固然是原因之一，而官位太滥才是最主要的原因。[201]最后，战时军人真实所得的急剧下降，使得部分军人的士气降低，甚至从事走私、贪污等不法活动。军人的待遇虽经当局努力改善，但是仍然偏低，已婚者“身为家庭生活之负责人（政府目下不能代之全权负责，而使其维持衣、食、住之最低生活水准），目睹嗷嗷待哺之一群，且处此不平环境中，孰无父母，孰无妻子，能不有感于怀，而蠢然思动耶？于是有无形之怠工，有托故而转业，甚至挪借公款，牟利营私，借图温饱。吾人如指其行为不正，责其二心，科以重罚，诚无不当，然国法不外人情，终不能令人完全弃家而为国，此乃一事实问题”[202]。一位军长更曾坦率地指出，“今日如规规矩矩拿薪水，便要饿饭，而且不能作事，势必失败不可，反之，浑水摸鱼，贪污舞弊，自己肥了，大家也可沾些油水，倒是人人说声够交情，有了问题大家包涵。这是作好不好，作坏倒好，正义扫地，是非颠倒。”[203]所说固然过于偏激，但是仍反映了实情。在抗战以前，国军部队吃空额，侵占士兵薪饷的情况尚不严重，至抗战第三年，由于物价飞涨，吃空的风气才日形猖獗。[204]至于士兵，由于不得温饱，除了疾病人数增加外，逃亡、违纪的人数也日益增加，对于军队纪律、士气和战力的影响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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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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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国军各部队大多采取委任经理制度，依照编制发给经费，由部队长负责经理，各部队每多利用节余的经费，办理福利事业，如胡宗南于第一师师长任内，即曾利用节余经费创立公积金制度，其本人薪饷之余，及上级偶尔的赏给，均归入公积金，由各部队长推选各级人员为代表，成立委员会施予管理。[205]胡其后出任战区司令长官，则组织官兵福利委员会，将所辖各部队的旷饷及从事渭滩垦区生产工作所得收益，均拨充福利委员会基金。[206]战时汤恩伯集团也有类似的组织。[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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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国军仅有极少数经费充裕的单位，能够对眷属有较为周到的照顾。如1931年第一师南入江西“剿共”，师长胡宗南对随军住于郑州的眷属，即曾指派专人管理。将军眷集中居住，代租民房，代付房租；鼓励军眷依兴趣各做手工，增加收入，又将其子弟送入附近各级学校接受教育，费用由公家支付。此外，并为军眷尽量解决各种问题。[208]又如俞大维于军政部兵工署长任内，曾于各兵工厂设立眷村及子弟小学。[209]抗战爆发后，各部队对于军眷，一般是以军、师为单位，安置于后方临时性的眷属住处，通常均为军需供应的所在地，俾便就近照顾，一些财务状况较佳的单位，并为军眷兴建眷村，如汤恩伯集团驻防豫西时，即曾利用集团军的公积金，于西康西昌及陕西安原兴建眷村，并派专人负责管理，用以安顿干部眷属。[210]有些部队，更设立官佐子弟小学及眷属工厂，从事教育和生产的工作，如第二集团军所设子弟学校，系由眷属中挑选品学兼优者担任教职员；至于眷属工厂，除发给工资外，凡工作成绩优良者，另由集团军总司令定期颁奖。眷属既有眷舍可住，又有工作可打发时间，增加家庭收入，使干部无后顾之忧，无形中士气也得以提高。[211]傅作义则为其干部子女创立奋斗小学与奋斗中学，并筹拨基金，成立奋斗学校基金实业社负责经营，其主要企业有天津中国油漆厂。[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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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冬季攻势后，战局陷入胶着状态，战况沉寂，各部队即多利用休整时间，接军眷至驻地，与亲人团聚。[213]但是一些纪律较差的部队，眷属即长期随住于任所，一遇作战，每成为累赘，如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汤恩伯集团中，除了第十三军事先曾对眷属有所安顿外，其余均是临时慌乱移动，在河南各地所征用大批牛车，大多用于输送眷属。[214]湘北会战时，部队于出击时间，留守后方士兵竟达12 000人，除新十六师3 000余人参战外，余均留为照拂官佐眷属，根据戴笠的估计，平均每眷属需用士兵（包括轿夫、勤务兵、伙夫）6人，[215]对于战力及军誉影响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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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对于出征军人家属（以下简称征属）的优待，始于1937年，中央颁布应征新兵及其家庭鼓励办法，随即对征属的慰问、救济、优待等，也分别厘定办法。[216]1941年12月，国府又颁布“优待出征抗敌军人家属条例”；1943年，增发征属安家费，由2 000元增为5 000元，各省也有增发至20 000元者。在1943年紧急征兵时，四川省的安家费，除由地方筹发2 000元外，其余3 000元由中央补助，共支付该省费用9亿元，其未能悉数发出之款项，也拟具保管办法，作为该省征属子弟求学奖学金之用，至于春、冬两季代为耕种收获、代写书信，婚姻的保障、积谷的免派、精神的慰问、小本贷款，各种救济，免费医疗、入学，各项福利品及优先权益的享受，设厂习艺，以及职业的介绍、各种临时捐款的免派，以及免服劳役等，无不设优待。1944年，对征属经常优待的金额，又予增加，并提高征属地位，准参加基层行政工作。[217]以上各项优待征属的条例和办法，固属完备，但是由于政府财政困难，往往无法实施，[218]即使实施，真能受惠者，也不及十分之一，乃因僧多粥少，福利无法普及，加以区职保甲人员及其他办理地方兵役者，与当地土豪劣绅勾结，贪污枉法所致。例如四川省合川县龙市佛门乡自1938年秋起，征属每户发给谷3斗6升，至1942年改发法币90元，1943年虽增为100元，也仅能买米5升。[219]1944年中央有鉴于此，乃商请四川省政府，增加征属安家及福利经费，每年约合美金1亿元，占当时川省总预算五分之三。因征属优待有加，乃能依法抽签，按签征集，达到该省配额九成以上，为全国历年之冠。因其办法规定严密、管理得当，征属确受实惠，逃避兵役者遂得以减少，后经行政院通令全国，普遍实施，对兵役推行的贡献甚大。[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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