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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为抗战时期最高军法机构。总监部设总监（上将级）、副监（中将级）各一人，综理一切，遇有重要案件，先组织会审委员会，以将官级委员三人为审判官，其中最高级者为审判长，通常由委员长指定或圈选，其他军法官及书记等，由总监部组设。会审委员会于会审后，将结果制成判决书，由总监转报委员长裁决。[137]军法总监部实际运作的情形如何？根据战时军界人士的观察，“军法执行监，除处分逃兵之轻微罪行外，刑不及于大夫。军法不肃，是政治退化的主因。”[138]抗战时期，在华的苏俄顾问嘉梁钦（Aleksandr Ya.Kalyagin），对于国军的惩戒无法普遍施行，曾有以下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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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军长在接到攻击的命令后，可能会将部队撤至后方，放弃一个城市，而不会受到任何最轻微的处分。是谁的错？别太快下结论！必须先查“教会行事历”（church calendar），看看此人是哪一系的将领，指挥的是哪一省的军队，他是在哪一省作战，和他合作的是哪一省的部队……等等，然后才能了解真相。[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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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下去要问的是，军法不肃的原因何在？责任是否在于蒋委员长一人？众所周知，自民国成立后，国民政府和地方军系的关系，一向是视双方军力的优劣而定。至抗战中期时，地方部队的数量已超过中央军甚多，造成地方军人目无国民政府的骄纵心态。无怪抗战爆发之初，政府尚能将作战不力，擅自撤退的李服膺[140]和韩复榘[141]处以极刑，但是至1939年“冬季攻势”失败后，国军统帅部尽管震怒不已，但是并未能将失职的大批将领绳之以法，因为在当时的权力分配条件下，中央如奢谈军纪，只会激起地方军人的二心而已。[142]事实上，抗战时期不仅是临阵退却，举凡军人违法失职、虐民通敌者，以及公务员贪污、走私等案件，蒋委员长一律批交军法执行总监部审判，[143]然而由于部分战区司令长官（如阎锡山、李宗仁）形同藩镇，为中央权力所不能及，谎报军情、包庇烟赌走私、搜括民间财物，所在多有，因此军法一辞，有时直流为具文，[144]但舆论则常指军法监量刑不公，偏袒地方部队，[145]专门押禁黄埔出身的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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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根据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的日记所载，“军校学生犯罪，均由委座令交审讯，本部从未直接检举一人，即判罪亦无一不引用最轻条文，且必须呈报委座核示，本部之权力，因有限也”[146]。因此蒋介石偏袒黄埔学生，殆无疑问，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他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地方军人虽然形同藩镇，但是迫于形势又不能不用，[147]对于自己培养出来的黄埔学生，自然不免寄予厚望；对于少数宠信的爱将，也就格外珍惜，即使是作战不力，依法需革职，也多随即再予起用。如战前汤恩伯在河南汉川一带“剿共”失利，被撤职，但是同年秋天，又再被起用为八十九师师长。[148]抗战时期，这类例子更多，如1937年12月，宋希濂因南京失守被撤职；[149]1938年2月，刘峙因保定之役战败被撤离；[150]1938年5月，桂永清、黄杰因兰封之役战败被撤职查办；[151]1940年2月，徐庭瑶、叶肇因桂南会战失利被撤职查办，[152]但是随即均再获起用。至于过失略为轻微者，则经常仅施以“撤职留任”的处分，[153]让其戴罪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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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军事委员会的统计，抗战期间最常见的惩罚方式为撤职（36 204人次）和撤职通缉（34 361人次），其次为记过（5 221人次）和记大过（4 669人次）；最少见的惩戒方式，则为罚薪（14人次）、撤职留任（113人次）和申斥（141人次）。[154]此项统计只限于中央所核定者，事实上战时各单位的奖惩，有许多并未呈报中央。值得注意的是，战时军官佐曾受撤职和撤职通缉处分者，共超过70 000人次，不可谓不多，但是由于战时干部缺乏，加上人事管理所需的技术条件尚未具备，以至于今日在此处被撤职的人，明日可以在彼处再被起用，惩戒的功能因此也难以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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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严明的奖惩制度，可以提高纪律，鼓励士气，但是在中国由于重人情，以致常有“和稀泥”的现象发生，赏罚不明，有碍作战，蒋介石即曾在一次会议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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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般部队长为了讨好部下，大多数都是有赏无罚。行赏的时候，上级官长又恐部下争功，对他不满，因此采取均分主义，而不敢堂堂正正按照功绩，提出何人应赏，说明其应赏的原因。至于部下犯了过失，则不但自己不敢加以处分，就是上级知道了，要执行处分，部队长亦必千方百计为之庇护。譬如师长犯了罪，总司令部要处分，而军长照例要替他求情，请求减免。团长犯了罪，旅长也要求情，请求减免。以为非如此不足以取得部下的拥护。殊不知结果适得其反，试问你一般部下以为赏不足以为荣，罚不足以为辱，赏罚作用，完全丧失，军队的纪律如何能够维持呢？[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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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开会时，参政员也多认为“中央及各军、师负责人员机关，或则考核不清，或则因循苟且，遂致年来各战役后之奖惩结果，民众亦不无议论。”[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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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士兵如犯了过错，通常是采用体罚和禁闭的惩罚方式；犯了法，小则坐牢，大则枪毙。[157]最常见的即是在公开场合施予体罚，一位川军士兵曾对其排长打扁条的过程和效果，作了以下生动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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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排长发虎威的时候，经常集合队伍，当众宣判罪状，队伍分三列一字儿排开，排长说一声：“大家听到！”大家就立正，接着排长宣布：“张得功态度傲慢，竟敢和排长顶嘴，是大不敬，排尾出列两伍。”两伍五、六个人（排尾经常缺伍），两个按臂，两个按脚，一个数数，一个执刑。基数是五扁条，如果罪情重，加到十或二十扁条，如非大罪，大多是五下意思意思就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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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冬天挨扁条根本没什么，穿着厚厚的大棉裤，扁条落在身上等于拍层灰，因为每个执刑人都会手下留情，扁担头打在石板上壳壳响，身上的感觉很轻微。执刑人为何会徇情？因为任谁都有机会被挨打，而且随时随地，防不胜防，如果张得功这次打重了李得胜，下次轮着李得胜打张得功就会添料。不必手法重些，只要马步拿低些，扁条和大腿的角度小些，任是铁打的好汉也受不了！十下以后就会皮开肉绽。所以大伙儿都有默契，不管有多深的仇恨，在执刑时也会法外施恩，手下留情的。[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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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世界各国的军队中，也多有类似严厉的体罚方式存在，如英国军队直至1881年才停止以鞭打作为惩戒的方式，但是1944年在缅甸仍有私刑鞭打的案例。在俄国军队中，体罚至1904年才停止，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曾短暂恢复，革命后才取消。在法国军队中，官方自大革命以后即停止体罚，但是私自实施的情形仍然持续不断，如在北非，直至20世纪30年代才停止。[159]至于日本军队，体罚之风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仍未稍减。[160]学者以为，严厉的体罚最后在军中不再流行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性质的改变，而不在于军方观念的改变。[161]在中国，似乎也有相似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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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军士，惩戒的方式除了体罚外，还包括申诫、劳役、禁闭和降级。抗战时期，军士受处分最常见的原因是士兵逃亡，一位副班长即曾表示，“跑一个，顶多给连长骂一顿；跑两个，就得挨扁条；三个以上更严重，挨打禁闭是小事，降级是大事，若是一降三四级，那等于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了。去年（1945年）在太仓县集训，跑掉了六七十个。有一个班最惨，跑掉三分之一，班长从上士降到二等兵。在连上无颜待下去，投奔其他部队，顶多补个下士，还得凭手中的委任状，假若是弄丢了，那是活该，就委屈点儿再从二等兵爬起吧。”[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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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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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绩的目的，在综核名实，鉴别贤愚，以为黜陟之根据、升迁之准绳，故人事铨叙，以考绩为中心。抗战军兴后，1937—1938两年经通令停办考绩，1940年至1942年改考绩为考核，仅将成绩特优人员，及考绩不及格的庸劣人员，核予奖惩，至1943年以后，仍办普通考绩，总计至1945年止，经审核的考绩人员，共为386 754员。[163]但是战时一般部队、机关，对于考绩多不重视，或恐开罪于人，故作好评；或措辞模棱，自诩圆活，甚至委之僚属，随便填报，成为应付公事，考绩、奖惩与升调，均不发生关系，自然无法发挥人事制度的功能。[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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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1700114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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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四 待遇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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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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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军自成立后，待遇素称良好，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1932年起实施国难饷章（见表2-2），薪饷稍减，但是仍然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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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平时及国难时期陆军官兵薪饷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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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何应钦：《军政十五年》，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第139—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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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战前领“国难薪”军人的待遇和四川农家的收入（见表2-3）作一比较，可以发现中校的年收入，即较四川农村拥有百亩以上土地的地主为多；少尉的年收入，多于小地主；即使是上等兵的年收入，也和耕地在50亩以上的半自耕农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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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四川农村收入（1931—1935每年净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