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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恤人因不识字或不明白请恤的手续，往往托人代办书表、呈文，代办之人即乘机从中向受恤人敲索。领到恤金时，受恤人常仅能得80%—90%，甚至7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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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恤人请人代办了书据，向县政府投递，往返动辄数十里或数百里，旅费已花了不少，找保证人也要手续费。呈文、书据投递以后，又往往数月、一年，甚至两三年还得不到回信，一而再，再而三，以至无数次向县府催促，用费甚至超过恤金的情形，也是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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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许多官兵殉职后，亲属得不到部队长的通知，他们或者从朋友处探听到不确实的消息，填具表格，由县、省转呈请恤，得到的批示，多半是“未据原部队呈报有案”；写信到原部队请求，又因原部队长对抚恤不注意，或以人事变迁，无法查明其事迹，也每如石沉大海，杳无消息，甚至数年还得不到结果和恤令、恤金。[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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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物价不断上涨，原有恤金数额，为战前制定，不足维持遗族及伤残官兵最低生活，政府乃逐之设法提高恤额，自1942年起，抚恤金额照恤令所载数目加倍发给；1944年再加发1倍；1945年起，改照退役库数目，比照增加恤金。恤金种类，在抗战前原规定只有一次抚金与年抚金两项；自1944年起，增列特恤金及救济费，1945年增列公粮贷金。[236]虽然如此，恤金数额仍然过少，不为遗族所重规，因此请恤者为数寥寥。[237]抗战胜利后，情况依旧，一位中级军官负伤后，所获恤金12万元，尚不足买1分金子，而只能买一条不锈钢表带，令人啼笑皆非。[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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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中央的抚恤制度外，一些单位也每多视财务状况，各自实施特殊的抚恤办法，如战前胡宗南于第一师师长任内，曾创立伤兵年会制度。每年6月间于师部所在地，召开伤兵年会，邀请退伍伤兵与会。会前半月，即于全国各大报刊出通告，所有伤残均于开会日期由各省县陆续到达，甚至有自内蒙古及东北来者。自报到日起，即进住招待所，每日三餐，极为丰盛，并可凭出席证至当地影、戏院、旅社、浴室各处任意游憩。自第二日起，上午有一小时半政治课程及一小时半小组讨论，午后即自行息游。第七日起正式开会，同时邀请地方党政军首长出席。次日，依伤残年资、等级，发放慰问金（一上等兵即可领到银圆150元）。最后三日，师长胡宗南每晚必与伤残共餐；并于最后一日闭幕式中勉励全体伤残，返乡后应安分守己，服从地方长官，努力生产，作良民楷模。这种盛大的伤兵年会，其干部以为，“就是铁石心肠，也要流出不少的眼泪”，具有良好的效果：一方面鼓舞了士气，逃兵因而减少；另一方面，则有助于开拓兵源，凡第一师招兵，未及一月即可告全，退伍伤残人员在乡的宣传，产生了一定的作用。[239]又如陈诚部第十八军军长任内，曾创办南通残废军人工厂和吉安农场，收容本军的残废军人和老弱士兵。[240]至于在戴笠所领导的军统机构中，凡因触犯工作纪律，或背叛工作任务而被处决者，其家属则视同为工作而牺牲者的家属，予以抚恤，照顾其生活及子女的教育。据一位军统人员表示，军统人员愿意忠心追随戴笠，死而无怨，此项特殊措施为原因之一。[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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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忠烈，分为褒扬、表扬、祠祀、碑坊、国葬、公葬、公祭、公宴等。抗战期间，由政府明令褒扬者，共有刘湘、张自忠等14员名，照抗战特殊忠勇官兵表扬办法，经军事委员会表扬的官兵，计有李庚星等1 854员名。[242]合于抗战殉难官民祠祀，及建立碑坊办法大纲规定的阵亡将士，经核准入祀首都忠烈祠者，共1 538员名。[243]入祀仪式隆重者如四川威远一地的部队，将阵亡将士官兵入祀当地忠烈祠时，有全体官兵、军乐队、民乐队、学生队等万余人参加。当送牌位的队伍经过市区时，家家户户均烧香燃烛、供奉祭桌、燃放鞭炮。典礼结束后，学生抬着米、棉花、猪肉、菜蔬等物，送至每位阵亡官兵家属的家中。由于仪式隆重感人，以致当场即有数十位青年要求加入部队从军。[244]国葬大典的举行，极为慎重，如1940年5月，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的灵柩自第五战区运回重庆，举行国葬。当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副委员长冯玉祥，率领每院、部、委首长，亲迎灵柩于江边，挥泪致祭，各国驻华使馆官员及民众数千人观礼，嘉陵江、扬子江上的所有轮船、军舰均长鸣汽笛致哀。委员长并通电三军致哀。前线官兵捧诵译电，也无不热血沸腾。[245]一般的部队，则每多于驻扎较久之地，设置公墓，由部队长定期率各级官兵代表，亲往祭扫，以慰英灵。[246]战时由于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中央所规定的埋葬费，无法顾及事实，金额有时尚“不足购一张草席”，[247]全靠自行张罗，举办纪念仪式，借以激励民心士气。例如1941年上高会战结束后，川军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即以全集团军官兵捐出三天薪饷，修建一座忠烈祠，将阵亡、伤亡和因公死亡的官兵的名字立牌供在祠内。[248]不过也有少数部队，因埋葬费有限，且因手续关系，不能预领，而将死亡士兵草革埋葬了事，甚至有道德修养较差的部队长，将士兵随葬服装脱下，以弥补其差欠数的情事，令生者寒心。[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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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何应钦：《统一与救国》，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编辑委员会编《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第41页；赵秀昆：《抗战期间武汉失守后的十八军》，《文史资料选辑》第81辑，1982年7月，第73页。张治中在担任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时，曾和参谋总长何应钦商定，凡由铨叙厅呈报的人事任免案件，仅将将级军官部分呈核，其余均由张批“奉谕照准”字样，以减少时间上的浪费。参阅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第3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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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孟丙南：《“西北王”胡宗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1961年6月，第119页；江上清：《“陈胡汤”中的汤恩伯》，《政海秘闻》，香港：致诚出版社，1966，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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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亚韩：《从无职军官佐安置谈到国军人事改进问题》，《建军导报》第5卷第6期，1947年5月，第18页。以下各项曾被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列为1944年度的重要工作目标：第一，最小限度，将官以上的人事任免需绝对听命中央；第二，校官任免，除战区司令长官有权派代外，其他次级长官不得先行更动；第三，尉官虽军长有权更动，仍需迅速呈报。参阅《军事委员会铨叙厅三十三年度工作计划表》（油印本），1944，第3—4页，档号761/324，军令部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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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长虹：《战车兵科人事观》，陆军机械化学校庆祝十周年纪念大会专刊委员会编《陆军机械化学校成立十周年纪念专刊》，陆军机械化学校，1946，第113页。1949年，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关麟征，曾对该校干部任职情形作了以下的报告：“以学生有入伍、分科、升学等阶段，而选拔干部，亦以教育进度为标准，因教育之需要，与干部员额之补充，以致调动频繁，影响任职，为使每人每职，均绝对避免黑官起见，故每一调动，必须随案呈报，且于每年清查一次，是以本校无案人员，百无一二。三十五年奉国防部颁发陆海空军人事业务职掌划分办法，本校为尉级人事掌理单位之一，除新进人员，按照规定先行呈报核准再行发布外，其余尉级人员之动态，均先呈报，未敢越权违法，此本校任职之概略情形也。”参阅关麟征：《陆军军官学校三十八年度教育行政概况报告书》（油印本），1949，档号400.7/3730，军事学校及训练班队教育案，“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藏国军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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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长虹：《战车兵科人事观》，第112页。抗战胜利后，国军人事制度更为混乱，从绥署主任到兵团各主官均可任意委派将级官员，造成将官充斥的现象。参阅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中国军事史》第三卷《兵制》，解放军出版社，1987，第6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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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成本俊：《国防建设与军事人事》，《国防月刊》第1卷第3期，1946年11月，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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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48年8月3日军务司长王文宣致军政部长何应钦签呈（油印本），未注出版时地，档号773/858，军政部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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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凤翰、张力访问，毛金陵纪录：《丁治磐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第137页。“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黄埔军官学校校史简编》，第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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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陈明仁早年入军政部讲武学校第一期，后并入黄埔军校第一期，而李明灏曾任军政部讲武学校教育长，二人均为湖南醴陵人。参阅于翔麟：《李明灏》，刘纽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第9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7，第72页；于翔麟：《陈明仁》，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第4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第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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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陈瑞安：《抗日战争中的陈明仁将军》，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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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例如1939年11月，军政部第十三补训处处长李良荣（福建同安人）即曾电请军政部长何应钦，将成都军校第十四期第三总队闽籍毕业生，全数派至该处（驻南平）服务，并说明闽省军队编练办法，“校官以上不分省别，尉官则当以本省籍者为有利，盖此得自然团结力及乡土荣誉心，而增强战斗力也”。参阅1939年11月4日军政部第十三补训处处长李良荣致军政部长何应钦电，档号773/858，军政部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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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例如1942年4月，一位中央军校学生毕业时，所填分发志愿为“最荒凉之边疆，最危险之前线”。参阅刘凌云：《征尘作育五十年》，《山东文献》第17卷第3期，1991年11月，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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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例如1939年，预九师师长张言传曾致电军训部：“本师下级干部甚感缺乏，敬请分发军校本校之十四期学生50名……其现在该期之学生二总队步一队李冠军……等二十三名，均与本师干部有同学、同事之谊，分发本师人地相宜，除已先电请军校先行登记外，请‘军训部’饬该校将该生等全部分发本师。”事见1939年6月24日军训部致军政部函，档号773/858，军政部档案。其他的例子，可以参阅谭继禹：《戎马琐忆》，第70—71页；黄仁宇：《阙汉骞和他的部下》，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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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939年10月13日军务司长王文宣致军政部长何应钦签呈，档号773/858，军政部档案；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军事教育会议记录》，编者印行，1939，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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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刘凌云：《征尘作育五十年》，《山东文献》第17卷第3期，1991年11月，第28页；陆军军官学校校史编纂委员会编《陆军军官学校校史》第4篇，凤山：陆军军官学校，1969，第388—3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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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同学关系在近代西方人友谊发展上的重要性，可参阅Michelle Perrot, ed., A History of Private Life. Vol.4, From the Fires of Revolution to the Great Wa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561-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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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Ch’i, 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 1916-192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68. 即使是短期的训练班队中，也有类似的现象发生，例如抗战时期一位毕业于中央军校参谋训练班的军官，即曾有以下的回忆：“在参谋班受训时，我们有八个志同道合的‘死党’，被同学们称之为‘八大金刚’，对工作的分派，大家主张‘内外皆有，毋远弗届’，选择最有发展的部队去，大家埋头苦干，不成功便成仁，等到抗战胜利后，再作第二步事业计划的商量。因此，我们八个人有两句口号：‘分离不是感情的分散，乃是事业的扩张。’当时的雄心壮志，是可想而知的。”参阅张赣萍：《弹火余生述》第2册，第224—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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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冷欣：《从参加抗战到目睹日军投降》，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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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陈瑞安：《抗日战争中的陈明仁将军》，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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