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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何庆华：《忆双亲》，《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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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第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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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1941年2月，蒋委员长曾对来访的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居里（Lauchlin Currie）说：“予党政军之辅佐人员中，百分之七十皆为予旧日之敌人，并有数人曾叛变三次之多……盖予之政策，但求彼等有一技之长者，能忠于国家、忠于主义，仍可不计恩怨，引用其人。左倾人物，亦不例外，已有多人在政府服务矣。”参阅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第5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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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江上清：《“陈胡汤”中的汤恩伯》，第146—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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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宋希濂：《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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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宋涛：《我所认识的汤恩伯》，《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62年10月，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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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李汉魂：《梦回集》，《艺文志》第118期，1975年7月，第36页。郑殿起：《归德失守及黄杰被撤职查办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1962年6月，第157页；宋希濂：《兰封战役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1962年6月，第167页；陈谦平：《豫东会战述论》，江苏省史学会编《抗日战争史事探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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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公安部档案馆编《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第114—115页；程思远：《政海秘辛》，香港：南粤出版社，1988，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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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例如1944年，汤恩伯因中原会战战败，丁治磐因桂南会战战败，均受到撤职留任的惩戒。参阅胡静如：《烬余掇拾》（稿本），第183回；刘凤翰、张力访问，毛金陵纪录：《丁治磐先生访问纪录》，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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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何应钦：《军政十五年》，附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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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蒋介石：《国军如何才能完成剿匪救民的任务》，《蒋总统思想言论集》卷19，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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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国民参政会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国民参政会史料》，台北：国民参政会在台历届参政员联谊会，1962，第4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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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张拓芜：《代马输卒手记》，第42页。各部队中、下级干部，由于不明法令，对于所属官兵犯罪或盗匪，往往不问罪行，擅行枪杀，军法人员多不以为然。参阅军法执行总监部：《军事委员会第二次军法会议提案决议汇报表》，第82页，档号769/2251，军令部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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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张拓芜：《代马输卒手记》，第20页。根据《陆海空军惩罚法》，惩罚的宣告和实施，均采用公开方式。1930年10月19日公布的《陆海空军惩罚法》第1章第8条：“宣告惩罚，应公示于所属部队中。”第9条：“宣告惩罚时，应使受罚者之直属上官及其同等级以上者陪列。”第10条：“在惩罚执行终了时，应集合受罚者之直属上官及其同等级以上者，使受罚者对之陈述悛改之誓词。”参阅《陆海空军惩罚法》，《国民政府公报》第594号，1930年10月9日，第2—3页；姚骧：《陆海空军惩罚令释义》，世界书局，1931，第1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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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Holmes, Acts of War, pp.336-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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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Coox,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Japanes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in the Second World War”，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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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Holmes, Acts of War, pp.336-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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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张拓芜：《代马输卒手记》，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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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许高阳：《国防年鉴（第一次）》第2编，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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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该部关于各军事机关部队参谋考成比较表及来往文件”，档号769/109，军令部档案。亚韩：《从无职军官佐安置谈到国军人事改进问题》，第5页。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军军官的考绩制度也颇为人所诟病。绝大多数军官的考绩均被评为“卓越”（superior）或“极佳”（excellent），以至于若被评为“非常令人满意”（very satisfactory）即有碍于升迁。参阅Stouffcr, The American Soldier, Vol.I.Adjustment During Army Life, p.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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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胡德华：《孙立人练兵统驭模式及对中国抗日剿匪贡献经纬》，李敖编《孙立人研究》，台北：李敖出版社，1988，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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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朱文伯：《七十回忆》，台北：民主潮社，1973，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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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宋瑞珂：《陈诚及其军事集团的兴起与没落》，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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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例如傅作义的部队，直至抗战后期，仍是采取委任经理制。参阅王克俊：《回忆傅作义先生》，《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4辑，1984年12月，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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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刘凤翰、张力访问，毛金陵纪录：《丁治磐先生访问纪录》，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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