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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国军的建设和军官教育的进度，较为落后，故各兵科的专门人才，在平时已感缺乏，一旦抗战开始，所需专科人才，更形迫切。战时各部队各级军官的召集教育，一方面是由各兵科学校（分校）的学员队及其他班次，召集中尉以上、少校以下的各兵科军官，及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召集少校以上军官，分别施行深造教育。另一方面，则由步兵学校及分校，增设步兵各种轻重兵器的专修班，中央军校及各分校增设军官训练班，分别召集各部队的初级军官，施以战斗技术与战斗指挥的补习教育。在数量上，抗战时期，计召训步、骑、炮、工、辎重、通信、机械等兵科军官97 577员，[60]行伍军官84 235。[61]在质量上，召集教育的效果似乎未能充分发挥，据当时军界人士的观察，其原因有以下几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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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缺乏完整计划：战时各兵科学校召集的班次，因整个军官教育系统未确立，又欠缺完整的计划，每遇各兵科学校开办某种班次时，多由军训部训令各部队，指定各单位应名额及入学各项手续，至于该部队是否有此项需要，或是否有可送的人员，均似未事先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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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部队未见其利：每周各兵科学校开办某种班次，各部队初则慎重其事，遵命选送定额，虽一时有缺员之苦，也不顾恤。等到受训者回队，报销巨额旅费，但部队教育并未见有改进，作战也未见有何补益，只有受训者本人多一资格而已。加以各兵科学校召集的时间，每每相同，部队中所受送训的命令，一而再，再而三，应付渐感困难，最后只得以无队职的附员，敷衍塞责。再因交通不便，此校送训者刚回，而彼校召集命令又至，于是将原送训者再送他校受训，形成所谓“受训专家”。各学校开办班次，耗费人力、物力，而原有本意，并未达于部队；各部队保送受训者，所费差旅费及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也不少，而未得利益。[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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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校与部队缺乏联系：学校召集部队军官加以教育，但并不为其效果负责；而学校也无从获得部队的经验，作为改进教育的参考。如各战区各兵种军、师、旅、团，每经战役，关于敌我双方战略、战术等检讨的记录或书籍，学校却未能取得，作为教学研究之用。[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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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校政者乏人才：战前各兵科学校成立时，人才、设备、器材俱称一流，如以王俊长步校、邹作华长炮校、林柏森长工校，均一时俊彦，各校声誉日隆，成效卓著。中央办庐山、峨眉、珞珈山等训练，有关的军事演习，均由各兵科举校派员举行示范，益增教育效果。加以各校教育长不仅为该校负责人，同时也是大本营参谋总长何应钦的特业参谋顾问，每有重要会战及国防会议，无不参与机要，成绩斐然。抗战爆发后，各校教育长纷纷调为大本营或战区司令长官部高级幕僚与指挥官，优秀教官也多调部队服务。继起者学养多不如旧人，甚至有非本兵科出身者，加以学校辗转迁移，器材损失，物价高涨，生活艰难，故教育水准大不如昔。[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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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受训者素质低落：据统计，各军事专校历年所收学员，几乎百分之八十以上，均为未受过养成教育者，且其素质，日益低落。由于程度太低，不但学校不能按照计划施教，学员本身也多不能接受所学，遑论期以改良部队之责。[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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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实验与研究功能未发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已将兵科学校视为实验与研究机构，凡有新的编制和战术，均由兵学校率先加以实验和研究，如美国步兵师的编制由二旅制改为三团制，即是由其步兵学校先加以实验；又如德军的强袭战术，也是德国工兵学校研究的结果。但是召集教育的实验及研究功能，必须有人才、器材、设备，方能发挥，但是战时中国兵科学校的器材和设备，尚比不上部队，故无法拥有实验和研究的功能。[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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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三 部队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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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训练，可分为士兵教育与干部教育两类，兹分别讨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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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士兵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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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士兵教育，包括以下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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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新兵教育：抗战初期，各部队募补新兵，自行加以教育，战斗能力参差不齐，经几度消耗，损伤殆尽。训练部总监部下有补充兵监，负责拟具各期兵员补充计划及其教育要领。1938年军训部成立后，补充兵监裁撤，各地成立补训处，各师复有补充兵团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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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整训部队教育：经过初期抗战教育的教训，深知国军战斗力的薄弱，并非纯由装备不如敌人，实由于战斗技术教育的不足，以致不能达成战略、战术的要求，于是增加部队教育的工作，即由前方抽调部队进行整理、补充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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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攻击部队教育：1941年春，为适应战局，特指定整训部队十二个师为攻击部队，于整训完成后，继续攻击训练四个月，以攻坚及强韧抗战为方针，注重据点攻击及诸兵种联合的战斗。[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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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拟从教育行政、教育方法、师资、士兵素质、训练内容等方面，检讨战时的士兵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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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育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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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缺乏整体计划：部队教育训练，应有一个整体一贯的计划，以为实施的依据。抗战时期陆军以军为教育单位，军应该遵照军队阶层教育及部队教育实施纲要规定，就各军编制、装备、过去训练情形，与尔后作战任务，按年度颁发教育训令，师接到军颁教育训令后，即应区分教育期间，策定全期的教育计划，营则指示各连，按照团颁各期间教育计划拟订每周教育实施预定表，如此循序经过各阶层，形成一个整体一贯的计划，以为经常训练的依据，纵因作战或其他任务的关系，也可随时调整。但是事实上，抗战时期陆军各军、师大多缺乏这种全盘的计划，只是临时订定短期教育计划，而且名目繁多，如新兵、战时、暑期、秋季、末期等，所订进度也极低，因此往往会使教育进度，长久停顿于某一阶段，浪费教育时间。[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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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训练无考核无联系：要军队重视训练，必须使训练和人事发生关联的作用，即一个部队的训练成绩，应可影响这个部队人事的升降。如此部队自然重视训练，每一军官自然会修养其学术。如民初奉系军队教育败坏，至于极点，因此战斗力低落，后来经过郭松龄的整军，凡是训练成绩不良，或是不懂教育的军官，无论其阶级是团长或旅长，一律撤职，东北军自此便逐渐强健。[69]国军由于训练未和人事发生联系，致使部队不重视训练，军官“一出学校，便抛开学术不问，只是等候年资，所以他的年龄和他的学术，成了反比例，年龄越大，官位越高，学术越落伍，反不及后来的莘莘学子，成了后来居上”[70]。军中考核不重视训练成绩的另一项结果，则为办教育训练者在军中的地位低落。战时军中的风气为第一等人当师长，第二等人当参谋、幕僚，第三等人到教育机关，第四等人当教官。[71]如胡宗南对那些没有用但是也不好撤差的军官、将领，即常命其办训练或当教官。[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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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后勤补给不良：国军各部队由于后勤、补给工作不良，遂增加士兵不少杂务。据估计，一般部队因领粮、领草、搬物、打柴，每星期竟难得三天的训练，一个连中往往有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人力，经常在打杂，[73]这种情形尤以边远地区为最严重，影响部队训练甚大。1944年8月，委员长蒋介石出席黄山整军会议，对此问题也表示严重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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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部队里面规定每周以六天为教育的时间，但实际的情形怎么样呢？在西北的部队，一般士兵每五天要磨一天的麦子，每十天要抽一天砍柴，其余还要自去筹办副食物，如种蔬菜、放羊、喂马、喂猪，以及运粮、领物等事，再加上不时之点验与校阅，以及各种勤务，事实上他们每周受教育的时间，恐怕最多不过三天，由此就可以证明我们对于部队教育时间的规定，完全不合实际。因此一般士兵教育科目与各种动作训练都不实在，有的入伍已经届满三月或半年，还不知如何瞄准，如何使用表尺与目测距离。每次校阅、点验的时候，一般成绩都很差次，不能真正达到我们的要求，对于这一点，军训部必须研究实际情形，竭力改进，总要使一般士兵具备最基本的作战技术与常识才好。[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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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训部对于这项命令似乎并未达成。事实上，在后勤、补给等技术条件均无法配合下，这项命令实是难以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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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训练不够普及：教育的真义，在训练全员均期可用，国军部队的教育，多偏重于战斗员兵，甚至于战斗兵也只能训练至二分之一，校阅时多派“选手”表演，至于杂兵及佐属人员，均置而不顾，虽间有训练，也多流于形式。[75]据估计，抗战时期国军五百万部队中，有三百万后勤人员，加上军医、军需、文书及勤务人员等，平时均不注意战斗训练，[76]颇为影响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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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重外表不踏实：一般部队的训练，普遍缺乏认真实在的精神。军方高级将领对此多深恶痛绝，如杜聿明即曾在一篇文章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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