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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军队注意外表,而不着实际的实在太多,譬如一个步兵的训练,只注重在操场上的步伐整齐,动作一致,令人一见便认为有训练、有教育,而把如何认识各种兵器性能,如何应用射击技能,如何发挥诸般战斗技能,以达战斗目的之训练要素,完全忽略;又如一个炮的操作,只注重换手时,跳得高,跑得快,声音叫得吓人,而把测量、测地的精密要求和炮兵射击上的诸元计算等重点忽略,各兵种既无适应战斗,近乎战场的敌场设备,更不将适应战斗的各种动作分解教育,绵密实施,于是军队教育,徒有形式而无实效。[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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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麟征也曾指出部队训练的不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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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过去检阅部队,见许多部队训练既不能专精,更不知普及,往往以补助教育的图表、模型,或简单小型的各种设备,来表扬教育成绩,欺骗一般不懂军事的门外汉,或者以选手教育,专门在各兵科中挑选一部少数士兵,编为一连或一排,加强训练,以备应付校阅,或参观,以图欺骗长官,钓誉沽名,以养成一种虚伪欺骗的恶习,把军队优良风气,完全破坏了。风气破坏了,也就无异的把军队的灵魂和精神丧失了,一个部队,如果走上了虚伪欺骗的道路,没有不失败的。[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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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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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忽略机会教育与重点教育:战时教育和平时不同,平时有场所、有时间、有教材、有设备,战时一点都没有,所以战时的教育特别困难。唯一的要诀即是实施机会教育和重点教育。机会教育方面,如在行军时可以教士兵如何搜索;宿营时可以教士兵如何警戒;行军、休息、宿营时可以教士兵山地、河川、隘路、森林、村落、街市等地形的攻防,特种天候的战斗,以及攻击战斗,骑兵攻击敌军所守据点及碉堡的方法,以及小部队的战斗、深入敌后的战斗、游击战、破坏战、防空、防毒等。至于战时部队教育训练的重点,简单地说,即是战争所必须具备的学识与技能。不过在全般军事学术中,各阶层有各阶层所必须具备的学术,在同一阶层中,课目与课目之间,应该有一重点;即在同一课目中,也必须有一重点。国军各部队忽略重点教育的情形,在战前即已存在,如1937年2月,汤恩伯即曾对其第四师干部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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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兵有一种战斗手段,拿步兵来讲,他们战斗手段是火战与白兵战,所以训练应该注重火战,注重白兵战。现在有些部队,每天训练的都是跑步、唱歌、操枪,把火战最重要的各种步兵重火器射击,及与射击有关系的,如土、木工作业等,反而一点都不研究。又如白兵战的刺枪,更谈不上训练。有的部队虽然也有刺枪,但都是“中看不中用”的花枪,把枪当棍用,完全失掉他的效用。其他如炮兵等也是一样。炮兵唯一的能力是火力,但是我们的炮兵训练,只知道操炮、拖炮,对于射击、观测等重要课目,反而不研究。完全本末颠倒,这种训练有什么用呢?[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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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重视实际的现象,在抗战爆发后依然存在,如1938年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陈诚即曾沉痛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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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们训练部队,太注重呆板的形式,太注重不切实用的制式教练,每每士兵几个月不剃头洗澡,但内务不得不求整齐划一,或者持枪、打靶、跑步、前进等可以不学习,而向左转、向右转非求熟练不可。这种怪现象,在平时已经不可原谅,而在抗战开始以后,还是沿用这一套,不但训练士兵用这一套,就是在训练一般智识水准较高的青年学生时也还是这一套。因之我们常发现一些热情的青年,从抗战开始就投入训练班,参加军事训练,可是在“整理内务”上消耗他们的大部精力,在“向左转向右转”上又挫伤了他们的朝气,致使他们发生莫大的苦闷与反感,这就是因为一般担任军事教育者,在抗战开始以后,还没有活用实际教育的能力,因而不能改变原有的训练、教育方式,以应抗战之需要。我认为训练第一要实际、要有机动性,教育也要适应抗战的实际的需要,这才是符合实用教育的意义。[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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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只是一般的情形,也有例外存在,如韩汉英在赴四川“剿共”前,于贵州招得一团新兵,多无射击经验。韩当即实施机会教育,一面进剿,一面利用行军时教新兵练习射击、警戒、搜索等技能,成效良好。[81]又如1938年,第五十二师师长冷欣为了能立即出动作战,特别在该师订出许多单行办法,使训练速成,一是将制式教练和课堂教育减至一二星期;士兵入伍后,一律施予野外训练;变更传统作息时间,每日清晨四时半起床后,全部外出行军,除值岗卫兵,不留一人,行军距离由开始时的十里逐次增至二十里,每日往返达四十里;至野外后,先在树林中平坦地面上课一小时,所讲即系当日操作内容,而后作班、排、连对抗演习,或一方攻击前进;中午休息时,下河洗澡、洗衣、晒衣、作柔软操;下午四时后,整队回营。详细动作由各团自订,师部仅规定进度而已。如此将讲堂、行军、野外、卫生等熔为一炉,加速进入战斗教育。[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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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军训部成立后,三令五申强调战技教育,成效如何,各家观察不一。1946年,军训部长白崇禧代表国府主席校阅国军部队后,作总讲评时表示,自军训部成立后,“对学校教育、军队教育,都特别注重战斗技术的演练与提高,近几年来学校、部队均有进步。”[83]但是第三战区军政长官顾祝同,1944年底对该战区作战人员训话时,仍强调机会教育和重点教育的重要性,认为“现在我们一般部队,对这两点都极端忽略,有的部队,甚至以为非调至后方,赋予充分的时间,不能真正实施教育训练,而事实上有了机会,他们又轻易放过,更没有抓住重点,这样,如何能期其有效呢?”[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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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授方法不良:部分干部不讲求教授方法,以致未收教育效果,如许多士兵能将蒋委员长所著《抗战手本》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对于其中的意思却一句都不懂。[85]战前有些地方部队,反而讲求教授方法,如孙连仲部实施士兵训练时,将不能闭眼睛和胆小怕放枪的士兵,另行编组教育,既可节省时间,又可收到实效;对射击军纪、节省弹药、利用地形、卫兵勤务、哨兵守则等,则编成简而易学的军歌,按照新兵的地域编成小组,由同地域资历较深的士兵,用熟悉的乡音和农民惯用的语汇来讲解教导,新兵极易领悟。[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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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育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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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量不足品质下降:抗战爆发后,干部牺牲极大,同时间所养成的下级干部,在数量上不够供给作战部队的需要,又因养成期间短促,在素质上也较过去为差。由于数量的不敷供给,部队中于是出现许多由士兵行伍升任的干部,“去年的二等兵,有许多今年已升做连长了”,[87]如此军队干部的素质遂呈现普遍低落的严重现象。据估计,1937年时,一个步兵营中有百分之八十的军官出身于军校,[88]但是至1943年时,国军各部队的中、下级干部中,只有百分之二十七左右出身于军校。[89]干部素质的下降,自然不利于部队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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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训练内容不合潮流:传统时期的战争,由于火器简单,火力稀薄,所以采用密集队形;近代以后,由于兵器进步,火力猛烈,为了减少损伤,队伍不得不采疏散队形,甚至班以下,以分散活动者居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军队多采用密集队形,以后则采用疏开队形。1935年,训练总监所颁布的操典,开始采用战斗群的战斗队形和疏开作战。[90]但是采用新式训练方式的部队仍未普遍,如汤恩伯1937年2月即曾指出,第四师“一般干部很少注意到这一点,老是把十年前或五年前的方法训练现在的士兵。这种办法,实在不够。我们以后要有日新月异的精神……再不要把在江西‘剿匪’的方式,一点不加改进的,再拿来训练士兵。”[91]抗战初期,上海战役中曾出现大纵深的面式防御。[92]抗战期间,中央军已多能采用疏开队形运动,只有部分地方部队仍用传统方式训练士兵。如台儿庄之役时,南方卢汉的部队仍用集中队形,伤亡甚大;抗战后期,西北马鸿逵、马步芳的部队也仍未用疏开队形。[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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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士兵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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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战前一位美国军事观察家的观察,中国人“是作军人的极佳材料,具有无穷的耐性,高度的服从权威,加上一个强壮、不易生病的体格。如果能加以适当的训练和配置,让他吃饱穿暖,定期有饷可拿,即使是以我们的标准来看,他也将是个好士兵。”[94]抗战爆发后,生活水准下降,士兵的素质也随之恶化,尤以抗战后期最为严重。如1943年国军送一千八百名新兵至蓝伽(Ramgarh)受训,其中竟有百分之六十八因体格不合标准而被拒绝;另一批被指派参与蓝伽计划的二百人,先是被中国医官淘汰了六十五人,继而又被美国医官淘汰了三十人,最后只有一百零五人被录取。[95]国军士兵体格之差,由此可见一斑。在知识水准方面,根据抗战时期一般的观察,士兵不识字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无科学常识者,几占百分之百。[96]桂南作战之后,一位将领曾于宾阳测验一批由贵州拨补的新兵,文盲占百分之九十七,至于那些百分之二至三的识字者,程度也不够作文书上士。[97]以这种智识水准的士兵,如何能够担任现代机械化的战斗?干部带兵和练兵,均感困难。对于新兵,一方面要施行军事训练,另一方面则要补行国民教育,如教一普通士兵认阿拉伯数字,需两三星期;认米突尺需两三星期;讲弹道抛线也得两三星期,要教到会射击,往往需两三个月。[98]值得注意的是,国军士兵的学习能力颇高。根据盟军的观察,中国士兵接受教育能力强,如火焰喷射器,美国兵学习,需四五天始能使用;中国士兵学习,快则二日,最慢也不过四天。[99]虽然如此,由于逃兵风气的普遍,各部队在教育上,计划和实施每不能一致,更不能施行有系统的一贯教育。换言之,即一年四季均在新兵教育课程中徘徊。在步兵方面,较好者尚可练成班、排的战斗教练,至于特种兵部队,则对此也不可指望。[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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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训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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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训练最重要的内容,可以说是战斗技能。根据抗战时期军界人士的看法,国军部队在战技教育上所存在的缺点,主要有以下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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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射击:战时国军部队的射击技能,实远不如日军。[101]1939年,军训部长白崇禧至各战区视察,发现“有许多士兵,对于表尺的分割,轻机关枪射击方法,很多都不知道,差不多连一个散兵射击军纪也不清楚,不但士兵如此,恐怕一般军官也大都忽略。”[102]同一时期,冯玉祥在校阅部队时也发现,许多部队中最大多数的士兵,打了好几年仗,不但步枪上的表尺不懂得使用,甚至连测量距离也不会,打仗时只是胡乱扳放。[103]国军不但技能差,且不沉着,往往过早发射,甚至一发现敌人,即到处放枪,无异暴露自己的位置,给敌炮以良好的射击目标。相反的,日军官兵则命中精确,非到最近距离,绝不射击。[104]不过国军部队中也有少数射击技能良好,如孙连仲的部队,即以射击技术好而著称,其他部队需要一连兵力防守的阵地,孙仅需一排人即可守住,故能于台儿庄一役获得胜利。[105]又如关麟征的五十二军,射击成绩一般均为百分之六十至七十,最好者甚至在百分之九十以上。[106]五十二军后来由东北撤至台湾,在刘玉章领导下,在射击方面仍为台湾最优秀的一个军。[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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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掷手榴弹:这也是国军不如日军之处。[108]根据一项观察,直至抗战后期,一般国军官兵,对手榴弹的投掷,大多仍失之过早,常被敌人掷回,其原因在于国军部队官兵在作战时,缺乏沉着的工夫,而敌人在攻击我方高地时,则常在远处以大声呼叫的方法,诱使国军官兵过早投掷手榴弹。[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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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近接战斗:战斗情绪的热烈高张,以及勇于牺牲,为国军战斗员最大的长处;冲锋和白刃战,则为国军制胜最有把握的方法。[110]如北伐时期,革命军攻击到了冲锋时机,只要一阵猛冲即可成功。抗战初期,日军也最怕国军的白刃战。但是到了抗战后期,国军出现一个显著的弱点,即一般士兵的劈刺技术比不上敌人,有时两三个士兵尚不能活捉一个敌人,其原因固然是由于国军士兵的营养不足,体力太差,但是劈刺技术的训练不足,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111]此外,冲锋及阵内战,为战斗的最后阶段,以前一切人力、物力的消耗,均需取偿于此,故教育时,对攻击,宜反复演练冲锋及冲入敌阵地的战斗;对防御,宜反复演练敌冲至我阵地,前及冲入我阵地内的战斗要领与逆袭方法。但是一般部队平日的演习,对此多不注意,一至最近距离,常喊“冲锋”、喊“杀”,即算了事,[112]如同视作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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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机动性:行军力和夜战能力强大,可以增加部队的机动性,这在交通不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山地战中,更是军事胜败的关键。1943年常德会战后,举行第四次南岳会议,蒋委员长曾特别检讨增援部队的逐日行程,认为增援部队的行军力,仍有待加强。[113]至于夜间作战的训练,一般均不外着装法、方位判定、静肃行进等课目,至于其他最主要的动作(如分散、集合、联络、袭击、埋伏等),反而付之缺如。并且一般实施的时间过短,大抵每次不过两三小时,除去讲解课目及往返途中的时间,实际教育时间所剩已无几。[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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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式兵器:抗战爆发后,国军许多部队均配备新式武器,有些部队所用兵器甚至比敌军还好,但是国军士兵和下级干部的技术,却普遍不如敌人。兵器的发展日新月异,越是新式,其构造也越复杂,往往将新兵器发下后,部队却使用不好,甚至完全不会使用,以致不能充分发挥新兵器的威力。[115]例如国军因不懂得火网的构成方法,以及侦察阵地和兵力部署的要领,以致往往将一挺机关枪当作一支步枪来用,将机关枪和步枪放置于一处,而不知设于左右两侧,或山头遮蔽处。至于日军,一连人只有九挺机关枪、两三个掷弹筒,但是只要占领了一个据点,马上即构成了火网,因此一挺机关枪可当几十支步枪来用。此外,日军每当攻占一处国军阵地后,即迅速构筑防御工事,因此国军如不能在三小时之内反攻成功,几乎即再无反攻的可能,因为日军在三小时内已将防御工事完成。[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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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的飞机和战车,在中国战场均很少使用,国军虽有战车炮和迫击炮,但是由于缺乏训练,以致不能发挥威力,打击敌人,仍是伤亡大而成功少。[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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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成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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