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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授方法不良：部分干部不讲求教授方法，以致未收教育效果，如许多士兵能将蒋委员长所著《抗战手本》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对于其中的意思却一句都不懂。[85]战前有些地方部队，反而讲求教授方法，如孙连仲部实施士兵训练时，将不能闭眼睛和胆小怕放枪的士兵，另行编组教育，既可节省时间，又可收到实效；对射击军纪、节省弹药、利用地形、卫兵勤务、哨兵守则等，则编成简而易学的军歌，按照新兵的地域编成小组，由同地域资历较深的士兵，用熟悉的乡音和农民惯用的语汇来讲解教导，新兵极易领悟。[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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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育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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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量不足品质下降：抗战爆发后，干部牺牲极大，同时间所养成的下级干部，在数量上不够供给作战部队的需要，又因养成期间短促，在素质上也较过去为差。由于数量的不敷供给，部队中于是出现许多由士兵行伍升任的干部，“去年的二等兵，有许多今年已升做连长了”，[87]如此军队干部的素质遂呈现普遍低落的严重现象。据估计，1937年时，一个步兵营中有百分之八十的军官出身于军校，[88]但是至1943年时，国军各部队的中、下级干部中，只有百分之二十七左右出身于军校。[89]干部素质的下降，自然不利于部队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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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训练内容不合潮流：传统时期的战争，由于火器简单，火力稀薄，所以采用密集队形；近代以后，由于兵器进步，火力猛烈，为了减少损伤，队伍不得不采疏散队形，甚至班以下，以分散活动者居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军队多采用密集队形，以后则采用疏开队形。1935年，训练总监所颁布的操典，开始采用战斗群的战斗队形和疏开作战。[90]但是采用新式训练方式的部队仍未普遍，如汤恩伯1937年2月即曾指出，第四师“一般干部很少注意到这一点，老是把十年前或五年前的方法训练现在的士兵。这种办法，实在不够。我们以后要有日新月异的精神……再不要把在江西‘剿匪’的方式，一点不加改进的，再拿来训练士兵。”[91]抗战初期，上海战役中曾出现大纵深的面式防御。[92]抗战期间，中央军已多能采用疏开队形运动，只有部分地方部队仍用传统方式训练士兵。如台儿庄之役时，南方卢汉的部队仍用集中队形，伤亡甚大；抗战后期，西北马鸿逵、马步芳的部队也仍未用疏开队形。[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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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士兵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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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战前一位美国军事观察家的观察，中国人“是作军人的极佳材料，具有无穷的耐性，高度的服从权威，加上一个强壮、不易生病的体格。如果能加以适当的训练和配置，让他吃饱穿暖，定期有饷可拿，即使是以我们的标准来看，他也将是个好士兵。”[94]抗战爆发后，生活水准下降，士兵的素质也随之恶化，尤以抗战后期最为严重。如1943年国军送一千八百名新兵至蓝伽（Ramgarh）受训，其中竟有百分之六十八因体格不合标准而被拒绝；另一批被指派参与蓝伽计划的二百人，先是被中国医官淘汰了六十五人，继而又被美国医官淘汰了三十人，最后只有一百零五人被录取。[95]国军士兵体格之差，由此可见一斑。在知识水准方面，根据抗战时期一般的观察，士兵不识字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无科学常识者，几占百分之百。[96]桂南作战之后，一位将领曾于宾阳测验一批由贵州拨补的新兵，文盲占百分之九十七，至于那些百分之二至三的识字者，程度也不够作文书上士。[97]以这种智识水准的士兵，如何能够担任现代机械化的战斗？干部带兵和练兵，均感困难。对于新兵，一方面要施行军事训练，另一方面则要补行国民教育，如教一普通士兵认阿拉伯数字，需两三星期；认米突尺需两三星期；讲弹道抛线也得两三星期，要教到会射击，往往需两三个月。[98]值得注意的是，国军士兵的学习能力颇高。根据盟军的观察，中国士兵接受教育能力强，如火焰喷射器，美国兵学习，需四五天始能使用；中国士兵学习，快则二日，最慢也不过四天。[99]虽然如此，由于逃兵风气的普遍，各部队在教育上，计划和实施每不能一致，更不能施行有系统的一贯教育。换言之，即一年四季均在新兵教育课程中徘徊。在步兵方面，较好者尚可练成班、排的战斗教练，至于特种兵部队，则对此也不可指望。[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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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训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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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训练最重要的内容，可以说是战斗技能。根据抗战时期军界人士的看法，国军部队在战技教育上所存在的缺点，主要有以下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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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射击：战时国军部队的射击技能，实远不如日军。[101]1939年，军训部长白崇禧至各战区视察，发现“有许多士兵，对于表尺的分割，轻机关枪射击方法，很多都不知道，差不多连一个散兵射击军纪也不清楚，不但士兵如此，恐怕一般军官也大都忽略。”[102]同一时期，冯玉祥在校阅部队时也发现，许多部队中最大多数的士兵，打了好几年仗，不但步枪上的表尺不懂得使用，甚至连测量距离也不会，打仗时只是胡乱扳放。[103]国军不但技能差，且不沉着，往往过早发射，甚至一发现敌人，即到处放枪，无异暴露自己的位置，给敌炮以良好的射击目标。相反的，日军官兵则命中精确，非到最近距离，绝不射击。[104]不过国军部队中也有少数射击技能良好，如孙连仲的部队，即以射击技术好而著称，其他部队需要一连兵力防守的阵地，孙仅需一排人即可守住，故能于台儿庄一役获得胜利。[105]又如关麟征的五十二军，射击成绩一般均为百分之六十至七十，最好者甚至在百分之九十以上。[106]五十二军后来由东北撤至台湾，在刘玉章领导下，在射击方面仍为台湾最优秀的一个军。[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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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掷手榴弹：这也是国军不如日军之处。[108]根据一项观察，直至抗战后期，一般国军官兵，对手榴弹的投掷，大多仍失之过早，常被敌人掷回，其原因在于国军部队官兵在作战时，缺乏沉着的工夫，而敌人在攻击我方高地时，则常在远处以大声呼叫的方法，诱使国军官兵过早投掷手榴弹。[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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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近接战斗：战斗情绪的热烈高张，以及勇于牺牲，为国军战斗员最大的长处；冲锋和白刃战，则为国军制胜最有把握的方法。[110]如北伐时期，革命军攻击到了冲锋时机，只要一阵猛冲即可成功。抗战初期，日军也最怕国军的白刃战。但是到了抗战后期，国军出现一个显著的弱点，即一般士兵的劈刺技术比不上敌人，有时两三个士兵尚不能活捉一个敌人，其原因固然是由于国军士兵的营养不足，体力太差，但是劈刺技术的训练不足，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111]此外，冲锋及阵内战，为战斗的最后阶段，以前一切人力、物力的消耗，均需取偿于此，故教育时，对攻击，宜反复演练冲锋及冲入敌阵地的战斗；对防御，宜反复演练敌冲至我阵地，前及冲入我阵地内的战斗要领与逆袭方法。但是一般部队平日的演习，对此多不注意，一至最近距离，常喊“冲锋”、喊“杀”，即算了事，[112]如同视作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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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机动性：行军力和夜战能力强大，可以增加部队的机动性，这在交通不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山地战中，更是军事胜败的关键。1943年常德会战后，举行第四次南岳会议，蒋委员长曾特别检讨增援部队的逐日行程，认为增援部队的行军力，仍有待加强。[113]至于夜间作战的训练，一般均不外着装法、方位判定、静肃行进等课目，至于其他最主要的动作（如分散、集合、联络、袭击、埋伏等），反而付之缺如。并且一般实施的时间过短，大抵每次不过两三小时，除去讲解课目及往返途中的时间，实际教育时间所剩已无几。[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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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式兵器：抗战爆发后，国军许多部队均配备新式武器，有些部队所用兵器甚至比敌军还好，但是国军士兵和下级干部的技术，却普遍不如敌人。兵器的发展日新月异，越是新式，其构造也越复杂，往往将新兵器发下后，部队却使用不好，甚至完全不会使用，以致不能充分发挥新兵器的威力。[115]例如国军因不懂得火网的构成方法，以及侦察阵地和兵力部署的要领，以致往往将一挺机关枪当作一支步枪来用，将机关枪和步枪放置于一处，而不知设于左右两侧，或山头遮蔽处。至于日军，一连人只有九挺机关枪、两三个掷弹筒，但是只要占领了一个据点，马上即构成了火网，因此一挺机关枪可当几十支步枪来用。此外，日军每当攻占一处国军阵地后，即迅速构筑防御工事，因此国军如不能在三小时之内反攻成功，几乎即再无反攻的可能，因为日军在三小时内已将防御工事完成。[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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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的飞机和战车，在中国战场均很少使用，国军虽有战车炮和迫击炮，但是由于缺乏训练，以致不能发挥威力，打击敌人，仍是伤亡大而成功少。[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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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成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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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补充大量干部士兵：干部方面，抗战时期国军干部的补充，能够源源不匮，实缘于干部训练机构的组织，尚属健全。至于士兵，当抗战爆发时，国军训练新兵的经验依然不足。训练新兵的实验，始于1936年，至该年年底时，已有约五十万人经过训练。在八年抗战期间，国军共训练了约一千二百万名士兵，平均每年训练士兵达一百五十万人，勉能应付作战的需要。[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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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办理良好的训练机构，确实能够使官兵习得新知识和新技能，提高战力。如第八军1940年成立的干部训练班，每期训练时间仅十四天，轮流调训排长以上至师长的各级干部，其目的在改变旧有的训练方式，专以战斗为主，将单兵以至班、排、连一些必要的实战动作，作实弹对抗示范演习，并于结业后三个月，举行全军校阅，校阅项目即以干训班所授课目为主。根据一项评估，此一训练使得全军训练风气为之一变，日后在滇西攻克松山、龙陵，以及鲁东“戡乱”，每有良好战绩，成为有数劲旅，均与此一训练有关。[119]又如抗战末期军事委员会所设立的驻滇干部训练团及驻桂干部训练团，借助盟军教育经验，学习新武器、器材使用方法及教育方法，其成就俱已表现于滇、缅、桂、湘诸会战中。[120]更是大家所熟知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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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沟通地方部队观念：战时国军各部队的地方色彩，依然十分浓厚，部队训练可沟通各部队的观念，甚至有助于国军的中央化。以第五战区为例，该战区中除了广西部队和中央军之外，尚包括旧西北军、奉军、直鲁军、川军等部，不下数十万人。战前各霸一方，抗战爆发后，虽并肩作战，但是仍难尽泯前嫌，融合无间。因此战区内的干部训练班，除了提高战斗精神，检讨作战经验，增进战斗技能外，并可使各种不同系统的部队官长相互沟通，增加共识，进而使这支数十万训练、装备、纪律均无足言的“杂牌”部队，能够协同合作，与日军在黄河以南、长江之北，缠斗数年，且迭获胜利，[121]自有其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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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训练不足，战力降低：抗战时期由于部队训练人数大增，但是新兵素质低落，加以训练时间有限，因此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一般部队的素质和战力均较战前为差。如刘汝明战前在察哈尔练兵，所属官兵均来自冀、察、鲁、豫各省，新兵入伍需先送教导队，受半年严格训练（包括铁杠、木马、劈刀、打拳、刺枪、长跑、过障碍、制式教练、战斗教练等），其间每天户外教练至少六小时，室内上课也有四小时。有了相当基础，方才分发至部队继续训练。出身较好和学、术科成绩优秀者，再选拔送入军士队受训，训毕至各部队任班长。教导队中主持教育，担任教官、队职官者，均为正式军校出身，从各单位挑选出来的优秀干部。至抗战时期，部队伤亡过大，以后虽有补充，但是训练不足，纵能艰苦作战，战斗力究不如前。[122]此外，由于战时炽盛的逃亡风气和流水似的补充，使得精实的训练无法实施，战力遂因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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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干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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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部队干部教育，可分为巡回教育和干训团（班）教育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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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巡回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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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抗战爆发后，对于步兵的干部教育，除了由步兵学校加设短期教育班次，广设召集教育外，曾先后设立以下各类为期半年的巡回教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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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步兵巡回教育班：1938年秋成立，教育对象为各战区或待机部队连、排长，教育地点包括长江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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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北巡回教育班：1939年春成立，教育对象为步、骑兵部队，教育地带为甘、宁、青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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